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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与拍摄对象，是有缘分一说的。王树声拍摄帕米尔高原十年之久，他称慕士塔格峰为老爹，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敬畏他，关怀他，记录他。
帕米尔高原是我最终的落脚处
其实在刚开始学摄影的时候，王树声是喜欢胡杨林胜过帕米尔高原的。
2001年3月8日，在跟妻子再三保证摄影可以健身、“健心”之后，他拿到了1.3万元的购机基金，后来又向朋友借债1万余元，购买了自己的第一台胶片相机。虽然身边的朋友提醒过他，摄影是个烧钱的爱好，但是长年的机关工作、稳定的家庭生活，令他的精神诉求越来越大。虽然幼时对绘画有过钟爱，但是道行较浅，钟爱音乐却不擅长抚琴，因此摄影是唯一可以通过现代工业帮助他表达自己、享受视觉艺术的工具，他毅然决然地闯进了摄影之路。
在艺术口儿工作的优势就是有机会接触到第一流的摄影家，王树声的摄影伙伴都是新疆最著名的摄影家，每次行摄对他都是一次重要的启发。记得第一次跟着摄影家去拍照，他什么都不懂，别人在哪里拍，他就挤在哪里，构图更是靠模仿，而测光什么的，就完全不懂了。每按一次快门前，都要问身边的大师们测光数值，然后再尝试自己测光、设定数值。起初，他带着50卷胶卷出门，成功的作品只有5张左右。后来渐渐地，照片质量有所提升，但胶卷的消耗仍然是巨大的。每逢节日，机关单位都会发放过节费，王树声会先回家整理胶卷，若胶卷数量足够，则过节费全额“交公”，而若库存不多了，就先去买胶卷，再把剩余的钱上交妻子。这一段时间，他虽然囊中羞涩，但却是最单纯享受摄影的时候，“虽然只是没有思想地拍照，但却单纯地记录了自然界的美好”，王树声回忆起这段经历总是忍俊不禁。
那些年，他一直在拍摄风光。从沙漠、胡杨林到喀纳斯、准噶尔盆地、魔鬼城……没有目标、没有目的，只是享受摄影的过程。他喜欢胡杨林，曾经三进三出。第一次去，自驾，凌晨4点到达目的地，车上的人都兴奋地跳下车，他却因熬夜行驶，困顿不堪，好不容易清醒了，却发现朋友们已经各自找各自的拍摄地点去了。当时他还是个新手，面对美景也只能茫然无措地拍几张；第二次前往胡杨林，时节刚好而叶子未黄，扫兴而归；第三次，虽然具备了天时地利，但是相机却不给力后背漏光，10卷胶卷，9卷洗出后，照片上出现仿佛流星闪过的白光。“不是迷信，而是确实命不在此”，王树声有点严肃地解释，“后来，我去了帕米尔高原”。
2001年4月29日，王树声第一次爬上帕米尔。在3680km的高原上，当他和朋友正慢悠悠地往前走时，忽见一束天光打在山丘上，三个人立刻疾步飞奔，果断选择了一个最近的拍摄地点，其中一个经验丰富的朋友说“我不拍，你先构图，我来测光。”当他完成构图，测光数值也出来了。他不敢迟疑，快速地按着快门，似乎是因为过度紧张，直到天光消失，他按着快门的手都没敢放松。从发现天光到拍摄完成，前后只有1分钟，但他收获了第一张成功的帕米尔高原作品。“后来别人都说这张照片好，其实这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让我有了信心。从那以后，每次上帕米尔高原，我从不空手而归。”
帕米尔就在那里
王树声每次上帕米尔之前，都会在慕士塔格峰入口磕3个头。慕士塔格峰被誉为冰山之父，当地的塔吉克人每次进峰，都会行祭拜祈祷之礼。经常有人问他“你为什么每次都能拍到那么精彩的画面？”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李学亮每次看到他的作品，也都会赞叹他的运气实在太好。他总是自豪地解释“第一，我运气特别好；第二，我有一颗虔诚的心。”如若有一次上帕米尔没有磕头，他就会觉得状态不佳，他称呼慕士塔格峰为“老爹”，进山时会磕3个头，道一声“我回来了”；下山时，也会磕3个头，感谢“老爹”的赐予并与之告别。
经常有人看到王树声的作品眼红，挑战去拍摄却无功而返，每次看到这样的反差与对比，他就更加自信。他热爱帕米尔，每次靠近它，整个人就变得异常兴奋，像是远走他方的游子回归故里。2003年至2004年，1年之内王树声“回家”7次，踏寻过了春夏秋冬四季的美景。起初只是拍帕米尔的山，后来拍冰雪、湖景，再后来将镜头对准被苔藓包裹的石头、花草，当然还有令他产生更多感悟的当地塔吉克人。那时候大多是一个人拍摄，磨练摄影技术的同时，也安静地思考。在反复观看自己拍摄的每张作品后，他都会觉得不满意——“太浅了片子永远比不过看到的风景，我自认为这个局部是最精彩的，但远远不足够。100个摄影师有100个美景。”每一次新收获带来的兴奋感都会很快地淹没在茫然之中，王树声说“借助现代科技可以丈量帕米尔的地理高度，但它的精神高度却难以解读。”
2006年的冬天，他和同事大胆前往帕米尔的某处冰川，从骑马到走路，历经千辛万苦才抵达裂谷的入口，巨大的冰川置于眼前，他感觉自己如空气中的尘埃般渺小，如此弱不禁风。“自然是无法超越的，帕米尔就像一块巨大的玉石，上去以后能把你的身心洗涤得干干净净，让你更阳光、更健康。”帕米尔对他的影响从不只是摄影单方面的，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从2004年起，11年以来，王树声在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参加过影展，出版过画册，家人朋友都问他“你还去吗？”他的回答一直是肯定的“帕米尔高原于我就像是永远也读不透的书卷，即便如此，我会像一个虔诚的教徒，无休无止地读下去。”
人的一瞬间比自然的二瞬间来得更为珍贵
2015年以前，王树声每年两次进入帕米尔高原，但从今年起，他暂时不打算再去，准备发酵一下、积累一下。理由之一就是像上文提到过的，他觉得拍摄到的照片永远无法超越亲眼看到的风景，理由之二则是随着与塔吉克人的交往越来越多，他对当地人的感悟、对人文摄影的理解也越来越深，想要尝试人文题材的拍摄。
从拍景转到拍人，对于从未接触过人文摄影的王树声来说，就像是到了火星一样，但是他从不怕“交学费”，像以前刚接触摄影时那样，跟着摄影家学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拍照。但是人文摄影跟风光摄影不同，不是单纯地掌握数值就可以，需要对被摄人物有认识、有理解，才能拍摄出他们最真实的状态。曾经有一次，他跟随一群摄影师拍摄塔吉克族的婚礼现场。但是拍着拍着，就有摄影师放下相机停止拍摄，在一旁休息。他询问过后得到了这样的回复“没劲，跟城市的婚礼没什么两样。”王树声不理解、不赞同“民俗摄影应该是人文摄影的一部分。难道某些地处偏远的民族就只能过苦日子？他们就不能有现代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变迁也应该是民俗或人文的一部分。”攀爬了太多次帕米尔高原，每一次都会与当地塔吉克人亲密接触，他们提供给他住宿，给他当向导，带他去帕米尔每一个人类可以企及的角落。可以说，他的每一张秀美的帕米尔高原风光作品的背后，都有塔吉克人的帮助。所以，他见证过帕米尔的俊美壮丽，却从不带走帕米尔的一草一木，并积极地与当地人交流，甚至还助养了两名当地儿童。每年赴帕米尔拍摄，他都会带着食物和书本看望两个孩子。
“塔吉克是一个同时拥有天空和大地的民族，他们是太阳的子民，是离太阳最近的人。”在王树声的画册《帕米尔高原》的最后一章节，展示了他拍摄的人文作品。里面有塔吉克人的人物肖像照，也有其放牧生活、农作的场景。“虽然我学艺不佳，但是愿意拍摄更多的塔吉克人”，他十分坚定自己未来的拍摄方向——“关注人的真正的一瞬间”。拍摄风光，他从未留下遗憾，总是带着幸运归来；而对当地人的记录，他才刚刚开始，还未启程。
帕米尔高原是我最终的落脚处
其实在刚开始学摄影的时候，王树声是喜欢胡杨林胜过帕米尔高原的。
2001年3月8日，在跟妻子再三保证摄影可以健身、“健心”之后，他拿到了1.3万元的购机基金，后来又向朋友借债1万余元，购买了自己的第一台胶片相机。虽然身边的朋友提醒过他，摄影是个烧钱的爱好，但是长年的机关工作、稳定的家庭生活，令他的精神诉求越来越大。虽然幼时对绘画有过钟爱，但是道行较浅，钟爱音乐却不擅长抚琴，因此摄影是唯一可以通过现代工业帮助他表达自己、享受视觉艺术的工具，他毅然决然地闯进了摄影之路。
在艺术口儿工作的优势就是有机会接触到第一流的摄影家，王树声的摄影伙伴都是新疆最著名的摄影家，每次行摄对他都是一次重要的启发。记得第一次跟着摄影家去拍照，他什么都不懂，别人在哪里拍，他就挤在哪里，构图更是靠模仿，而测光什么的，就完全不懂了。每按一次快门前，都要问身边的大师们测光数值，然后再尝试自己测光、设定数值。起初，他带着50卷胶卷出门，成功的作品只有5张左右。后来渐渐地，照片质量有所提升，但胶卷的消耗仍然是巨大的。每逢节日，机关单位都会发放过节费，王树声会先回家整理胶卷，若胶卷数量足够，则过节费全额“交公”，而若库存不多了，就先去买胶卷，再把剩余的钱上交妻子。这一段时间，他虽然囊中羞涩，但却是最单纯享受摄影的时候，“虽然只是没有思想地拍照，但却单纯地记录了自然界的美好”，王树声回忆起这段经历总是忍俊不禁。
那些年，他一直在拍摄风光。从沙漠、胡杨林到喀纳斯、准噶尔盆地、魔鬼城……没有目标、没有目的，只是享受摄影的过程。他喜欢胡杨林，曾经三进三出。第一次去，自驾，凌晨4点到达目的地，车上的人都兴奋地跳下车，他却因熬夜行驶，困顿不堪，好不容易清醒了，却发现朋友们已经各自找各自的拍摄地点去了。当时他还是个新手，面对美景也只能茫然无措地拍几张；第二次前往胡杨林，时节刚好而叶子未黄，扫兴而归；第三次，虽然具备了天时地利，但是相机却不给力后背漏光，10卷胶卷，9卷洗出后，照片上出现仿佛流星闪过的白光。“不是迷信，而是确实命不在此”，王树声有点严肃地解释，“后来，我去了帕米尔高原”。
2001年4月29日，王树声第一次爬上帕米尔。在3680km的高原上，当他和朋友正慢悠悠地往前走时，忽见一束天光打在山丘上，三个人立刻疾步飞奔，果断选择了一个最近的拍摄地点，其中一个经验丰富的朋友说“我不拍，你先构图，我来测光。”当他完成构图，测光数值也出来了。他不敢迟疑，快速地按着快门，似乎是因为过度紧张，直到天光消失，他按着快门的手都没敢放松。从发现天光到拍摄完成，前后只有1分钟，但他收获了第一张成功的帕米尔高原作品。“后来别人都说这张照片好，其实这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让我有了信心。从那以后，每次上帕米尔高原，我从不空手而归。”
帕米尔就在那里
王树声每次上帕米尔之前，都会在慕士塔格峰入口磕3个头。慕士塔格峰被誉为冰山之父，当地的塔吉克人每次进峰，都会行祭拜祈祷之礼。经常有人问他“你为什么每次都能拍到那么精彩的画面？”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李学亮每次看到他的作品，也都会赞叹他的运气实在太好。他总是自豪地解释“第一，我运气特别好；第二，我有一颗虔诚的心。”如若有一次上帕米尔没有磕头，他就会觉得状态不佳，他称呼慕士塔格峰为“老爹”，进山时会磕3个头，道一声“我回来了”；下山时，也会磕3个头，感谢“老爹”的赐予并与之告别。
经常有人看到王树声的作品眼红，挑战去拍摄却无功而返，每次看到这样的反差与对比，他就更加自信。他热爱帕米尔，每次靠近它，整个人就变得异常兴奋，像是远走他方的游子回归故里。2003年至2004年，1年之内王树声“回家”7次，踏寻过了春夏秋冬四季的美景。起初只是拍帕米尔的山，后来拍冰雪、湖景，再后来将镜头对准被苔藓包裹的石头、花草，当然还有令他产生更多感悟的当地塔吉克人。那时候大多是一个人拍摄，磨练摄影技术的同时，也安静地思考。在反复观看自己拍摄的每张作品后，他都会觉得不满意——“太浅了片子永远比不过看到的风景，我自认为这个局部是最精彩的，但远远不足够。100个摄影师有100个美景。”每一次新收获带来的兴奋感都会很快地淹没在茫然之中，王树声说“借助现代科技可以丈量帕米尔的地理高度，但它的精神高度却难以解读。”
2006年的冬天，他和同事大胆前往帕米尔的某处冰川，从骑马到走路，历经千辛万苦才抵达裂谷的入口，巨大的冰川置于眼前，他感觉自己如空气中的尘埃般渺小，如此弱不禁风。“自然是无法超越的，帕米尔就像一块巨大的玉石，上去以后能把你的身心洗涤得干干净净，让你更阳光、更健康。”帕米尔对他的影响从不只是摄影单方面的，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从2004年起，11年以来，王树声在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参加过影展，出版过画册，家人朋友都问他“你还去吗？”他的回答一直是肯定的“帕米尔高原于我就像是永远也读不透的书卷，即便如此，我会像一个虔诚的教徒，无休无止地读下去。”
人的一瞬间比自然的二瞬间来得更为珍贵
2015年以前，王树声每年两次进入帕米尔高原，但从今年起，他暂时不打算再去，准备发酵一下、积累一下。理由之一就是像上文提到过的，他觉得拍摄到的照片永远无法超越亲眼看到的风景，理由之二则是随着与塔吉克人的交往越来越多，他对当地人的感悟、对人文摄影的理解也越来越深，想要尝试人文题材的拍摄。
从拍景转到拍人，对于从未接触过人文摄影的王树声来说，就像是到了火星一样，但是他从不怕“交学费”，像以前刚接触摄影时那样，跟着摄影家学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拍照。但是人文摄影跟风光摄影不同，不是单纯地掌握数值就可以，需要对被摄人物有认识、有理解，才能拍摄出他们最真实的状态。曾经有一次，他跟随一群摄影师拍摄塔吉克族的婚礼现场。但是拍着拍着，就有摄影师放下相机停止拍摄，在一旁休息。他询问过后得到了这样的回复“没劲，跟城市的婚礼没什么两样。”王树声不理解、不赞同“民俗摄影应该是人文摄影的一部分。难道某些地处偏远的民族就只能过苦日子？他们就不能有现代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变迁也应该是民俗或人文的一部分。”攀爬了太多次帕米尔高原，每一次都会与当地塔吉克人亲密接触，他们提供给他住宿，给他当向导，带他去帕米尔每一个人类可以企及的角落。可以说，他的每一张秀美的帕米尔高原风光作品的背后，都有塔吉克人的帮助。所以，他见证过帕米尔的俊美壮丽，却从不带走帕米尔的一草一木，并积极地与当地人交流，甚至还助养了两名当地儿童。每年赴帕米尔拍摄，他都会带着食物和书本看望两个孩子。
“塔吉克是一个同时拥有天空和大地的民族，他们是太阳的子民，是离太阳最近的人。”在王树声的画册《帕米尔高原》的最后一章节，展示了他拍摄的人文作品。里面有塔吉克人的人物肖像照，也有其放牧生活、农作的场景。“虽然我学艺不佳，但是愿意拍摄更多的塔吉克人”，他十分坚定自己未来的拍摄方向——“关注人的真正的一瞬间”。拍摄风光，他从未留下遗憾，总是带着幸运归来；而对当地人的记录，他才刚刚开始，还未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