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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陌生男人的来信，促成了我2007年4月的一次韩国安东之旅。前后三天，我至今还恍若梦中。那感觉恰如泰戈尔的一句诗：天空不留痕迹，但我已飞过。
事情得追溯到当年二月的一天，我的电子邮箱出现了一位自称来自韩国的“小许”的来信，说邀我参加一个电影项目的合作。他是中国人，在韩国安东大学读研。至于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小许”让我就别细问了。我说好吧，请你们来上海面谈。他回信说，还是你来韩国，反正来回机票以及在韩国的吃住行全部由他们负担。我想即便不能说是天上掉馅饼，也至少是一次机会，何乐不为？随后我真收到了“小许”寄来的邀请函件。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上午，我根据与“小许”的约定，从上海飞抵韩国的大邱机场。路上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像到苏州的那点时间。我随下机人流出海关，来到外面的一个候客厅。有一些人举着牌接机，我想总有一块牌子写着我的名字，但一个个看过去，就是没有我的。再看一遍，还是没有。想看第三遍时，周围人倒是已经走差不多了。刚才还高潮迭起的场面，一下子冷冷清清，只剩几排长椅上三三两两几个闲人，或低声说话或闭目养神，就是没有朝我多看一眼的。
我不仅失落还差点失态。完了，我想，脑子里跳出两个字：骗子。未必想骗我什么，就是骗我上当。
举目无亲，且不通韩语，除了一句“思密达”，还只是个敬辞，派不上大用场。瞬时，我连寻找“小许”电话都觉得是多此一举了。“小许”，什么小许，会不会就是个骇客，专捉弄人的？
我既非名流，也非剧本枪手，最多只能算对电影有所涉猎，凭什么人家邀请你去合作？没有一个有名有姓的中间人，你居然也信？唉，人家在逗你玩，你却利令智昏，失去最基本的判断力……
我想如果把这经过告诉任何一个人，对方都会饱经世故地说：这你也会信？教训啊！
不过，我也算经风雨见世面的人，心里盘算好了，三十六策，不走为上策。附近找一家宾馆，放下行装，再上网好好查一下，然后按图索骥，找一两个景点，胡乱玩两天，也算不虚此行。只能这样了。
自己手机还没办国际漫游，也没韩币投公用电话，恰好边上有个人在打手机，最后一句我听得真切—————“再见”。多么亲切的母语！我赶紧问他借来手机。
居然通了，而且我注意到就在不远的位子上有人霍地站了起来，一边还在接手机。我马上意识到他便是传说中的“小许”。
果真是他。
站小许边上的正是要找我合作的那位“老崔”。
原来他们早上从安东开车过来，对飞机晚点作了充分估算，却对飞机早到毫无准备，以至根本就没留意出站的人流。
有惊无险！只是庆幸之余我还是觉得后怕。这世界，对每个人来说，陷阱近在咫尺，一切皆有可能。
会谈安排在安东大学，在大邱去安东的一路上，老崔只字未提合作之事，我明白他要在郑重其事的场合与我郑重其事地谈。
当然再郑重的事也总有它的简缩本。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学校里有位学美术的女留学生是上海人，成绩优秀，本科毕业后又继续留校读研。老崔在学校负责留学生工作，对这位女学生很欣赏，构思了一个电影梗概。故事大意是女学生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上海人，日本男在上海期间爱上女孩母亲，后母亲怀孕，但父亲回日本并不知道，母亲生下女孩后没有再嫁，而是含辛茹苦抚养大了女孩，后来女孩考上了安东大学，而她有个学弟却正是她的同父异母的日本弟弟……
老崔給我的分工是写女孩在上海期间的那段经历，从父母恋爱，到她出生，再到她考进安东大学。
我表示同意，但是，我说，第一步请你们先把故事梗概形成文字，下一步再签合同；合同依照故事梗概标明我该写的那部分，还有完成时间、署名方式等；最后也请写明我应得的报酬以及具体付款步骤。
我说得一板一眼，像个谈判老手。以往遇到类似的事我可是从没如此较真，“报酬”两个字提也不好意思提。
我之所以会拉下老脸，全是早上机场受的惊吓的缘故，恐惧后遗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尽管我并没有真正遇到蛇。
谈判顺利结束。老崔让我回上海后静候他的故事梗概和合同文本。
接下来的两天老崔亲自陪同我参观游览，他还邀请了一位人文学院的教授同行，小许任翻译。我参观了学校教学楼、图书馆等，只可惜没遇到那个故事中的上海女孩。然后又游览了河回村、陶山书院等安东名胜古迹。临走前老崔设宴为我饯行。大家相谈甚欢。席间，我唱了一支歌，是我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表哥六十年代来上海时教的，朝鲜歌。
歌名以及歌词内容我都不知道，表哥也不知道。他就知道当年教他这首歌的女孩很漂亮。我后来就把开头一句的读音当歌名—————《苞米湾》，当然也可以叫做“宝密万”。
几十年过去，我居然一直能记得这支《苞米湾》。在一些聚会联欢的场合，它还是我的保留节目。只是一旦人家问我唱的什么，我只好承认，一无所知。
几十年的一无所知，如今倒是可以趁这机会问个明白了。当然前提是我所唱的与原来的那首歌相差还不是太大，还没有荒腔走板。
他们居然听懂了，对我报以掌声，还说熟知这首歌。教授告诉我，那是一支民歌，曾经非常流行，歌词诉说一个怀春少女对心上人的思慕之情。原来如此。
回上海后我就一直没接到老崔他们的来信，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我没怎么放心里去，也没写信催问，日子久了也就云净天空，渐渐淡忘了。人多开心的时候，我还会露一手，唱那支《苞米湾》。每每此时，我便会想起这次恍若隔世的安东之行，同时想起我表哥和那个朝鲜女孩。当年我表哥是个卫生兵，那女孩在教我表哥唱歌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种境况？不会是女孩受伤了？另外，不会真有那个叫做“苞米湾”的地方吧？还有，按常理表哥会问她歌词内容，女孩为什么不肯说呢？也许语言有障碍，两个人“思密达”来“思密达”去，把时间都耗费在“思密达”上了……
想到这儿，我不由笑了，就觉得那一趟安东，不虚此行。
选自《文汇报》
事情得追溯到当年二月的一天，我的电子邮箱出现了一位自称来自韩国的“小许”的来信，说邀我参加一个电影项目的合作。他是中国人，在韩国安东大学读研。至于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小许”让我就别细问了。我说好吧，请你们来上海面谈。他回信说，还是你来韩国，反正来回机票以及在韩国的吃住行全部由他们负担。我想即便不能说是天上掉馅饼，也至少是一次机会，何乐不为？随后我真收到了“小许”寄来的邀请函件。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上午，我根据与“小许”的约定，从上海飞抵韩国的大邱机场。路上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像到苏州的那点时间。我随下机人流出海关，来到外面的一个候客厅。有一些人举着牌接机，我想总有一块牌子写着我的名字，但一个个看过去，就是没有我的。再看一遍，还是没有。想看第三遍时，周围人倒是已经走差不多了。刚才还高潮迭起的场面，一下子冷冷清清，只剩几排长椅上三三两两几个闲人，或低声说话或闭目养神，就是没有朝我多看一眼的。
我不仅失落还差点失态。完了，我想，脑子里跳出两个字：骗子。未必想骗我什么，就是骗我上当。
举目无亲，且不通韩语，除了一句“思密达”，还只是个敬辞，派不上大用场。瞬时，我连寻找“小许”电话都觉得是多此一举了。“小许”，什么小许，会不会就是个骇客，专捉弄人的？
我既非名流，也非剧本枪手，最多只能算对电影有所涉猎，凭什么人家邀请你去合作？没有一个有名有姓的中间人，你居然也信？唉，人家在逗你玩，你却利令智昏，失去最基本的判断力……
我想如果把这经过告诉任何一个人，对方都会饱经世故地说：这你也会信？教训啊！
不过，我也算经风雨见世面的人，心里盘算好了，三十六策，不走为上策。附近找一家宾馆，放下行装，再上网好好查一下，然后按图索骥，找一两个景点，胡乱玩两天，也算不虚此行。只能这样了。
自己手机还没办国际漫游，也没韩币投公用电话，恰好边上有个人在打手机，最后一句我听得真切—————“再见”。多么亲切的母语！我赶紧问他借来手机。
居然通了，而且我注意到就在不远的位子上有人霍地站了起来，一边还在接手机。我马上意识到他便是传说中的“小许”。
果真是他。
站小许边上的正是要找我合作的那位“老崔”。
原来他们早上从安东开车过来，对飞机晚点作了充分估算，却对飞机早到毫无准备，以至根本就没留意出站的人流。
有惊无险！只是庆幸之余我还是觉得后怕。这世界，对每个人来说，陷阱近在咫尺，一切皆有可能。
会谈安排在安东大学，在大邱去安东的一路上，老崔只字未提合作之事，我明白他要在郑重其事的场合与我郑重其事地谈。
当然再郑重的事也总有它的简缩本。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学校里有位学美术的女留学生是上海人，成绩优秀，本科毕业后又继续留校读研。老崔在学校负责留学生工作，对这位女学生很欣赏，构思了一个电影梗概。故事大意是女学生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上海人，日本男在上海期间爱上女孩母亲，后母亲怀孕，但父亲回日本并不知道，母亲生下女孩后没有再嫁，而是含辛茹苦抚养大了女孩，后来女孩考上了安东大学，而她有个学弟却正是她的同父异母的日本弟弟……
老崔給我的分工是写女孩在上海期间的那段经历，从父母恋爱，到她出生，再到她考进安东大学。
我表示同意，但是，我说，第一步请你们先把故事梗概形成文字，下一步再签合同；合同依照故事梗概标明我该写的那部分，还有完成时间、署名方式等；最后也请写明我应得的报酬以及具体付款步骤。
我说得一板一眼，像个谈判老手。以往遇到类似的事我可是从没如此较真，“报酬”两个字提也不好意思提。
我之所以会拉下老脸，全是早上机场受的惊吓的缘故，恐惧后遗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尽管我并没有真正遇到蛇。
谈判顺利结束。老崔让我回上海后静候他的故事梗概和合同文本。
接下来的两天老崔亲自陪同我参观游览，他还邀请了一位人文学院的教授同行，小许任翻译。我参观了学校教学楼、图书馆等，只可惜没遇到那个故事中的上海女孩。然后又游览了河回村、陶山书院等安东名胜古迹。临走前老崔设宴为我饯行。大家相谈甚欢。席间，我唱了一支歌，是我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表哥六十年代来上海时教的，朝鲜歌。
歌名以及歌词内容我都不知道，表哥也不知道。他就知道当年教他这首歌的女孩很漂亮。我后来就把开头一句的读音当歌名—————《苞米湾》，当然也可以叫做“宝密万”。
几十年过去，我居然一直能记得这支《苞米湾》。在一些聚会联欢的场合，它还是我的保留节目。只是一旦人家问我唱的什么，我只好承认，一无所知。
几十年的一无所知，如今倒是可以趁这机会问个明白了。当然前提是我所唱的与原来的那首歌相差还不是太大，还没有荒腔走板。
他们居然听懂了，对我报以掌声，还说熟知这首歌。教授告诉我，那是一支民歌，曾经非常流行，歌词诉说一个怀春少女对心上人的思慕之情。原来如此。
回上海后我就一直没接到老崔他们的来信，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我没怎么放心里去，也没写信催问，日子久了也就云净天空，渐渐淡忘了。人多开心的时候，我还会露一手，唱那支《苞米湾》。每每此时，我便会想起这次恍若隔世的安东之行，同时想起我表哥和那个朝鲜女孩。当年我表哥是个卫生兵，那女孩在教我表哥唱歌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种境况？不会是女孩受伤了？另外，不会真有那个叫做“苞米湾”的地方吧？还有，按常理表哥会问她歌词内容，女孩为什么不肯说呢？也许语言有障碍，两个人“思密达”来“思密达”去，把时间都耗费在“思密达”上了……
想到这儿，我不由笑了，就觉得那一趟安东，不虚此行。
选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