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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呼声日高的中国政治参与中,政府处于怎样的位置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本文简述了市场经济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并将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过渡到政治参与,指出我国应该走政府主导下的政治参与之路。
关键词市场经济 政治参与 政府主导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0-156-02
肯尼斯·阿罗指出,政治参与与市场机制是民主制度中社会选择的两种基本方式。市场机制在私人领域发挥作用,市场领域的互动解决个人利益问题;政治参与在公共政治领域运作,实现公共利益的满足。纵观当今世界,市场体制可谓五花八门,政治参与也是形态各异,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我们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
笼统地讲,市场经济的到来带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但政治参与并非是市场经济的特产。早在市场经济之前,政治参与便已存在,典型代表是古希腊雅典的城邦政治生活,在雅典城邦,政治参与与城邦公民几乎划上等号,参与政治生活是雅典人成为公民的必然选择。
但正如市场交换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一样,在市场经济来到世间之前,政治参与也是少数人的事情。市场交换的壮大扩展了来自民间的利益要求和力量,市民社会开始形成并日渐成熟,更多的利益主体向政治权力提出了要求,参与并影响政治权力进而实现自己的利益成为一种时髦和必然的趋势。
正是这样的历史演进,使得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进而揭示了这两种机制的内在联系:政治参与的程度、方式取决于市场机制的现实程度,市场经济模式构成政治参与模式的内在规定性。概括地讲,有多少种市场经济就有多少种政治参与。但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在各国的表现迥异,即便可以简单区分为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日本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北欧的福利市场经济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代表的几种类型。但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即使可在理论上归于同一模式的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也存在着差异和各自特色。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及政治参与千差万别,这种差别客观存在,不可避免,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参与模式都具有唯一性,不可复制。
政治参与的关键在于有其生产发育的土壤。土壤由复杂的成分构成,这意味着政治参与的情势也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构成,其中市场经济是重要的部分。市场经济通过两种途径为政治参与开辟了道路,一方面市场经济促进财富积累,利益主体得以分化并不断壮大,形成了政治参与的需要与实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壮大了市民社会,一股自下而上的强大力量开始站立在政府的对面,政府权力被限制,公权力逐渐对私权利采取忍让直至积极保障的态度,为政治参与创造了自由而广阔的天地。
这正是中国把建设市场经济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前的原因。没有市场经济的中国,贫穷是主旋律,民众无法把自己的幸福与国家、政府的稳定捆绑在一起,食不果腹的无产者更多关注的是暴力推翻政府的革命而非基于参与的变革;在那种境况下,一旦放权于民,鼓励政治参与,其结果不是暴乱就是分裂。明智的选择是通过市场经济增加国民的财富,使无产者成为有产者,一旦流浪汉有了自己的财产,他的想法就会迅速转变,由政府的反对者变为政府的拥趸,不再希望天下大乱后好趁火打劫,而是希望四海升平,其得以安享幸福生活,并希望且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影响政府的方向和举动,进而将自己的那份财产和利益变得更多更稳固。这自然也是既有政府偏爱的道路。
道理是简单的,操作是复杂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推行了三十年,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建设更是世人瞩目,昔日的“穷光蛋”如今住上了商品房、开起了小汽车,政治参与的要求、意识乃至行动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三十年前经济大潮中弄潮是一种风流,而今寻求政治参与的满足感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但正如当初搞不清市场、计划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样,今天我们同样面临着政治参与的困惑:我们如何参与。
在言必称美国的今天,许多人把界定中国应有政治参与的审美目光投向了美国,甚至希望中国也建立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以此为中国建立美国式的政治参与建立经济基础。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更是危险的想法。古老的东方有着自己的哲学,将异邦看去美丽的仙草移植到中国来,或许只能长出面目全非的毒草。
首先,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无法移植欧美。市场机制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发挥作用,即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笔者以为,只要把握住了这三点,市场经济的精髓便心领神会;无论具体表现为何,只要能把这三种机制贯彻实施,便是建立了市场体制。差别存在于每种机制的实现程度,而且这种差别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比如竞争,成熟的自由主义形态下,公平的竞争是其核心价值取向,而在缺乏信用的社会,自由的竞争可能带来无尽的欺诈,市场很可能在伪君子们的阴谋下葬送。就如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刚刚起步,像刚学走路的小儿,离开了大人的扶持,就容易摔跤。这决定我们的市场经济必然离不开政府的主导。
所谓中国特色,在今天看来,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
1.在所有制结构上,建立和完善了公有制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结构。国家鼓励个体、私营和其他非公有制成分发展,把它们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初级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中要占大多数或优势,并体现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上。
2.在分配结构上,建立和完善了劳动分配为主体的多要素分配并存结构。这种分配结构既强调资本、土地、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凭借所有权参与分配,又强调市场型按劳分配的机制和原则,同时政府又通过工资、奖金、税收、公共福利、社会保障等手段和机制,防止分配不公,调节个人收入的过分悬殊,以促进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3.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建立和完善了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的同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建立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双强”格局,使国家的经济职能充分有效地行使。同时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形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运行机制。
4.在对外开放上,建立和完善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形态。 我国积极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已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多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但是,在积极利用外国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又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从而使我国的对外开放保持了独立的形态。
独特的市场经济模式规定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在笔者看来,概括如下,
1.在政治参与主体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党员是参政的核心力量,各民主党派是政治参与的生力军;而代表公有制经济的各类企业、团体、专家、联合体等成为政治参与的主力;代表私营经济利益的企业家、社团等不断壮大,开始与公有制经济抗衡,为自己寻求政治支持;普通公民,尤其是农民和城市普通居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较低。
2.在政治参与的途径方式上,受到严格控制,以官方参与途径为主,民间参与途径狭窄并受到挤压。就官方的参与途径而言,党代会、人代会、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政治参与的三大核心路径。此外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可通过座谈会、担任公职、社会调研等途径参与党和政府的决策、参与政府管理、监督政府等,公民还可以通过上访表达自己的要求和观点。就民间的参与方式而言,普通公民和社会团体可以通过各类媒体、互联网、合法集会、公开言论、政治接触,甚至行贿、群体事件等非法方式影响政府决策和行动。
3.在参与的程度及效果上,由于政治参与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参与的程度和效果较为肤浅,对政治权力的运行影响不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的壮大与分化,来自民间的政治力量所形成的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在不断加强,政府开始在各种利益冲突中学会互动。
4.在政治参与的领域层次方面,不同领域不同层次都有政治参与的痕迹,其中意在影响地方政府的政治参与比较活跃,尤其是市县级政府层面上;对于关乎民生的领域,政治参与比较浓烈,如政府定价、医疗改革、社保改革等,民众的参与意识较强。
5.在参与意识方面呈现不断加强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可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可以通过自己的投票或言论改变政府现状。但我国政治参与的总体特征依然是政府主导或说政府管制下的政治参与,这是政治参与领域的中国特色。
具有自由主义情怀的一部分国人自然是对政府主导之下的政治参与表示不满,从专制主义阴影中突围的中国人在看到欧美式的自由主义政治参与后必然充满了向往和渴望。这在情理道义上是可以理解和支持的。但感情的冲动不懂代替理性的思考。正如中国建设市场经济不会一蹴而就并离不开政府调控,中国的政治参与也同样要在循序渐进中前行并接受政府的安排。
首先,中国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稳定,在政治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求得稳定就需要对政治参与予以必要的管制。发展经济需要稳定的环境,但政治参与是把双刃剑,用得不好会带来麻烦,动荡的非洲已然是政治参与失控的典范,中国不能像他们那样误入歧途。政治参与的失控源自政治参与的需求与政治制度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在一国政治制度不完善而无法容纳现实的政治参与需求时,失控难以避免。所以在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之前,必须对政治参与予以必要的管控,让政治参与控制在制度的承载范围之内,合理引导,加强监管。随着制度的逐步完善,再逐步放大政治参与的力度,稳步推进。否则政治参与就会如决堤的洪水,四处泛滥,制度、法律将不复存在,整个国家陷入无序。
其次,我国的市场经济现状决定了政治参与需要政府主导。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呈不均衡状态,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城乡差异等比较明显,这直接导致不同人群的博弈能力也存在差异,比如农民和城镇居民在政治表达方面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几乎无可比性。如果政府放任自流,不加干预,其结果是政治参与将成为一部分人的游戏,如国企的游戏、东区地区的游戏、城市人的游戏,另外一些人则可能成为政治运作的局外人,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再次,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为政府管理政治参与提供了保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得我国政府掌控社会利益的能力非常强大,公有制经济成为政治参与的最大力量。政府可以通过对公有制经济的操控与其他政治力量互动。一方面,我国确立了公有制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劳动分配为主体的多要素分配并存结构,这种结构保证了政治参与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为其他力量的参与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空间。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调整,成为政府干预政治参与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我国建立和完善了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的同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通过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干预社会经济。这也是我国政治参与的运行机制,即政府主导的政治参与运行机制,在充分尊重、调动和保障社会成员参与政治活动积极性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的引导、教育、规范,“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第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政治参与需要政府引导。我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建立完善的过程中,与发达国家的市场体系和机制相比,还很不成熟。具体而言是市场意识不强、利益主体不独立、利益分化不充分、竞争无序、规则不成熟,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政治参与主体缺乏独立性、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政治参与能力欠缺。再加上几千年专制主义和计划经济毒瘤的影响,我国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和参政能力比较孱弱。就像我们的老板们需要政府不断告诫甚至用处罚来教育他们诚信经营一样,政府也要教会国人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如何在政治运作中保障自己的权益。政治社会化是当前中国政治参与建设的必修课。
总之,与先有政治参与后有政府的美国不同,我国的政府体制早已存在,政治参与则是新生事物。政治参与无法回避政府,两者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让政府主导政治参与向着理性发展应该是我们最好的选择。这不是缺乏明证的臆想,而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动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于建嵘,毛里和子.政治发展:东亚经验和中国特色.南方周末.2008年11月20日.
关键词市场经济 政治参与 政府主导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0-156-02
肯尼斯·阿罗指出,政治参与与市场机制是民主制度中社会选择的两种基本方式。市场机制在私人领域发挥作用,市场领域的互动解决个人利益问题;政治参与在公共政治领域运作,实现公共利益的满足。纵观当今世界,市场体制可谓五花八门,政治参与也是形态各异,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我们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
笼统地讲,市场经济的到来带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但政治参与并非是市场经济的特产。早在市场经济之前,政治参与便已存在,典型代表是古希腊雅典的城邦政治生活,在雅典城邦,政治参与与城邦公民几乎划上等号,参与政治生活是雅典人成为公民的必然选择。
但正如市场交换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一样,在市场经济来到世间之前,政治参与也是少数人的事情。市场交换的壮大扩展了来自民间的利益要求和力量,市民社会开始形成并日渐成熟,更多的利益主体向政治权力提出了要求,参与并影响政治权力进而实现自己的利益成为一种时髦和必然的趋势。
正是这样的历史演进,使得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进而揭示了这两种机制的内在联系:政治参与的程度、方式取决于市场机制的现实程度,市场经济模式构成政治参与模式的内在规定性。概括地讲,有多少种市场经济就有多少种政治参与。但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在各国的表现迥异,即便可以简单区分为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日本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北欧的福利市场经济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代表的几种类型。但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即使可在理论上归于同一模式的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也存在着差异和各自特色。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及政治参与千差万别,这种差别客观存在,不可避免,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参与模式都具有唯一性,不可复制。
政治参与的关键在于有其生产发育的土壤。土壤由复杂的成分构成,这意味着政治参与的情势也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构成,其中市场经济是重要的部分。市场经济通过两种途径为政治参与开辟了道路,一方面市场经济促进财富积累,利益主体得以分化并不断壮大,形成了政治参与的需要与实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壮大了市民社会,一股自下而上的强大力量开始站立在政府的对面,政府权力被限制,公权力逐渐对私权利采取忍让直至积极保障的态度,为政治参与创造了自由而广阔的天地。
这正是中国把建设市场经济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前的原因。没有市场经济的中国,贫穷是主旋律,民众无法把自己的幸福与国家、政府的稳定捆绑在一起,食不果腹的无产者更多关注的是暴力推翻政府的革命而非基于参与的变革;在那种境况下,一旦放权于民,鼓励政治参与,其结果不是暴乱就是分裂。明智的选择是通过市场经济增加国民的财富,使无产者成为有产者,一旦流浪汉有了自己的财产,他的想法就会迅速转变,由政府的反对者变为政府的拥趸,不再希望天下大乱后好趁火打劫,而是希望四海升平,其得以安享幸福生活,并希望且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影响政府的方向和举动,进而将自己的那份财产和利益变得更多更稳固。这自然也是既有政府偏爱的道路。
道理是简单的,操作是复杂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推行了三十年,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建设更是世人瞩目,昔日的“穷光蛋”如今住上了商品房、开起了小汽车,政治参与的要求、意识乃至行动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三十年前经济大潮中弄潮是一种风流,而今寻求政治参与的满足感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但正如当初搞不清市场、计划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样,今天我们同样面临着政治参与的困惑:我们如何参与。
在言必称美国的今天,许多人把界定中国应有政治参与的审美目光投向了美国,甚至希望中国也建立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以此为中国建立美国式的政治参与建立经济基础。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更是危险的想法。古老的东方有着自己的哲学,将异邦看去美丽的仙草移植到中国来,或许只能长出面目全非的毒草。
首先,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无法移植欧美。市场机制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发挥作用,即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笔者以为,只要把握住了这三点,市场经济的精髓便心领神会;无论具体表现为何,只要能把这三种机制贯彻实施,便是建立了市场体制。差别存在于每种机制的实现程度,而且这种差别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比如竞争,成熟的自由主义形态下,公平的竞争是其核心价值取向,而在缺乏信用的社会,自由的竞争可能带来无尽的欺诈,市场很可能在伪君子们的阴谋下葬送。就如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刚刚起步,像刚学走路的小儿,离开了大人的扶持,就容易摔跤。这决定我们的市场经济必然离不开政府的主导。
所谓中国特色,在今天看来,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
1.在所有制结构上,建立和完善了公有制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结构。国家鼓励个体、私营和其他非公有制成分发展,把它们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初级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中要占大多数或优势,并体现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上。
2.在分配结构上,建立和完善了劳动分配为主体的多要素分配并存结构。这种分配结构既强调资本、土地、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凭借所有权参与分配,又强调市场型按劳分配的机制和原则,同时政府又通过工资、奖金、税收、公共福利、社会保障等手段和机制,防止分配不公,调节个人收入的过分悬殊,以促进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3.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建立和完善了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的同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建立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双强”格局,使国家的经济职能充分有效地行使。同时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形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运行机制。
4.在对外开放上,建立和完善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形态。 我国积极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已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多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但是,在积极利用外国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又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从而使我国的对外开放保持了独立的形态。
独特的市场经济模式规定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在笔者看来,概括如下,
1.在政治参与主体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党员是参政的核心力量,各民主党派是政治参与的生力军;而代表公有制经济的各类企业、团体、专家、联合体等成为政治参与的主力;代表私营经济利益的企业家、社团等不断壮大,开始与公有制经济抗衡,为自己寻求政治支持;普通公民,尤其是农民和城市普通居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较低。
2.在政治参与的途径方式上,受到严格控制,以官方参与途径为主,民间参与途径狭窄并受到挤压。就官方的参与途径而言,党代会、人代会、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政治参与的三大核心路径。此外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可通过座谈会、担任公职、社会调研等途径参与党和政府的决策、参与政府管理、监督政府等,公民还可以通过上访表达自己的要求和观点。就民间的参与方式而言,普通公民和社会团体可以通过各类媒体、互联网、合法集会、公开言论、政治接触,甚至行贿、群体事件等非法方式影响政府决策和行动。
3.在参与的程度及效果上,由于政治参与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参与的程度和效果较为肤浅,对政治权力的运行影响不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的壮大与分化,来自民间的政治力量所形成的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在不断加强,政府开始在各种利益冲突中学会互动。
4.在政治参与的领域层次方面,不同领域不同层次都有政治参与的痕迹,其中意在影响地方政府的政治参与比较活跃,尤其是市县级政府层面上;对于关乎民生的领域,政治参与比较浓烈,如政府定价、医疗改革、社保改革等,民众的参与意识较强。
5.在参与意识方面呈现不断加强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可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可以通过自己的投票或言论改变政府现状。但我国政治参与的总体特征依然是政府主导或说政府管制下的政治参与,这是政治参与领域的中国特色。
具有自由主义情怀的一部分国人自然是对政府主导之下的政治参与表示不满,从专制主义阴影中突围的中国人在看到欧美式的自由主义政治参与后必然充满了向往和渴望。这在情理道义上是可以理解和支持的。但感情的冲动不懂代替理性的思考。正如中国建设市场经济不会一蹴而就并离不开政府调控,中国的政治参与也同样要在循序渐进中前行并接受政府的安排。
首先,中国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稳定,在政治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求得稳定就需要对政治参与予以必要的管制。发展经济需要稳定的环境,但政治参与是把双刃剑,用得不好会带来麻烦,动荡的非洲已然是政治参与失控的典范,中国不能像他们那样误入歧途。政治参与的失控源自政治参与的需求与政治制度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在一国政治制度不完善而无法容纳现实的政治参与需求时,失控难以避免。所以在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之前,必须对政治参与予以必要的管控,让政治参与控制在制度的承载范围之内,合理引导,加强监管。随着制度的逐步完善,再逐步放大政治参与的力度,稳步推进。否则政治参与就会如决堤的洪水,四处泛滥,制度、法律将不复存在,整个国家陷入无序。
其次,我国的市场经济现状决定了政治参与需要政府主导。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呈不均衡状态,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城乡差异等比较明显,这直接导致不同人群的博弈能力也存在差异,比如农民和城镇居民在政治表达方面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几乎无可比性。如果政府放任自流,不加干预,其结果是政治参与将成为一部分人的游戏,如国企的游戏、东区地区的游戏、城市人的游戏,另外一些人则可能成为政治运作的局外人,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再次,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为政府管理政治参与提供了保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得我国政府掌控社会利益的能力非常强大,公有制经济成为政治参与的最大力量。政府可以通过对公有制经济的操控与其他政治力量互动。一方面,我国确立了公有制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劳动分配为主体的多要素分配并存结构,这种结构保证了政治参与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为其他力量的参与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空间。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调整,成为政府干预政治参与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我国建立和完善了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的同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通过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干预社会经济。这也是我国政治参与的运行机制,即政府主导的政治参与运行机制,在充分尊重、调动和保障社会成员参与政治活动积极性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的引导、教育、规范,“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第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政治参与需要政府引导。我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建立完善的过程中,与发达国家的市场体系和机制相比,还很不成熟。具体而言是市场意识不强、利益主体不独立、利益分化不充分、竞争无序、规则不成熟,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政治参与主体缺乏独立性、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政治参与能力欠缺。再加上几千年专制主义和计划经济毒瘤的影响,我国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和参政能力比较孱弱。就像我们的老板们需要政府不断告诫甚至用处罚来教育他们诚信经营一样,政府也要教会国人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如何在政治运作中保障自己的权益。政治社会化是当前中国政治参与建设的必修课。
总之,与先有政治参与后有政府的美国不同,我国的政府体制早已存在,政治参与则是新生事物。政治参与无法回避政府,两者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让政府主导政治参与向着理性发展应该是我们最好的选择。这不是缺乏明证的臆想,而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动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于建嵘,毛里和子.政治发展:东亚经验和中国特色.南方周末.2008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