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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19世纪国门被迫打开后，中日两国不断派遣留学生前往西欧各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以期他们回国学以致用。该文从近代中日两国对留学的认识、态度和方针等方面入手，分析两国派遣留学生留洋国外的深层目的和实际效果，以促进对近代中日两国的变革的认识和理解，并对现今的留学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日留学教育 派遣制度 留学生任用 民主化进程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的攻击，中日两国政府都深感效法国外、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于是两国都掀起了出国留学的高潮，但从效果上看，两国情况却不尽相同。日本的留学归来人员成为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也在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晚清的留学生在归国之后虽然对科技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对政治及制度的变革却影响甚微。
近代中国的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原系一个国家的文化在某方面较为落后，为吸取先进国家的经验、改进本国文化而采取的一种权宜措施。在近代官派留学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有志青年自费前往欧美诸国，并学成归国。比如，作为最早在国外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容闳在回国之后为近代中国的留学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向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了强国计划，并着重强调选派留学生赴欧美各国学习的意义。在他的建议下，清政府也意识到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性。1872年，由容闳等人筹备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从上海启程，之后的三年里先后有120名幼童前往美国，但由于保守官僚的干预，这些留学生很多没有完成学业就回了国。
1898年3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劝学篇》一书中，大力提倡留学日本。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①1898年8月2日，光绪帝谕军机大臣等：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着急拟订章程，咨询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毋延缓。②这不难看出当时政府对留洋海外显得急躁而仓促，缺乏统一的安排和部署。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于1898年8月18日颁布上谕，命令“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上进者，派赴日本留学”。③派遣学生留学日本开始成为清政府的一项政策，地方也陆续派出官费留日学生。1904年，清政府又制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次年举行了第一次留学毕业生考试，考试合格者全部给予举人、进士身份并授予官职。1905年，清政府决定停止科举考试，科举做官之路不通，更促使不少知识分子把出洋留学作为重要出路和进阶捷径。④
这样一来，出洋留学的功利性就明显增强，出国镀金以便回国后谋求一官半职成为一些人留学的主要目的。当然，留学生中不乏对异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对科学技术孜孜以求的知识分子和学习国外先进思想以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有志之士，但是“文凭主义”、“形式主义”、“崇洋心理”在一些留学人员头脑中广泛存在。尽管清末留学教育在我国新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国家花费巨资，本应培养出大量学成归国人才，支持国家建设，但通过检视留学政策、留学目标、学生资格、管理措施及奖励办法等，发现情形并非如此，有待商榷的地方很多。
清政府官派的留学生回国后主要是在教育、科学技术方面助力国家建设。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于海军教育，如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为清政府培养了一大批海军军官和造船工程师；科学技术方面，很多留学生回国后被分派到洋务企业，成为技术骨干力量。
日本近代的留学教育
明治初年，日本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深感普及教育和奖励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开始重视实学。与晚清政府相似，明治政府也开始向欧美派遣大批的留学生。当然，日本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870年开始派遣留学生到1872年，留学人数年年递增，但资质审查不严格，留学生质量有所下降。
针对这种情况，新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于1871年2月制定《海外留学规则》⑤，这在日本近代留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该规则的内容看，日本政府的留学指导思想是比较连贯的，他们向往西洋文化的开放式态度和价值取向非但没有因为政权的更替而改变，反而在近代渐趋稳定。1873年，文部省把国外官费留学生全部召回，经考试后分配工作。1875年起，文部省开始选派经严格选拔的留学生。⑥1880年起，这批留学生陆续回国，在“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留学生对国家的贡献主要在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等方面。首先，留学生们学成归国后不仅成为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的传播者，而且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积极谋求科学技术的创新，直到最后游刃有余地运用先进国家的技术。其次，他们积极地担当起教育新人的职责，培养了众多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比如说福泽谕吉创建的庆应义塾等。再次，他们在欧美国家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思想意识、政治制度以及开放民主的国家风貌，觉得也应该拿来为本国所用，因此积极为国家各方面的民主制度建设出谋划策，对巩固明治维新的成果作出了很大贡献。
近代中日两国留学教育的不同
同样面临内忧外患，同样派遣学生留学海外，但中日两国的留学教育在派遣制度、留学生任用以及留学生所起的作用却大不相同。
首先，留学生派遣制度不同。清政府在派遣第一批幼童出国留学时，还派遣管理员同行以照料他们，光绪三十二年以后，政府在欧美、日本均派有留学生监督员，民国初年改为经理员，民国三年以后则恢复为监督制。如果说最初派遣的学生为幼童，对其照顾监督尚可理解的话，将这一制度沿用数十年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日本在近代就对华派遣留学生，这些学生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被视为间谍的大陆浪人，他们并不学习，而是四处游历，考察地理、风土和军队等；二是学习汉语以便于就业；三是对中国文化的经史文学抱有热忱，在语言学习之外，积极结交名人雅士。总结起来，留学生的在华活动主要有以下四项：拜访学者、访书买书、考察名胜古迹和看戏采风。⑦
从上述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很讲究实用，如何既学习外国的东西又不失去自我本色，让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知识为我所用，是他们出洋留学的明确目标。他们或学习或考察，并不把谋求文凭学历当作目的。
其次，在留学生归国后的任用上有差别。中日两国都举行过归国学生考试，不同的是，清政府根据考试成绩给予官职，而日本没有将这两者挂钩起来。中国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抱有一定的功利性目的；日本留学生往往凭着自己的热情和使命感去学习，没有太多的束缚，学到的东西反而更多，回国后也更容易学以致用。
再次，留学生在国内所起的作用不同。清政府对归国留学生的任用主要是委派在工矿企业等部门，留学生开设的学堂也只是教授西方的实学，没有对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民主进步思想开展积极的宣传，也正因此，他们对国家真正的变革和复兴影响有限。而日本留学生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民主理念，回国后很快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推动了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结语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在近代留学史上有着诸多相同和不同之处。日本在学习和接纳外来文化时不仅抱有包容的心态，还不断谋求创新，讲求实学而不拘泥于形式；晚清政府的举措虽然也是以学习外来文化为目的，但其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依然以大国心态自居，在接受先进思想和文明时畏手畏脚，由此导致的“形式主义”和“文凭主义”也使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长期滞后。这或许可以为我们今天的留学教育乃至国内教育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联2010年度研究课题“晚清‘东游日记’研究之一晚清官员对日本社会民俗的考察”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0B25）
注释
①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964页。
②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95页。
③同上，第96页。
④王晓秋，大庭修：《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9页。
⑤内阁官报局：《法令全书》，东京：博闻社，明治20年，第700~702页。
⑥王桂：《日本教育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08页。
⑦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257～258、269～270、379页。
【关键词】中日留学教育 派遣制度 留学生任用 民主化进程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的攻击，中日两国政府都深感效法国外、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于是两国都掀起了出国留学的高潮，但从效果上看，两国情况却不尽相同。日本的留学归来人员成为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也在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晚清的留学生在归国之后虽然对科技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对政治及制度的变革却影响甚微。
近代中国的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原系一个国家的文化在某方面较为落后，为吸取先进国家的经验、改进本国文化而采取的一种权宜措施。在近代官派留学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有志青年自费前往欧美诸国，并学成归国。比如，作为最早在国外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容闳在回国之后为近代中国的留学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向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了强国计划，并着重强调选派留学生赴欧美各国学习的意义。在他的建议下，清政府也意识到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性。1872年，由容闳等人筹备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从上海启程，之后的三年里先后有120名幼童前往美国，但由于保守官僚的干预，这些留学生很多没有完成学业就回了国。
1898年3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劝学篇》一书中，大力提倡留学日本。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①1898年8月2日，光绪帝谕军机大臣等：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着急拟订章程，咨询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毋延缓。②这不难看出当时政府对留洋海外显得急躁而仓促，缺乏统一的安排和部署。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于1898年8月18日颁布上谕，命令“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上进者，派赴日本留学”。③派遣学生留学日本开始成为清政府的一项政策，地方也陆续派出官费留日学生。1904年，清政府又制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次年举行了第一次留学毕业生考试，考试合格者全部给予举人、进士身份并授予官职。1905年，清政府决定停止科举考试，科举做官之路不通，更促使不少知识分子把出洋留学作为重要出路和进阶捷径。④
这样一来，出洋留学的功利性就明显增强，出国镀金以便回国后谋求一官半职成为一些人留学的主要目的。当然，留学生中不乏对异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对科学技术孜孜以求的知识分子和学习国外先进思想以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有志之士，但是“文凭主义”、“形式主义”、“崇洋心理”在一些留学人员头脑中广泛存在。尽管清末留学教育在我国新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国家花费巨资，本应培养出大量学成归国人才，支持国家建设，但通过检视留学政策、留学目标、学生资格、管理措施及奖励办法等，发现情形并非如此，有待商榷的地方很多。
清政府官派的留学生回国后主要是在教育、科学技术方面助力国家建设。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于海军教育，如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为清政府培养了一大批海军军官和造船工程师；科学技术方面，很多留学生回国后被分派到洋务企业，成为技术骨干力量。
日本近代的留学教育
明治初年，日本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深感普及教育和奖励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开始重视实学。与晚清政府相似，明治政府也开始向欧美派遣大批的留学生。当然，日本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870年开始派遣留学生到1872年，留学人数年年递增，但资质审查不严格，留学生质量有所下降。
针对这种情况，新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于1871年2月制定《海外留学规则》⑤，这在日本近代留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该规则的内容看，日本政府的留学指导思想是比较连贯的，他们向往西洋文化的开放式态度和价值取向非但没有因为政权的更替而改变，反而在近代渐趋稳定。1873年，文部省把国外官费留学生全部召回，经考试后分配工作。1875年起，文部省开始选派经严格选拔的留学生。⑥1880年起，这批留学生陆续回国，在“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留学生对国家的贡献主要在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等方面。首先，留学生们学成归国后不仅成为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的传播者，而且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积极谋求科学技术的创新，直到最后游刃有余地运用先进国家的技术。其次，他们积极地担当起教育新人的职责，培养了众多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比如说福泽谕吉创建的庆应义塾等。再次，他们在欧美国家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思想意识、政治制度以及开放民主的国家风貌，觉得也应该拿来为本国所用，因此积极为国家各方面的民主制度建设出谋划策，对巩固明治维新的成果作出了很大贡献。
近代中日两国留学教育的不同
同样面临内忧外患，同样派遣学生留学海外，但中日两国的留学教育在派遣制度、留学生任用以及留学生所起的作用却大不相同。
首先，留学生派遣制度不同。清政府在派遣第一批幼童出国留学时，还派遣管理员同行以照料他们，光绪三十二年以后，政府在欧美、日本均派有留学生监督员，民国初年改为经理员，民国三年以后则恢复为监督制。如果说最初派遣的学生为幼童，对其照顾监督尚可理解的话，将这一制度沿用数十年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日本在近代就对华派遣留学生，这些学生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被视为间谍的大陆浪人，他们并不学习，而是四处游历，考察地理、风土和军队等；二是学习汉语以便于就业；三是对中国文化的经史文学抱有热忱，在语言学习之外，积极结交名人雅士。总结起来，留学生的在华活动主要有以下四项：拜访学者、访书买书、考察名胜古迹和看戏采风。⑦
从上述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很讲究实用，如何既学习外国的东西又不失去自我本色，让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知识为我所用，是他们出洋留学的明确目标。他们或学习或考察，并不把谋求文凭学历当作目的。
其次，在留学生归国后的任用上有差别。中日两国都举行过归国学生考试，不同的是，清政府根据考试成绩给予官职，而日本没有将这两者挂钩起来。中国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抱有一定的功利性目的；日本留学生往往凭着自己的热情和使命感去学习，没有太多的束缚，学到的东西反而更多，回国后也更容易学以致用。
再次，留学生在国内所起的作用不同。清政府对归国留学生的任用主要是委派在工矿企业等部门，留学生开设的学堂也只是教授西方的实学，没有对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民主进步思想开展积极的宣传，也正因此，他们对国家真正的变革和复兴影响有限。而日本留学生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民主理念，回国后很快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推动了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结语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在近代留学史上有着诸多相同和不同之处。日本在学习和接纳外来文化时不仅抱有包容的心态，还不断谋求创新，讲求实学而不拘泥于形式；晚清政府的举措虽然也是以学习外来文化为目的，但其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依然以大国心态自居，在接受先进思想和文明时畏手畏脚，由此导致的“形式主义”和“文凭主义”也使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长期滞后。这或许可以为我们今天的留学教育乃至国内教育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联2010年度研究课题“晚清‘东游日记’研究之一晚清官员对日本社会民俗的考察”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0B25）
注释
①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964页。
②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95页。
③同上，第96页。
④王晓秋，大庭修：《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9页。
⑤内阁官报局：《法令全书》，东京：博闻社，明治20年，第700~702页。
⑥王桂：《日本教育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08页。
⑦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257～258、269～270、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