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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阐释学这一概念的解释和引用许多西方著名阐释理论，结合钱钟书与阐释学的关系及他对阐释学的理解，对诗歌阐释技艺进行分析，得出分析诗歌时，更应该发挥读者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关键词： 阐释学 钱钟书 诗歌阐释
1.引言
1.1“阐释学”一词的由来
“阐释学”（Hermeneutik）一词缘于古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一词。相传他就是当时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与人类之间的信使，神界的语言和人类的语言有所不同，因此赫尔墨斯并不是在单纯地传达众神旨意，同时还要进行一定的翻译。当然在他进行翻译之前，必须先理解众神旨意的意思，就产生了理解和解释。
1.2阐释学溯源
阐释学一般又被译作“解经学”、“注释学”或“解释学”。其来源有三，即古代的巫师占卜圆梦、基督教牧师讲经布道及学者对远古典籍的注疏。19世纪，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利希·施莱尔马赫（1768-1834）把语义学和《圣经》注疏的局部规则结合起来，建立起总体的阐释学。
2.阐释学经典理论
2.1西方历史上经典阐释学理论
“阐释学是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研究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的理论。‘阐释’，最早指的是探索词句或作品文本的意义，尤其是确立‘上帝之言’的意义”。①早期在进行文本阐释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是只要把这些问题同《圣经》解释联系起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狄尔泰将这种圣经阐释学进一步普遍化和理论化，将阐释确定为“理解人类的精神创造物、探讨整个‘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基础”。②因此，他反对仅仅对文本作消极的阐释，而主张把阐释学融进历史哲学。在德国古典主义哲学中，“精神科学”指的是除自然科学以外的一切科学，是指关于人和精神的科学。施莱尔马赫认为，由于作品与阐释者之间存在距离，阐释的过程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误解。他还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变迁，读者对文本的愿意会产生偏差。他提出了四十四条阐释原则来对文本精神进行阐释，以达到和接近历史文本的原意。“所以尽可能探究文本（尤指《圣经》）的意义而避免误解是阐释学的核心问题”③。每个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所以，阐释者在分析文本时，应该注意词源学的发展。“精神科学”不以自然科学中的逻辑因果关系为依据，而重视精神现象的主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无论狄尔泰的哲学阐释学，還是施莱尔马赫的圣经阐释学，都贯穿着明显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精神，即阐释学应该努力帮助读者去把握文本的原意与文本作者的原意，以克服误解现象的发生，这也是传统阐释学一致的主张”④。
20世纪以后，西方阐释学发生了根本的转向，出现了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哲学阐释学。“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真理、语言是三位一体的（尽管它们并不完全相同）。存在的意义被规定为存在的真理，而存在的真理展现为存在的语言，它们都具有‘历史性’”。⑤他认为“命运”、“天命”或“事件”最接近“历史性”这个词。在解释学和辩证法糅合的方面做得比较好，他深受黑格尔辩证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海德格尔在哲学研究中贯彻着一种历史性的原则，这似乎是他与黑格尔所共有的（虽然他所确立的历史基础不是绝对知识，而是神秘的、飘忽不定的存在）；2.隐蔽的和不为人注意的辩证法”⑥。他吸取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通过经验世界存在的人（即此在Dasein），去把握作为本体的存在，把阐释学发展为一种新型的本体论和论证人的存在的方法。他认为，“阐释必须采取现象学的方法，即让对象直接呈现在人的意识中，通过内心体验去研究对象在人的意识中直接呈现的经验。一切解释都产生于一种先在的理解，而解释的目的则是达到一种新的理解，使其成为进一步理解的基础。因此，理解不是要把握一个事实，而是要理解一种可能性，理解我们的存在，理解揭示此在的方式，不是为了获得新的知识，而是为了解释世界和人的存在，即此在”⑦。海德格尔从哲学的角度，重新评价“阐释的循环”，他说，我们对任何东西的理解，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地接受，而是以头脑里预先存在的思想内容为基础，用活动的意识去积极参与。我们头脑里意识的“先结构”，使理解和解释总带着解释者自己历史时代的色彩，阐释的循环是不可避免的。认识过程本身就是循环，但这种循环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原地打转。“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摆脱这循环，而是以正确的方式参与循环”。
伽达默尔从海德格尔的阐释学思想出发，把阐释学现象看做是人类的世界经验，通过强调理解的普遍性，确立了阐释学作为一种以理解问题为核心的哲学的独立地位。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对于艺术的真理、人文科学的理解和理解的语言性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认为阐释文本不能单纯从哲学方面去理解，还要结合一定的历史环境，传统的哲学阐释学一味挖掘作者的创作本意来解释文本。伽达默尔却认为，理解也是具有历史性的，无论是文本还是人，都是处于不断的历史变化过程中的。“因此，理解不是消极地复制文本，而是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努力”⑧。这也就是阐释学中“接受美学”的概念，作者本身的经历和创作文本时的生活环境，对于所创作的文本来说，有时候不起任何作用，阐释者结合作者的个人情况对文本进行分析，有时会事倍功半。作者在创作该文本的时候，不一定就是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编排，根本不想揭示当时社会环境的现象，所以，人们面对文本所达到的理解就永远只能是文本与主体相互融通的产物。他提出，“理解就是文本所拥有的过去视界与主体的现在视界的叠合，伽达默尔称之为‘视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⑨。
2.2钱钟书与阐释学
钱钟书在阐释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曾指出“阐释之循环”的概念，最早又阿士德（Friedrich Ast）在《语法学、阐释学、订勘学本纲》中首申此义，⑩“此盖修词学相传旧教，阐释学者承而移用焉”。{11}对于钱钟书来说，阐释学已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更多地成为一种不自觉的阐释学意识，贯穿于钱钟书阐释中外文化的立体对话之中。在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中，语言起着相当重要的中介作用。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体现在阐释学当中，就是作者与读者通过文本语言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凡是人所理解的存在，都是语言”{12}。阐释学的本身是对语言的理解，语言又作为中介帮助理解，理解的过程就是语言在人脑中形成解释的过程，而解释的过程又是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因此，“理解从本质上说是语言”{13}。钱钟书对阐释过程中语言的作用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语言问题同样成为他阐释学理论意识的基础。 钱钟书首先辨析了语言符号“字”与“名”，即能指与所指的相对关系。“字”就是发音和书写的字；而“名”就是“字”所指的物。这两个概念各不相同，不可混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字多意”的现象。这就要结合语意和语境进行区分，哪个意思更贴切当时的环境。因此，钱钟书就提出了“兼顾训诂与词章义理的阐释原则。它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超乎象外以究事理心理；二是考究文本始终以循环阐释”{14}。前者指的就是遵循文本分析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把握文本内语言之间的关系，以及值得深究推敲的内在联系；而后者就是指阐释者在进行文本阐释的时候，要结合作者的意图、作者自身的条件及社会背景等因素对文本进行分析，形成一个阐释循环。提出假设，在文中找到论据进行论证。阐释活动根本不可能按照作者的创作意图进行，因为在阐释活动中的主题是读者，读者很难把握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因此在阐释过程中就会产生一定的误解。“真正的阐释是作品本体与接受主体的互动过程”{15}。在文本意义的实现和阐释活动的完成中很大程度上依赖读者，因此读者的视界和前见很重要，“视界，指人的前判断，即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而前见则指历史地形成的、与传统密切相关的观念结构，它构成了理解者的特殊视界”{16}。
2.3诗歌与阐释学
“诗歌是作者个性的思想表达和极具形象力与想象力的‘话语世界’”{17}。诗人用最少最精练的话语表达出他想表达的内容和意境，读者就必须通过对诗歌语言的重组和补充，才能对诗歌进行很好的分析，而且思维的创新是优先考虑的问题。在对诗歌的解释中，需要读者发挥积极主动性，“接受美学”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王安石很著名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曾有很多人想把其中的“绿”字用其他字替代掉，但是换上其他任何一个字都体现不出这个“绿”字所表达的意境，像这样的例子不少，比如“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其中的“出”表达得很传神。读者一定要对此有生活经历，才能很好地理解作者为何在此处用这个词而不用其他词。其中最为经典的堪称贾岛的著名诗句“僧推月下门”，后人曾试过用“敲”来替换“推”，那诗句就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意境，在一轮寒月下，四下无人，很安静，一位僧人推开了门，读者如果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就觉得这个“推”要比“敲”好得多，关于这点在文坛上争论了很久，就有了后来表示对文章、词句和话语的反复斟酌的词语“推敲”。因此在对诗歌进行分析阐释时，对读者本身的依赖就更为明显，读者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对诗歌进行重组、分析，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和社会环境，這样阐释活动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3.结语
阐释学是对文本进行解释的艺术和技艺，是读者在阅读文本过程中，对自己的不断阐释和自我理解。通过作为媒介的文本，读者与作者进行交流，但是其中主要的是读者与文本想要表述的内容和思想之间的交流。读者不可能完全理解作者的意图，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作者的创作意图来理解和解释文本，因此读者在阐释过程中有很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注释：
①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60.
②[意]艾柯，等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4.
③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61.
④同上P61.
⑤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90.
⑥同上：91.
⑦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62.
⑧同上P62.
⑨同上P62.
⑩同上P64.
{11}钱钟书.管锥篇（第五册）.P146.
{12}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136-137.
{13}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65.
{14}同上P68.
{15}同上P75.
{16}同上P77.
{17}李咏吟.诗学阐释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前言第1页.
参考文献：
[1]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2]李咏吟.诗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4]孙艺风.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 阐释学 钱钟书 诗歌阐释
1.引言
1.1“阐释学”一词的由来
“阐释学”（Hermeneutik）一词缘于古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一词。相传他就是当时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与人类之间的信使，神界的语言和人类的语言有所不同，因此赫尔墨斯并不是在单纯地传达众神旨意，同时还要进行一定的翻译。当然在他进行翻译之前，必须先理解众神旨意的意思，就产生了理解和解释。
1.2阐释学溯源
阐释学一般又被译作“解经学”、“注释学”或“解释学”。其来源有三，即古代的巫师占卜圆梦、基督教牧师讲经布道及学者对远古典籍的注疏。19世纪，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利希·施莱尔马赫（1768-1834）把语义学和《圣经》注疏的局部规则结合起来，建立起总体的阐释学。
2.阐释学经典理论
2.1西方历史上经典阐释学理论
“阐释学是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研究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的理论。‘阐释’，最早指的是探索词句或作品文本的意义，尤其是确立‘上帝之言’的意义”。①早期在进行文本阐释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是只要把这些问题同《圣经》解释联系起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狄尔泰将这种圣经阐释学进一步普遍化和理论化，将阐释确定为“理解人类的精神创造物、探讨整个‘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基础”。②因此，他反对仅仅对文本作消极的阐释，而主张把阐释学融进历史哲学。在德国古典主义哲学中，“精神科学”指的是除自然科学以外的一切科学，是指关于人和精神的科学。施莱尔马赫认为，由于作品与阐释者之间存在距离，阐释的过程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误解。他还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变迁，读者对文本的愿意会产生偏差。他提出了四十四条阐释原则来对文本精神进行阐释，以达到和接近历史文本的原意。“所以尽可能探究文本（尤指《圣经》）的意义而避免误解是阐释学的核心问题”③。每个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所以，阐释者在分析文本时，应该注意词源学的发展。“精神科学”不以自然科学中的逻辑因果关系为依据，而重视精神现象的主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无论狄尔泰的哲学阐释学，還是施莱尔马赫的圣经阐释学，都贯穿着明显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精神，即阐释学应该努力帮助读者去把握文本的原意与文本作者的原意，以克服误解现象的发生，这也是传统阐释学一致的主张”④。
20世纪以后，西方阐释学发生了根本的转向，出现了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哲学阐释学。“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真理、语言是三位一体的（尽管它们并不完全相同）。存在的意义被规定为存在的真理，而存在的真理展现为存在的语言，它们都具有‘历史性’”。⑤他认为“命运”、“天命”或“事件”最接近“历史性”这个词。在解释学和辩证法糅合的方面做得比较好，他深受黑格尔辩证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海德格尔在哲学研究中贯彻着一种历史性的原则，这似乎是他与黑格尔所共有的（虽然他所确立的历史基础不是绝对知识，而是神秘的、飘忽不定的存在）；2.隐蔽的和不为人注意的辩证法”⑥。他吸取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通过经验世界存在的人（即此在Dasein），去把握作为本体的存在，把阐释学发展为一种新型的本体论和论证人的存在的方法。他认为，“阐释必须采取现象学的方法，即让对象直接呈现在人的意识中，通过内心体验去研究对象在人的意识中直接呈现的经验。一切解释都产生于一种先在的理解，而解释的目的则是达到一种新的理解，使其成为进一步理解的基础。因此，理解不是要把握一个事实，而是要理解一种可能性，理解我们的存在，理解揭示此在的方式，不是为了获得新的知识，而是为了解释世界和人的存在，即此在”⑦。海德格尔从哲学的角度，重新评价“阐释的循环”，他说，我们对任何东西的理解，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地接受，而是以头脑里预先存在的思想内容为基础，用活动的意识去积极参与。我们头脑里意识的“先结构”，使理解和解释总带着解释者自己历史时代的色彩，阐释的循环是不可避免的。认识过程本身就是循环，但这种循环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原地打转。“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摆脱这循环，而是以正确的方式参与循环”。
伽达默尔从海德格尔的阐释学思想出发，把阐释学现象看做是人类的世界经验，通过强调理解的普遍性，确立了阐释学作为一种以理解问题为核心的哲学的独立地位。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对于艺术的真理、人文科学的理解和理解的语言性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认为阐释文本不能单纯从哲学方面去理解，还要结合一定的历史环境，传统的哲学阐释学一味挖掘作者的创作本意来解释文本。伽达默尔却认为，理解也是具有历史性的，无论是文本还是人，都是处于不断的历史变化过程中的。“因此，理解不是消极地复制文本，而是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努力”⑧。这也就是阐释学中“接受美学”的概念，作者本身的经历和创作文本时的生活环境，对于所创作的文本来说，有时候不起任何作用，阐释者结合作者的个人情况对文本进行分析，有时会事倍功半。作者在创作该文本的时候，不一定就是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编排，根本不想揭示当时社会环境的现象，所以，人们面对文本所达到的理解就永远只能是文本与主体相互融通的产物。他提出，“理解就是文本所拥有的过去视界与主体的现在视界的叠合，伽达默尔称之为‘视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⑨。
2.2钱钟书与阐释学
钱钟书在阐释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曾指出“阐释之循环”的概念，最早又阿士德（Friedrich Ast）在《语法学、阐释学、订勘学本纲》中首申此义，⑩“此盖修词学相传旧教，阐释学者承而移用焉”。{11}对于钱钟书来说，阐释学已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更多地成为一种不自觉的阐释学意识，贯穿于钱钟书阐释中外文化的立体对话之中。在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中，语言起着相当重要的中介作用。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体现在阐释学当中，就是作者与读者通过文本语言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凡是人所理解的存在，都是语言”{12}。阐释学的本身是对语言的理解，语言又作为中介帮助理解，理解的过程就是语言在人脑中形成解释的过程，而解释的过程又是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因此，“理解从本质上说是语言”{13}。钱钟书对阐释过程中语言的作用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语言问题同样成为他阐释学理论意识的基础。 钱钟书首先辨析了语言符号“字”与“名”，即能指与所指的相对关系。“字”就是发音和书写的字；而“名”就是“字”所指的物。这两个概念各不相同，不可混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字多意”的现象。这就要结合语意和语境进行区分，哪个意思更贴切当时的环境。因此，钱钟书就提出了“兼顾训诂与词章义理的阐释原则。它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超乎象外以究事理心理；二是考究文本始终以循环阐释”{14}。前者指的就是遵循文本分析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把握文本内语言之间的关系，以及值得深究推敲的内在联系；而后者就是指阐释者在进行文本阐释的时候，要结合作者的意图、作者自身的条件及社会背景等因素对文本进行分析，形成一个阐释循环。提出假设，在文中找到论据进行论证。阐释活动根本不可能按照作者的创作意图进行，因为在阐释活动中的主题是读者，读者很难把握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因此在阐释过程中就会产生一定的误解。“真正的阐释是作品本体与接受主体的互动过程”{15}。在文本意义的实现和阐释活动的完成中很大程度上依赖读者，因此读者的视界和前见很重要，“视界，指人的前判断，即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而前见则指历史地形成的、与传统密切相关的观念结构，它构成了理解者的特殊视界”{16}。
2.3诗歌与阐释学
“诗歌是作者个性的思想表达和极具形象力与想象力的‘话语世界’”{17}。诗人用最少最精练的话语表达出他想表达的内容和意境，读者就必须通过对诗歌语言的重组和补充，才能对诗歌进行很好的分析，而且思维的创新是优先考虑的问题。在对诗歌的解释中，需要读者发挥积极主动性，“接受美学”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王安石很著名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曾有很多人想把其中的“绿”字用其他字替代掉，但是换上其他任何一个字都体现不出这个“绿”字所表达的意境，像这样的例子不少，比如“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其中的“出”表达得很传神。读者一定要对此有生活经历，才能很好地理解作者为何在此处用这个词而不用其他词。其中最为经典的堪称贾岛的著名诗句“僧推月下门”，后人曾试过用“敲”来替换“推”，那诗句就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意境，在一轮寒月下，四下无人，很安静，一位僧人推开了门，读者如果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就觉得这个“推”要比“敲”好得多，关于这点在文坛上争论了很久，就有了后来表示对文章、词句和话语的反复斟酌的词语“推敲”。因此在对诗歌进行分析阐释时，对读者本身的依赖就更为明显，读者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对诗歌进行重组、分析，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和社会环境，這样阐释活动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3.结语
阐释学是对文本进行解释的艺术和技艺，是读者在阅读文本过程中，对自己的不断阐释和自我理解。通过作为媒介的文本，读者与作者进行交流，但是其中主要的是读者与文本想要表述的内容和思想之间的交流。读者不可能完全理解作者的意图，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作者的创作意图来理解和解释文本，因此读者在阐释过程中有很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注释：
①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60.
②[意]艾柯，等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4.
③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61.
④同上P61.
⑤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90.
⑥同上：91.
⑦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62.
⑧同上P62.
⑨同上P62.
⑩同上P64.
{11}钱钟书.管锥篇（第五册）.P146.
{12}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136-137.
{13}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65.
{14}同上P68.
{15}同上P75.
{16}同上P77.
{17}李咏吟.诗学阐释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前言第1页.
参考文献：
[1]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2]李咏吟.诗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4]孙艺风.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