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l937年l2月13日南京沦陷后，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社会各界名流云集武汉。然而，由于缺乏组织者，难以形成一股凝聚力和一呼百应的宣传效果。国民党的CC系、复兴社则竭力鼓噪“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宣称“今天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更造成思想界的混乱。文化界翘首以待一位能拨开阴翳的领军人物来指引正确的航向。
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郭沫若于1938年初相继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和政治部下属第三厅厅长。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内外有着崇高的地位和威信，更具有卓越非凡的组织能力和人格魅力；鲁迅逝世后，郭沫若成为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在文化界有着巨大的感召力。他俩携手出山，精诚合作，如双子星座，相互辉映，深为社会各救亡团体、各界名流信服。周恩来、郭沫若以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为阵地，在武汉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深入人心，广泛唤醒了人们保家卫国的民族意识。
周恩来与郭沫若早在南昌起义时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27年8月17日，周恩来和李一氓在广昌介绍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未公开党员身份）。起义部队汕头军事失利后，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亲自安排郭沫若到日本避难。1937年7月下旬，郭沫若基于民族大义，毅然别妻抛儿，冒着生命危险秘密返回祖国，投笔请缨。1938年元旦，郭沫若在广州接到陈诚从武汉发来的电报，言“有要事相商，望即命驾”。当时八路军早已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周恩来也于1937年12月18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郭沫若渴慕见到阔别多年的战友，遂于1938年1月6日起程赴武汉。10日，即抵汉口的第二天，郭沫若来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拜见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
陈诚电邀郭沫若来汉是想请他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国民政府装点门面，达到既笼络人才，又显示蒋介石对政府进行了改组的目的。郭沫若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坦诚地向周恩来表示，不愿到国民政府去任职。他认为：一则“自己耳朵聋，不适宜做这样的工作”；二则觉得“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三则认为自己如能“处在自由地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且“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的”。周恩来对郭沫若的这些顾虑表示理解，同时耐心做说服工作。周恩来强调政治部第三厅作为一个政权组织的重要作用，可以利用它为全面抗战做许多事情。目前是要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到前线去、到后方去，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有了“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周恩来恳切地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听了周恩来推心置腹的剖析，郭沫若欣然同意担任第三厅厅长，但是希望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公开地、痛痛快快地工作”。周恩来又劝慰他服从党的需要，还是以非党人士的身份忍受内心的“寂寞”。周恩来如此安排，既是便于团结大多数，也是为了减少郭沫若工作的阻力和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蒋介石、陈诚在三厅副厅长和其他人员的人事安排上企图架空郭沫若，逼他就范。此举遭到郭沫若的断然拒绝，并以出走长沙相抗争。周恩来支持郭沫若的这一斗争行动，嘱咐他“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由于周恩来、郭沫若的坚决斗争，第三厅的组织工作搁浅，蒋介石、陈诚不得不做出让步。周恩来立即委派当时已与郭沫若成婚的于立群携自己的亲笔信到长沙，明确表示“我根据他（指陈诚）谈话情形，认为你可以干”，还叮嘱郭沫若“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以便依此作第三厅工作方针”。在党性、友情、爱情的召唤下，郭沫若于3月1日回到武汉，并向陈诚提出3个条件：一、工作计划由我们提出，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应该不受限制；二、人事问题应有相对的自由；三、事业费要确定，预算由我们提出。陈诚被迫全部应允。基于此，周恩来、郭沫若才于3月28日第一次出席政治部部务会议（此前召开的十三次部务会议周恩来和郭沫若均拒绝参加）。4月1日，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昌昙华林正式成立。三厅设立3个处，每处又设立3个科，编制300人。下辖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漫画队、1个电影制片厂、5个电影放映队及孩子剧团，总数达3000多人。三厅各处室、科室及下属单位的负责人中，有胡愈之、田汉、阳翰生、徐悲鸿、冯乃超、冼星海、洪琛等文化界名流。他们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可谓群英毕集，盛极一时。
周恩来、郭沫若一旦联手，其巨大的号召力和惊人的办事效率就充分显示出来了。4月7日，即第三厅成立的第7天，他们就领导三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周恩来和郭沫若对宣传的对象、范围、方式以及力求达到的效果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协商和部署，活动开展得有条不紊，每天都有一个主要节目，几十个演剧队和数百个宣传队深入武汉的市井里巷和郊区农村，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武汉三镇的上空。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如此称道：“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形成了空前的团结景象。
6月下旬，周恩来与郭沫若又制定了更大规模的“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活动计划，其高潮就是献金运动。三厅成立前，政治部也组织过3天的募捐活动，结果只筹到区区4000多元。而这次献金运动在周恩来、郭沫若的精心组织和发动下，得到武汉人民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响应，短短5天内，50多万人次参加了献金，总额达100多万元。献金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体现了武汉人民和各界人士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两次献金活动效果的强烈反差，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深得人心，也体现了周恩来、郭沫若巨大的号召力和超强的组织能力。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和郭沫若一起出席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中国学联代表大会、孩子剧团会演等各界组织的活动。在这些集会、纪念会上，他俩均发表演讲，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来阐述团结抗战这一共同的主题，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各界进步力量紧密团结的坚定立场。
周恩来与郭沫若是一对诤友，工作中互相支持、坦诚相待，其中也有同志间的严肃批评和帮助。1938年7月下旬，郭沫若因不满国民党破坏抗战的行径，同时又不愿在新提升为政治部秘书长的贺衷寒手下工作，便想辞去第三厅厅长之职，连续3天待在位于珞珈山的家中不去三厅办公。周恩来把郭沫若请到家中，在晚餐桌上第一次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要郭沫若“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得忍受”。郭沫若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周恩来的批评，第二天即恢复了工作。对郭沫若办的《救亡日报》，周恩来则真诚地指出，“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他还建议“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遵照这一指示，《救亡日报》越办越好，在华南、香港、海外等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社会上，周恩来十分注意树立郭沫若的威望，不论什么场合，他都尊称郭沫若为“郭老”或“沫若先生”。1938年夏，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传达，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郭沫若对周恩来更是由衷地敬佩，他虽然年长周恩来6岁，但一直尊称周恩来为“周公”。他在《洪波曲》中这样写道：“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对，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钟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动。”能得到风流儒雅的一代宗师如此之叹服者，实属凤毛麟角。
生活上，周恩来对郭沫若关心备至。l938年4月底，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郭沫若和于立群由汉口太和街搬到武汉大学风景秀丽的珞珈山公寓居住。郭沫若对此十分感激，他称赞这里是“武汉三镇的世外桃源”。从寓所到武昌昙华林三厅办公地点，坐车只需20分钟左右，免除了此前江南、江北的舟车劳顿。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搬到珞珈山，就住在郭沫若家正上面的一栋。两家往来十分密切，工作之余常一起到山上、湖畔漫步，一起招待来访的各界人士。郭沫若对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十分留恋，他说：“有这样的湖山，有这样的好邻居，我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总要以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
8月底，由于局势紧张，郭沫若搬到位于汉口鄱阳街一号的杨森花园，部署三厅人员的疏散工作。10月21日，周恩来搬到鄱阳街与郭沫若住在一起。撤离在即，念及到要与朝夕相处的战友分手，郭沫若心中隐隐地感觉到一种怅惘。10月24日，已能听到汉口北郊日军的枪炮声，国民党的要员早已远走高飞，只有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以及个别国民党地方官员如汉口市市长吴国桢等，坚持到25日凌晨才最后撤离。撤离前，周恩来还到新华日报社口授“社论”，以坚定口吻宣布：“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郭沫若临行前也为《扫荡报》写下了《武汉永远是我们的》的“告别社论”和向日军进行反战宣传的宣传词。周恩来、郭沫若在紧急关头临危不乱，其大无畏的气概和掷地有声的誓言，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周恩来有一句名言：“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这正是对他和郭沫若在武汉这段时间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结下的战斗情谊的真实写照。文
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郭沫若于1938年初相继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和政治部下属第三厅厅长。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内外有着崇高的地位和威信，更具有卓越非凡的组织能力和人格魅力；鲁迅逝世后，郭沫若成为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在文化界有着巨大的感召力。他俩携手出山，精诚合作，如双子星座，相互辉映，深为社会各救亡团体、各界名流信服。周恩来、郭沫若以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为阵地，在武汉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深入人心，广泛唤醒了人们保家卫国的民族意识。
周恩来与郭沫若早在南昌起义时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27年8月17日，周恩来和李一氓在广昌介绍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未公开党员身份）。起义部队汕头军事失利后，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亲自安排郭沫若到日本避难。1937年7月下旬，郭沫若基于民族大义，毅然别妻抛儿，冒着生命危险秘密返回祖国，投笔请缨。1938年元旦，郭沫若在广州接到陈诚从武汉发来的电报，言“有要事相商，望即命驾”。当时八路军早已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周恩来也于1937年12月18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郭沫若渴慕见到阔别多年的战友，遂于1938年1月6日起程赴武汉。10日，即抵汉口的第二天，郭沫若来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拜见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
陈诚电邀郭沫若来汉是想请他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国民政府装点门面，达到既笼络人才，又显示蒋介石对政府进行了改组的目的。郭沫若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坦诚地向周恩来表示，不愿到国民政府去任职。他认为：一则“自己耳朵聋，不适宜做这样的工作”；二则觉得“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三则认为自己如能“处在自由地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且“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的”。周恩来对郭沫若的这些顾虑表示理解，同时耐心做说服工作。周恩来强调政治部第三厅作为一个政权组织的重要作用，可以利用它为全面抗战做许多事情。目前是要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到前线去、到后方去，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有了“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周恩来恳切地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听了周恩来推心置腹的剖析，郭沫若欣然同意担任第三厅厅长，但是希望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公开地、痛痛快快地工作”。周恩来又劝慰他服从党的需要，还是以非党人士的身份忍受内心的“寂寞”。周恩来如此安排，既是便于团结大多数，也是为了减少郭沫若工作的阻力和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蒋介石、陈诚在三厅副厅长和其他人员的人事安排上企图架空郭沫若，逼他就范。此举遭到郭沫若的断然拒绝，并以出走长沙相抗争。周恩来支持郭沫若的这一斗争行动，嘱咐他“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由于周恩来、郭沫若的坚决斗争，第三厅的组织工作搁浅，蒋介石、陈诚不得不做出让步。周恩来立即委派当时已与郭沫若成婚的于立群携自己的亲笔信到长沙，明确表示“我根据他（指陈诚）谈话情形，认为你可以干”，还叮嘱郭沫若“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以便依此作第三厅工作方针”。在党性、友情、爱情的召唤下，郭沫若于3月1日回到武汉，并向陈诚提出3个条件：一、工作计划由我们提出，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应该不受限制；二、人事问题应有相对的自由；三、事业费要确定，预算由我们提出。陈诚被迫全部应允。基于此，周恩来、郭沫若才于3月28日第一次出席政治部部务会议（此前召开的十三次部务会议周恩来和郭沫若均拒绝参加）。4月1日，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昌昙华林正式成立。三厅设立3个处，每处又设立3个科，编制300人。下辖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漫画队、1个电影制片厂、5个电影放映队及孩子剧团，总数达3000多人。三厅各处室、科室及下属单位的负责人中，有胡愈之、田汉、阳翰生、徐悲鸿、冯乃超、冼星海、洪琛等文化界名流。他们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可谓群英毕集，盛极一时。
周恩来、郭沫若一旦联手，其巨大的号召力和惊人的办事效率就充分显示出来了。4月7日，即第三厅成立的第7天，他们就领导三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周恩来和郭沫若对宣传的对象、范围、方式以及力求达到的效果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协商和部署，活动开展得有条不紊，每天都有一个主要节目，几十个演剧队和数百个宣传队深入武汉的市井里巷和郊区农村，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武汉三镇的上空。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如此称道：“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形成了空前的团结景象。
6月下旬，周恩来与郭沫若又制定了更大规模的“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活动计划，其高潮就是献金运动。三厅成立前，政治部也组织过3天的募捐活动，结果只筹到区区4000多元。而这次献金运动在周恩来、郭沫若的精心组织和发动下，得到武汉人民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响应，短短5天内，50多万人次参加了献金，总额达100多万元。献金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体现了武汉人民和各界人士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两次献金活动效果的强烈反差，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深得人心，也体现了周恩来、郭沫若巨大的号召力和超强的组织能力。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和郭沫若一起出席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中国学联代表大会、孩子剧团会演等各界组织的活动。在这些集会、纪念会上，他俩均发表演讲，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来阐述团结抗战这一共同的主题，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各界进步力量紧密团结的坚定立场。
周恩来与郭沫若是一对诤友，工作中互相支持、坦诚相待，其中也有同志间的严肃批评和帮助。1938年7月下旬，郭沫若因不满国民党破坏抗战的行径，同时又不愿在新提升为政治部秘书长的贺衷寒手下工作，便想辞去第三厅厅长之职，连续3天待在位于珞珈山的家中不去三厅办公。周恩来把郭沫若请到家中，在晚餐桌上第一次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要郭沫若“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得忍受”。郭沫若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周恩来的批评，第二天即恢复了工作。对郭沫若办的《救亡日报》，周恩来则真诚地指出，“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他还建议“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遵照这一指示，《救亡日报》越办越好，在华南、香港、海外等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社会上，周恩来十分注意树立郭沫若的威望，不论什么场合，他都尊称郭沫若为“郭老”或“沫若先生”。1938年夏，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传达，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郭沫若对周恩来更是由衷地敬佩，他虽然年长周恩来6岁，但一直尊称周恩来为“周公”。他在《洪波曲》中这样写道：“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对，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钟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动。”能得到风流儒雅的一代宗师如此之叹服者，实属凤毛麟角。
生活上，周恩来对郭沫若关心备至。l938年4月底，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郭沫若和于立群由汉口太和街搬到武汉大学风景秀丽的珞珈山公寓居住。郭沫若对此十分感激，他称赞这里是“武汉三镇的世外桃源”。从寓所到武昌昙华林三厅办公地点，坐车只需20分钟左右，免除了此前江南、江北的舟车劳顿。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搬到珞珈山，就住在郭沫若家正上面的一栋。两家往来十分密切，工作之余常一起到山上、湖畔漫步，一起招待来访的各界人士。郭沫若对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十分留恋，他说：“有这样的湖山，有这样的好邻居，我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总要以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
8月底，由于局势紧张，郭沫若搬到位于汉口鄱阳街一号的杨森花园，部署三厅人员的疏散工作。10月21日，周恩来搬到鄱阳街与郭沫若住在一起。撤离在即，念及到要与朝夕相处的战友分手，郭沫若心中隐隐地感觉到一种怅惘。10月24日，已能听到汉口北郊日军的枪炮声，国民党的要员早已远走高飞，只有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以及个别国民党地方官员如汉口市市长吴国桢等，坚持到25日凌晨才最后撤离。撤离前，周恩来还到新华日报社口授“社论”，以坚定口吻宣布：“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郭沫若临行前也为《扫荡报》写下了《武汉永远是我们的》的“告别社论”和向日军进行反战宣传的宣传词。周恩来、郭沫若在紧急关头临危不乱，其大无畏的气概和掷地有声的誓言，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周恩来有一句名言：“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这正是对他和郭沫若在武汉这段时间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结下的战斗情谊的真实写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