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出现时已是晚上7点多。我们本来约了6点，时间快到时收到他信息：“可能稍晚一些到，堵车。”40分钟后给他打电话，是秘书接的，“王总还在开会”。
　　坐下，他稔熟地摘下眼镜、戴上墨镜，还换了顶帽子。他觉得这样出镜能保证自己走在大街上不被仇家认出，实际效果却是，他的双眼整个晚上隐藏在那两块小小的黑镜片后，不曾再有一次眼神交流。
　　上世纪90年代，面前这个人曾经火成了一个标志：一说“打假”，没有不想起他的。有人把他当成英雄，又有更多人因为他而幻灭、失望、愤怒，以至铺天盖地的质疑。
　　2000年后，意气风发的王海因“津成事件”败走麦城，其后迅速淡出公众眼球。事实上，现在很多“90后”的年轻人听到这个名字已经感到很陌生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职业打假人出现在打假市场上，继续承接着公众的质疑，又有罗永浩这样的名人打假陆续出现，让这个话题从不寂寞。
　　本以为，“打假第一人”的风光就此成为过去，没想到借着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这一年来王海突然又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大有重塑公众形象的架势。
　　新《消法》倒是有一个条款与王海密切相关。旧法规定“如果消费者明知产品存在瑕疵则不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曾经给王海式打假造成很大困扰;如今新法明确，“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是“知假买假”索赔第一次被正名。
　　尽管他反复强调：“对我不重要，我现在很少用这种方式打假了。”

打假鼻祖

　　“中国人的观念一直是落后的，不仅仅是现在，也包括之前，包括在历史上。”说完，王海给了我们一个笑容，眼睛自然是看不见的，嘴慢慢咧开，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有种慢镜头的感觉。
　　他喜欢这样笑，喜欢谈钱，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交易”;他被当成“英雄”的时间其实很短，但他拒绝反思，认为是大众的愚蠢误伤了自己。
　　那是1995年，年仅22岁的王海尚未有一份固定职业，偶尔替家里开的工厂帮点忙，其他时间就是闲着。3月，到北京陪亲戚考学的他无聊时突发奇想，跑到隆福大厦买了两副假冒的索尼耳机。彼时中国第一部《消法》刚刚出台一年多，首次制定的惩罚性条款（损一赔二）还未有实施先例。“就想试验一下，这条款管不管事，有没有作用。”之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虽然王海强调，当时他完全没想赚钱的事，然而他对付出与收益的精明计算在这件事上已经显现出来了。考虑到两对耳机才170块钱，而自己可能要为索赔付出很多的时间与精力，于是在确认耳机为假货后，他马上又到商场里再买了10副，然后才依据《消法》第49条，提出双倍赔偿要求。
　　事实证明，王海的第一次索偿非常不顺利。“先要跑鉴定，然后去投诉，我先找消协，没找着，就去找工商局，工商局说这归质检管，质检又说这东西你得鉴定，鉴定完了得找厂家。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快一周时间过去了。”结果是，折腾了这么一大圈，投诉仍然是石沉大海，后来，又经历了不断追问、商场扯皮、公安推诿等波折，直到8个月后，王海才拿到全部赔偿1020元。
　　不厌其烦地重新赘述这个过程，才能理解王海是如何从“打假”中找到千万“商机”的。
　　人们对英雄的期待很多时候只是一厢情愿。王海从不吝于向记者表白：他从来不做“不划算”、没有收益，甚至收益过小的事情—哪怕以正义之名。
　　“打假可以作为一个事业来做！”他向自己宣布。
　　随后就有大量“职业打假人”在全国各地涌现，使“王海事件”迅速升级成为“王海现象”。
　　然而，王海并不屑于被归进这个群体里。在他心目中，自己跟他们完全不属同一层次。个人打假费时费力，能赚多少钱呢？他看到的是假货乱象背后，更远大的“钱”景—大量受害品牌商家。一件假货的价格不过千儿八百，相比起品牌蒙受的损失，以及他们愿意为避免这些损失花费的成本，简直是九牛一毛。
　　“从一开始，我看好的就是‘企业打假’。”这才有了后来让王海败走麦城的“津成事件”。

英雄还是流氓？

　　王海微博的自我简介写着：一个清道夫，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
　　然而公众对他的质疑正好相反—在中国，任何事情不管你说得有多正义，只要涉及赚钱，就会变得非常敏感。看着王海借打假获得越来越多的赔偿，人们开始质疑，他其实是“以打假为手段，以赚钱为目的”。
　　这也不无道理，有人分析过王海的打假，都是很有选择技巧的，他会选择那些有经济赔偿能力，索偿可能性相对大的，而非首先考虑社会效应，更非逢假必打。
　　对此他理直气壮：“所以我说中国人观念落后。立法目的就是打假，让消费者拿到赔偿是手段。我个人的想法你没有必要考察，就像你没必要管警察是为了挣工资还是为人民服务，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实现了公共利益，实现了法律目的，对吧？”
　　在公众为了他的打假动机唇枪舌剑、争议不休的时候，他却借着日益高涨的知名度和曝光率，开始忙着做另一件事—成立公司替厂家查假。
　　1996年，王海的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成立，外界对他的质疑仍在继续，而他的钱也在照样挣。如果不是2000年那次意外，他甚至还有享受这种处在舆论风口浪尖的感觉，毕竟在某种程度上，那可是免费的宣传。
　　如今王海名下已经拥有4个职业打假公司，分别设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北京办公室就在朝阳大悦城楼上的写字楼里。
　　王老板称自己很少去到打假第一线了，手下有数十人在干，收到企业客户的委托后，就开始进行全方位的调查。“什么人在做假货，原料从哪里来，都哪些地方有卖，甚至包括造假者家里有多少资产，有没有黑社会背景，有没有官方背景，都会查得一清二楚。” 　　这固然是一种面对客户的专业性，同时也未尝不是对自己的保护。毕竟当年的“津成事件”，给王海本来就备受争议的声誉造成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笑骂只能由人

　　“‘津成’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我和他们庭外和解协商的过程，他们录了音。”
　　2000年，王海接到爆料人电话，邀请他前去打一家叫津成电线的公司的假。没人知道爆料人是否有付费，只知道王海接到线报后很感兴趣，先是带着助手去了位于河北任丘的工厂所在地，又辗转去到位于沈阳的销售公司直接买货起诉。
　　事情发生没多久，两段录音被曝光，内容分别是：王海对“津成”喊价100万私了;一家造假企业找到王海，请他帮忙打击另一家造假企业并当场付款。
　　“庭外和解你懂吗？我不是拿着证据叫他给我钱然后就不起诉他，那叫勒索;我已经起诉他了，然后跟他走合法的庭外和解程序，就是要谈价格的，我说100万开天要价，你可以还价啊。”事隔15年后，王海试图辩解。他认为当时舆论之所以一面倒，是因为对方给自己下了个“套”，“我其实一听就知道那人是他们派来的，哪有人会主动说自己是造假企业，隐瞒还来不及”。
　　听起来不合逻辑，明知道是对方在下套，何苦自动往里跳？他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不收白不收啊，何况我只收了他2万，这样的业务正常要收30万，收了他2万我什么都没做，一个游戏而已。” 他继续辩解。
　　“而且，就算是真的又有什么问题呢？造假企业举报造假企业，那属于行业自律，就像黑社会A向警察举报黑社会B，警察抓不抓B呢，肯定抓啊，我们应该巴不得多一点这样的行业自律呢。”
　　但事实上，两段录音出来后，王海四面楚歌，连那些当初支持他的人和媒体也开始倒戈相向。2010年他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自己当时情绪失控，进入躁狂状态，乃至到精神病院治疗了一段时间。
　　只是现在他又不承认了，昂着头说：“没有，完全没有打击到我！”
　　他也拒不承认2000年后淡出公众视线的选择里有无奈的成分，而是再度将与公众长达近10年的决裂，归因于中国老百姓的观念落后和媒体的不道义。
　　不过有意思的是，“津成事件”固然使王海声誉一落千丈，却让人们从对他“知假买假”动机的质疑中回过神来，真正看到他到底在做什么。然后，就像最初那一波职业打假人的出现一样，很快又涌现出许多职业打假公司，分食“企业打假”这个新鲜出炉的蛋糕。
　　无可否认，如他自己所言，人们夸他也好，骂他也好，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始终引领着打假这个领域。他得意洋洋：“一个公司能不能挣钱，取决于你能不能为客户创造价值，跟你是不是被公众质疑没关系，就像盗版光盘，国家还打击呢，但是照样有人买，照样可以赚钱。”

人与“交易”

　　前些年，王海的打假公司主营业务有几类：替消费者维权打假;买假索赔;受雇于企业，替企业打假。
　　做着做着，他发现替消费者维权的事很琐碎，也挣不了多少钱，干脆就把它整成了“公益项目”，只提供一些专业建议，不投入太多人力物力，也不收费。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据王海自己说，这些年他打击了很多在环保方面出问题的企业，很多时候就是受被打击企业的竞争对手所雇;而多年来致力于这方面的不少环保组织，在举报污染企业时却难有如此之高的效率和成效。
　　秘诀在哪里？一开始，他含糊其词，禁不住一再追问，说，“我们有质量控制嘛，如果没有相当的胜算，这个案子我们就放弃了”，若是半途查到对方有很强的黑社会背景或政府背景，也会中途放弃。“主要是看成本。”
　　“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交易，人类文明是建立在交易基础上，创新也是因为交易，你发明一支自动步枪，如果卖不出去，没有意义。包括婚姻，包括劳资关系，这些都是交易。好的交易就是你应该效率高，成本低，另外要公平，要让各方福利都增加。”他不断地重申。
　　2015年的最新消息是，王海盯上了已处风口浪尖一段时间的著名冬虫夏草品牌“极草”，对方也不是善茬，反过来要把他告上法庭。有人觉得，他这次未免有些“跟风”，跟以前总是引领先河的作派相比，显得有点锋芒不再了。
　　而记者感觉到的却是，他塑造自己形象的倾向已有所转变。整个晚上，他都没有主动说一句新的打假动向。除了竭力申述以上关于金钱与公益、交易与正义等让一般人匪夷所思的观点外，他更努力的是—一再见缝插针地澄清，自己也不是一味只知道挣钱的人，挣到大把花不完的钱后，他也做公益。
　　“明年我准备成立一个‘孩儿他妈’协会，每个会员捐点钱搞一个非营利的试验室，随时把对各个品牌奶粉的检验结果告知这些孩儿他妈。那中国的乳业企业就不可能再生产劣质乳品了，因为你生产出来也卖不掉。那么洋奶粉的暴利也可以终止了，因为孩儿他妈可以去团购，可以组织2万会员、10万会员……我有10万会员，每个人买10罐，只给你20%的利润，你卖还是不卖？你日本的企业不卖，美国的企业总会卖吧？甚至我人多了，凑起来我把你这公司股票买下来都可以，公司买下来都可以。”他带劲地讲着，似乎志得意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