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和二零一三年，我曾经两次来到日本九州大学。第一次是授课，第二次是访问。碰巧的是，这两次接待我的竟是同一位学者—现任九州大学副校长的东洋史专家川本芳昭教授。川本教授为人很热情，他先是带我参观太宰府，让我亲眼目睹了中日两国在中世时期往来交谊的文化痕迹和日本提防唐军的军事设施：佛像、梵钟、碑刻以及准备用来淹毙“白村江之战”（六六三年）后可能会追杀至此者的“水城”（六六四年）。接着，我们又驱车前往博多湾，除了看到中日交流之最早象征物“汉委奴国王”印的放大石刻外，还拜谒了据说是镰仓时代元军来袭时的登陆地，以及象征性安葬元军遗骸的“供养塔”。日本对战死者的身后“待遇”，在敌我“供养塔”的形制上看不出太大的区别，但塔身周围的壁画，却多呈日本军挥刀追杀“元寇”的形象，胜败勇怯，一望便知。大概是因为轻松与凝重的心情不断在切换而且切换得过快，所以当时，川本教授为我留下的瞬间表情，看上去总显得有些怪异，至少不是那么稳定与平和。大概直到参观“定远馆”时，前面的切换过程才终于结束—随着整个心被揪起，刚才还变幻不定的表情，此刻也只剩下了僵硬。
　　“定远馆”，是位于福冈县太宰府市天满宫境内（太宰府二丁目三十九号）的建筑物。因为是用当时“亚洲第一巨舰”—清朝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的部件建成，遂落下如此称谓。在甲午战争的黄海大海战（一八九四年）中，北洋十舰折损了六舰。于是，身负重伤的“定远号”等四舰，只好撤离战区，退守威海卫军港。一八九五年二月五日，“定远号”在威海战役中再遭重创后搁浅。为了不被日军捕获，丁汝昌下令自毁旗舰，丁本人亦自杀殉国。甲午战争结束后，太宰府天满宫神职员兼众议院议员小野隆助写信给大本营，要求将“定远号”打捞上来。得到许可后，用去一年的时间，把打捞上来的“定远号”部件在自宅内重新组装，建成了所谓定远纪念馆。一九零二年，该馆变成了“菅原道真公显彰会”（菅公会）会长黑田侯爵的宿舍。翌年，东伏见宫依仁亲王又赐书“定远馆”牌匾。但其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定远馆成为民营公司的财产。据说，被天满宫收购以来，该馆还被充作职员住宅，而最终乃沦为某公司的仓库。实际上，出现在我眼前的定远馆，更像是被利刃肢解后散落一地的人体器官：长艇船桨改装的栏杆、装饰用的排水盖板、带船钉孔的柱子、樯材制作的壁板、由甲板材料加工的地板、用药库门扉改造的浴室大门、由士官厕所原物制作的厕所洗手池等等。然而，进入该馆时最先映入眼帘的，要数由“定远号”甲板制作而成的两扇铁门了。铁门是敞开的，锈迹斑斑的门面上，有几个被炮弹片射穿的黑洞。记得我当时盯着黑洞看了许久，觉得那很像是被挖去了眼球的眶腔，还更像是一具被磔刑后的骷髅。一百多年后，它虽已不再流血，但我能明显地感受到它当年剁指剜心般的痛楚；虽已默然不语，却仿佛仍低回着百年前宁死不降的厉声。我开始琢磨起那个叫小野隆助的议员：你做这样的门，是为了炫耀大日本帝国的荣光吗？你连死去的人和物什都不放过，就不怕厉鬼叫门、灵异缠身吗？你如此……就不怕……时近傍晚，天色渐渐昏黄。摆放着几间木屋的院落里，盘旋着几只乌鸦。这种在中国多出没于坟场的恶鸟，据说每每被东邻尊为喜鹊。
　　说来还真是，据日本舰船模型学会理事秋山红叶于一九六一年发表的《定远馆始末记》一文称，定远馆落成后，有人到那里住宿，半夜里却隐约看到走动的人影，都穿着中国水兵制服；有盗贼进到这里面的时候，听到有声音威严地责问，这个责问，发音是“シュエ”，恰是中国胶东话里“谁”的声音。北京电视台在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四日播出的节目《独家探访：北洋水师巨舰在日本遗迹》中，也提到了定远馆里曾经发生过的许多“不可思议”。节目嘉宾萨苏强调说，很难想象日本人可以伪造出这个东西来。据说，吓坏了的小偷只好到当地官署自首。此外，也有人喝了酒以后来住宿，醒来发现自己已靠在别墅的铁门上，此后三天，腰无法直起，仿佛遭到了刑笞。当时，小野隆助因为发生这些怪异现象而深感恐惧，觉得在这些舰材上，可能都有当时战死者的鲜血，这才感到对那些武士必须要尊重，于是就设祭来祭奠这些战死的中国水兵。可尽管如此，他从此却再也不敢继续住到这个馆里，于是就把这个馆献给了神社。他说，大概只有神社才能够镇得住这些冤灵。不过，据说神社的神官夜里去定远馆取东西时，也曾经与穿中国水兵制服的人相撞，当场吓得发疯。秋山在记录了这些以后感慨道：定远舰当初负伤阵亡的官兵就是倒在这些材料上，他们都是死战到最后的勇士，这样善战的定远舰的后身，有如此的传说，不是正常的吗？而作为中国报人，萨苏则似乎比日本人更加敏感。他说，他摸到那两扇铁门时，一件令他十分感动的现象发生了：我想去量一下到底有多厚，就把手贴了上去。但是我当时很吃惊的是，我摸到它是温暖的，这个钢板是有温度的，就感觉到好像是一个老人的体温一样。感觉到这铁门不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相反，它好像是一个老人在那儿等了我们一百多年，我摸它的时候，那种温润的感受是我一生也不会忘记的。
　　被俘清军的遗骸，散落在日本各地，而主要集中在大阪。萨苏曾费尽周折来到广岛，去寻找和抚慰那些无家可归的魂灵。从他的记载中可知，位于比治山山巅的广岛墓地，安葬着四名中国官兵的遗骨。只是，他们每个人的墓碑上，都有大约三十厘米长一块斑白的痕迹，这几乎成了辨别他们的最主要特征。原来，这白色的痕迹，是碑上被凿去的“捕虏”二字。日本在“二战”败战后，听说有一个中国将军要来日本收集索还甲午战争时日军掠去的物品。墓地管理员连忙将清军官兵墓的情况造册上报，但因为担心“捕虏”这样侮辱性的字句会引起中国方面的愤怒，故火速将其凿去。不过，当时中国海军来日特使并非“将军”，而是一名叫作钟汉波的海军少校。他将当年日军掠走的定远、靖远两舰铁锚、锚链用同样在战争中一度被俘的飞星、隆顺两轮押送回国。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当时的政府行为，而是钟汉波自作主张，利用其私人身份所为。甚至，运回国内的定远、靖远的锚链，还被某些贪婪的部员当作废铁卖给了铁匠铺。至今留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的定远铁锚上仍有一条砸断的痕迹，便正是盗卖者所为。遗憾的是，一直以来，竟没有谁生发过要把埋在异国的清军遗骨也运回去的想法。据日本官方统计，甲午战争中，清朝海陆军将士总计被俘一千七百九十余人。他们被分别扣留在东京、高崎、佐仓、丰桥、名古屋、大津、大阪、广岛、松山和中国海城等地。其中，有一百零三人病死，十三人被枪杀，二十人逃亡，一千五百四十五人被释放（参见日本参谋本部编纂：《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附录）。 　　在中日千年交往史上，日本以国家的形式战胜中国，甲午战争还是头一次。无论人们怎样去评价那场战争，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后中日国际地位的乾坤逆转，都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落后的封建制度和清政府的腐败，也在学者们的笔下鲜有疑义地被确认为中方战败的根本原因。于是，“洋务运动”便失去了曾经有过的意义，而作为该运动标志性成就的“北洋水师”在海战中的全军覆没，也就没有什么悬念可言。然而，充满铁血牺牲的战争，却实实在在、而且过程完整地发生在中日两国之间；冲锋陷阵者“刳腹折颐，首身分离”、“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的惨烈，也丝毫不比其他恶战更少几分血腥。战争中，“天朝大国”的感觉固然助长了几分不当的虚骄，但有着汉唐刚毅传统和死亦鬼雄精神的中国军人看不起“蕞尔小邦”的“倭夷”，在当时来说也不好尽被视为轻佻。“高升号”官兵视死如归的淡定沉着和邓世昌等舰队管带“唯求一死”的骇人气概，不但给中国军人留下了气贯长虹的豪气，也给崇尚勇士的日本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迫。事实上，“满盈召患，不知小国之胜大国，祸也，非福也”（王韬：《中东战纪本末》序）等弥漫于大清国的对日诅咒情绪，也的确使“胜而不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日本官民的普遍心理。或许，当这种害怕报复的莫名恐惧达到极致时，灵异式谣传，的确可以成为缓释上述紧张的有效方式；而反过来讲，这大概也有助于消解来自彼岸的刻骨仇怨—当中国人恨到极致却又无力回天时，一般亦多相信“彭生化豕，人立而啼”等厉鬼索命的故事，并以此寻求安慰。“高升号”事件发生后，《申报》于一八九四年九月八日有报道称：“有三菱公司之希古麦鲁船在此处行过，见高升桅杆尚透出水面四丈许，又有小艇一只，后梢已被炮击损。附近水面尸身甚多，想皆系中国兵士被日人妄施戕害者。然义魂忠魂，历久不泯，亦当化作厉鬼以杀贼矣！”实际上，日本人的这种恐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并未完全消失，以致日本军中长期传唱的一首军歌，就叫作《定远还没有沉吗》。
　　然而，很少有人去关心那些死在异域的中国官兵，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要说元朝将士战死日本后无人问津（张作霖、郭沫若立在博多湾的碑刻也只是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就是埋葬于日本京都“耳（鼻）冢”中的“大明人鼻二万九千十四”（大河内秀元：《朝鲜物语》），也极少有人去祭奠，哪怕去看一看。在中国古代，人死后至少有三十七道致哀程序。其中的“复”即“招魂”仪式，是必不可少的；而“反哭”即丧主奉神主归家而哭，也是同样不可或缺。对疆场战死者行此缛节固不实际，但“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总还是东汉大将马援替军人们表达的唯一遗愿。二零零一年，韩国宣布打捞“高升号”。“高升号”上价值八千八百万美元的六百吨银锭，瞬间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也成为最夺目的新闻。可打捞人员在探捞时，还同时发现了七具遇难中国士兵的遗骨。遗憾的是，这没有引起任何人，包括中国那些激昂“抗日”愤青们的重视，遑论任何形式的祭奠与缅怀了。或许，习惯于仇人接班的历代王朝，对前朝的一切行为都喜欢斥为非法或非正统，所以，即便冷酷无义，似也不脱情理。可是，唐太宗的做法，却无疑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鲜明的例外。据《旧唐书·东夷传》载：“（贞观）五年，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京观，是古代战争时战胜国为炫耀武功，聚集敌尸，封土而成的高冢。历史上，隋朝三征高句丽失败后，高句丽便将战死隋军的尸体筑成“京观”，以为炫耀之资。对隋朝而言，隋唐鼎革，当然意味着仇人接班。可在对待外敌的问题上，唐太宗却与隋炀帝高度一致，这也是高句丽向唐朝示好后，唐太宗执意派人去毁掉其“京观”的内在逻辑。同样的事例，其实在现代国家中也不鲜见。斯大林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当天的演说辞中说：“日本侵略者不仅使我们的盟国—中国、美国和英国受到了损失，而且也使我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因此，我们自己还单独有一笔账要同日本算清。日本早在一九零四年俄日战争时，就开始侵略我国。大家知道，在一九零四年二月，当日俄双方还在继续谈判的时候，日本利用沙皇政府很弱这一点，突然地、背信弃义地、不宣而战地进犯我国……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三十七年后，日本又对美国丝毫不差地重用了这种背信弃义的手段，它在一九四一年袭击了美国珍珠港的海军基地。……一九零四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四十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斯大林：《告人民书》）有学者注意到，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沙皇政府和欧洲资产阶级感受到了屈辱和挫折。而斯大林的“我国”提法，显然没有把沙俄时代与苏联时代做出区分。不宁唯是，斯大林演说之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还率人于九月六日特意前往旅顺，为日俄战争中在旅顺要塞战死的帝俄官兵敬礼并献花圈。这次意味深长的举动也表明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真实目的。（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
　　纪念为国捐躯的将士，当然不是为了庸俗而狭隘的对敌报复。更何况，战争本身还有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之峻别。但是，无论在前近代的伦理世界还是在近现代的民族国家，人民对国家的信仰，取决于国家对人民的珍惜，更取决于国家对那些为她奉献出唯一生命者的世代铭记。中国政府对四百余具在韩志愿军遗骨的索还和回葬，让中国人民深深感受到了生命的尊严和国家的生死可托。在由此而生发的国家信仰面前，或许将不再有游魂在域外飘荡；而北洋水师的英灵，亦将有所属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