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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清代道光年以前,英帝国就一直希望打开中国大门。英国君主通过致信和遣使的方式,试图同中国皇帝建立关系,但均以失败告终。虽然如此,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英帝国尚能以和平方式处理中英关系。但两国关系陷入的僵局,却给后世中英关系的演变蒙上了历史的阴影。
［关键词］清代；英帝国；中英关系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4-0162-01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英国成为一个重视商业的典型国家。追求财富和个人幸福等权利,引发了英国国内上下对海外商业活动特别高涨的热情。中英贸易建立前,英国君主为支持本国商人开辟对华贸易,曾屡次致信中国皇帝,希望获得中国皇帝对本国商人的理解和保护。从已见1553年和1596年伊丽莎白先后致中国皇帝的两封信来看,信中除介绍持信商人要求保护外,还向中国皇帝宣扬了通商互惠原则,并按英式的商业秩序构建起最初的英国对华通商愿景。但因携带信件的商人都未能成功到达中国,英国君主的这些意愿未能进入中国的政治领域。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英国仍然是另一个世界中的、一个遥不可知的国度。
中英通商后,英国政府继续尝试与中国皇帝进行沟通,从政治上为其国民的经济利益提供支持与保护。1787年英王乔治三世任命卡斯卡特中校为特使出访中国,并携带一份致乾隆皇帝的信,主题仍为对华通商。英王在信中友好地表达了对华通商的愿望,称“由陛下的先人建立,并由陛下本人之长远及富强治理的经验已证实,在广大帝国范围内建立与远方各国的贸易,增进相互之间的福利、发明、工业和财富；伟大的上帝将各种不同的土壤和气候赐予散居世界各处的子民”。英王在信中表示希望能够改善中英贸易现状,称“深信陛下长期以来,已有意于在适合双方君主荣誉与安全的公平及平等的原则之下,鼓励臣民之间的这种交换货品的政策”。这一信件反映出英国君主希望能够为英国商人的在华事业保驾开道的意图,也体现了英国最早试图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尝试与努力。
此次为英国首次正式向中国派使访问活动,故信中向中国皇帝指明外交活动的必要性,称“为了建立我等心中热望增进之友谊,使能迅速改善两国臣民在频繁商业交易中所产生的不便与误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等认为适宜于委派一位特使前往陛下庄严的朝廷”。英王在信中特别介绍卡斯卡特是出身名门的“大不列颠议院成员”,持有英王正式签发的委任状的使者,“恳求”中国皇帝“赐予接待,并惠予倾听”。英王在信中明确提出要求中国对英国在华侨民权利提供法律保护：“赖陛下之明智与公正,惠予我国安分守己之臣民,居住贵国领土内,在陛下颁发之律令下,自由买卖,而其生命财产之安全亦受帝国保护”,并希望不施用“连坐”制度,“即一人不致因别人之罪而受害”。这表明,在中英通商之后,英国对于中国的政治和司法体系,都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注意到在某些领域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可以认为,英国对华通商的愿景在卡斯卡特中校出使时期已经建立。由于社会内部思想文化所特有的惯性作用,英国试图将西欧社会中的准则向东方推行,在中国建立起资本运作所需空间。正如商品经济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而是需要必要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程序的保障一样,英国对华通商从一开始就涉及中英两国在政治和法律领域之间的沟通问题。但由于各自的传统,中英两国在政治文化、外交体制和法系等领域具有相当的差异。随着中英通商的发展,两国间的距离已不是单纯的地理意义上的间隔。从相遇到相识相知,两国文化价值观体系因两国商人和官吏间的相互交往而开始产生直接的互动。
然而,英国为改善对华通商谋求达成中英两国共识的努力却屡遭失败。卡斯卡特中校在途中病殁,使英国第一次向中国派使行动于途中夭折。此后,英国政府于1792年和1816年先后派马戛尔尼勋爵和阿美士德勋爵出使中国。两位公使先后继承卡斯卡特中校未竟之使命,尝试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改善英国对华贸易状况。但两位公使抵华后,均被作为纯粹意义上的“贡使”对待,英国对华外交努力接连遭遇失败。事不过三,作为正式的国家行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英帝国在一系列挫折面前的耐心和热情,值得深思。在中国朝贡体制的观念和礼制面前,英国对华交往陷入困局。
然而,在外交活动无效的情况下,当时英国政府并不倾向于使用武力改变中英关系。英国政府对此后的一起东印度公司与广东当局间的严重冲突的反应便可反映出其立场。1831年5月12日,广东巡抚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率武装随从闯入英国商馆,逮捕一名通事并当场对行商进行威胁,同时下令连夜拆毁公司在河岸冲击地上建造的码头,毁坏商馆至码头沿途的大门、台阶和植被,且于当天颁布了八条管理夷人的章程。在英国传统的观念中,住宅和财产具有神圣性,不容王权随意侵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委员会对广东官吏行为强烈不满,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决定停止对华贸易,建议英国政府对华进行武力威胁乃至报复,以改善英国商人在华权利,并提出占领岛屿作为贸易基地的建议。印度总督本廷克勋爵对在华商人表示支持,并致信海军要求协助。在广州驻华商人的建议和要求下,印度殖民当局派出战舰向广东当局递交了抗议书。但是,广州委员会的做法遭到东印度公司董事部的反对,委员会被迫解散。英国政府对董事部的做法表示赞同。本廷克向格雷政府提出异议,海军大臣詹姆士•格雷厄姆在向其解释英国政府政策时指出：“对华贸易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征服中国将会面临失败的危险,武力维持之下,不会有繁荣的商业。”随着新的广州委员会的成立,英国对华贸易依旧在广州制度下进行。格雷厄姆的解释朴素而有力地说明了商业扩张的特点,及其与武装领土侵略之间的不同之处。这次争执最终能得以和平解决,说明当时英国政府尚能坚持和平基调,以缓和手段处理中英关系。
回顾历史可知,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帝国就对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多次发起外交活动,试图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为英国商界进军中国市场开路。然而,受当时客观地理环境的限制和两国文明差异的影响,几次外交努力均告失败。两国关系陷入停滞局面,给后世中英关系的演变蒙上了历史的阴影。英帝国在对华交往方面悲观情绪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的变化,而是有其历史渊源。
参考文献：
［1］张轶东.中英两国的最早接触［J］.历史研究,1958（5）.
［2］［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M］.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组,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3］［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M］.康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4］Glenn Melancon.Britains China Policy and the Opium Crisis：Balancing Drugs，Violence and National Honour，1833—1840［M］. Aldershot，Hampshire：Ashgate，2003.
［作者简介］孙山亦（1982—）,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清代；英帝国；中英关系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4-0162-01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英国成为一个重视商业的典型国家。追求财富和个人幸福等权利,引发了英国国内上下对海外商业活动特别高涨的热情。中英贸易建立前,英国君主为支持本国商人开辟对华贸易,曾屡次致信中国皇帝,希望获得中国皇帝对本国商人的理解和保护。从已见1553年和1596年伊丽莎白先后致中国皇帝的两封信来看,信中除介绍持信商人要求保护外,还向中国皇帝宣扬了通商互惠原则,并按英式的商业秩序构建起最初的英国对华通商愿景。但因携带信件的商人都未能成功到达中国,英国君主的这些意愿未能进入中国的政治领域。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英国仍然是另一个世界中的、一个遥不可知的国度。
中英通商后,英国政府继续尝试与中国皇帝进行沟通,从政治上为其国民的经济利益提供支持与保护。1787年英王乔治三世任命卡斯卡特中校为特使出访中国,并携带一份致乾隆皇帝的信,主题仍为对华通商。英王在信中友好地表达了对华通商的愿望,称“由陛下的先人建立,并由陛下本人之长远及富强治理的经验已证实,在广大帝国范围内建立与远方各国的贸易,增进相互之间的福利、发明、工业和财富；伟大的上帝将各种不同的土壤和气候赐予散居世界各处的子民”。英王在信中表示希望能够改善中英贸易现状,称“深信陛下长期以来,已有意于在适合双方君主荣誉与安全的公平及平等的原则之下,鼓励臣民之间的这种交换货品的政策”。这一信件反映出英国君主希望能够为英国商人的在华事业保驾开道的意图,也体现了英国最早试图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尝试与努力。
此次为英国首次正式向中国派使访问活动,故信中向中国皇帝指明外交活动的必要性,称“为了建立我等心中热望增进之友谊,使能迅速改善两国臣民在频繁商业交易中所产生的不便与误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等认为适宜于委派一位特使前往陛下庄严的朝廷”。英王在信中特别介绍卡斯卡特是出身名门的“大不列颠议院成员”,持有英王正式签发的委任状的使者,“恳求”中国皇帝“赐予接待,并惠予倾听”。英王在信中明确提出要求中国对英国在华侨民权利提供法律保护：“赖陛下之明智与公正,惠予我国安分守己之臣民,居住贵国领土内,在陛下颁发之律令下,自由买卖,而其生命财产之安全亦受帝国保护”,并希望不施用“连坐”制度,“即一人不致因别人之罪而受害”。这表明,在中英通商之后,英国对于中国的政治和司法体系,都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注意到在某些领域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可以认为,英国对华通商的愿景在卡斯卡特中校出使时期已经建立。由于社会内部思想文化所特有的惯性作用,英国试图将西欧社会中的准则向东方推行,在中国建立起资本运作所需空间。正如商品经济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而是需要必要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程序的保障一样,英国对华通商从一开始就涉及中英两国在政治和法律领域之间的沟通问题。但由于各自的传统,中英两国在政治文化、外交体制和法系等领域具有相当的差异。随着中英通商的发展,两国间的距离已不是单纯的地理意义上的间隔。从相遇到相识相知,两国文化价值观体系因两国商人和官吏间的相互交往而开始产生直接的互动。
然而,英国为改善对华通商谋求达成中英两国共识的努力却屡遭失败。卡斯卡特中校在途中病殁,使英国第一次向中国派使行动于途中夭折。此后,英国政府于1792年和1816年先后派马戛尔尼勋爵和阿美士德勋爵出使中国。两位公使先后继承卡斯卡特中校未竟之使命,尝试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改善英国对华贸易状况。但两位公使抵华后,均被作为纯粹意义上的“贡使”对待,英国对华外交努力接连遭遇失败。事不过三,作为正式的国家行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英帝国在一系列挫折面前的耐心和热情,值得深思。在中国朝贡体制的观念和礼制面前,英国对华交往陷入困局。
然而,在外交活动无效的情况下,当时英国政府并不倾向于使用武力改变中英关系。英国政府对此后的一起东印度公司与广东当局间的严重冲突的反应便可反映出其立场。1831年5月12日,广东巡抚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率武装随从闯入英国商馆,逮捕一名通事并当场对行商进行威胁,同时下令连夜拆毁公司在河岸冲击地上建造的码头,毁坏商馆至码头沿途的大门、台阶和植被,且于当天颁布了八条管理夷人的章程。在英国传统的观念中,住宅和财产具有神圣性,不容王权随意侵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委员会对广东官吏行为强烈不满,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决定停止对华贸易,建议英国政府对华进行武力威胁乃至报复,以改善英国商人在华权利,并提出占领岛屿作为贸易基地的建议。印度总督本廷克勋爵对在华商人表示支持,并致信海军要求协助。在广州驻华商人的建议和要求下,印度殖民当局派出战舰向广东当局递交了抗议书。但是,广州委员会的做法遭到东印度公司董事部的反对,委员会被迫解散。英国政府对董事部的做法表示赞同。本廷克向格雷政府提出异议,海军大臣詹姆士•格雷厄姆在向其解释英国政府政策时指出：“对华贸易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征服中国将会面临失败的危险,武力维持之下,不会有繁荣的商业。”随着新的广州委员会的成立,英国对华贸易依旧在广州制度下进行。格雷厄姆的解释朴素而有力地说明了商业扩张的特点,及其与武装领土侵略之间的不同之处。这次争执最终能得以和平解决,说明当时英国政府尚能坚持和平基调,以缓和手段处理中英关系。
回顾历史可知,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帝国就对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多次发起外交活动,试图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为英国商界进军中国市场开路。然而,受当时客观地理环境的限制和两国文明差异的影响,几次外交努力均告失败。两国关系陷入停滞局面,给后世中英关系的演变蒙上了历史的阴影。英帝国在对华交往方面悲观情绪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的变化,而是有其历史渊源。
参考文献：
［1］张轶东.中英两国的最早接触［J］.历史研究,1958（5）.
［2］［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M］.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组,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3］［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M］.康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4］Glenn Melancon.Britains China Policy and the Opium Crisis：Balancing Drugs，Violence and National Honour，1833—1840［M］. Aldershot，Hampshire：Ashgate，2003.
［作者简介］孙山亦（1982—）,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