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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过压力爆表，忍无可忍，一把推开桌子、踢翻椅子，抡起大锤砸烂电脑、砸烂你所栖身的小小格子间的时候？就像手游《粉碎办公室》中那位供职于“奴隶科技”的主人公所做的那样。
对于一众所谓“格子间动物”来说，这样的情景在脑内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恨没有勇气付诸现实。
因此，当一段被描述为“监视器记录的办公室抓狂画面，所有办公室居民的幻想”的视频即真实版《粉碎办公室》被上传到科技网站Gizmodo时，迅速得到了病毒式传播，点击量数以百万计。最高赞的评论是：“这家伙太屌了！他懂得该怎样生活。其他狱友应该和他一起反抗才对。”
现代人画地为牢，把自己困在格子间里。可悲？不，更多的是无奈，就像电影《办公空间》中某个角色所说的金句：“人被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格子间内，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办公空间》另一译名《上班一条虫》认知度更高，因其取“上班一条虫，下班一条龙”之意。
而更多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是：砸烂格子间以后，又该怎么样？
《上班一条虫》于1999年上映，其反映的种种职场病症，在2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
公司内部使用大量不明英文名词缩写，并且人人朗朗上口；人员流动太快，刚磨合好的同事转眼就离职，又得开始新一轮磨合；加班变成家常便饭，明明事情已经做完却没法准点下班，周末也要进公司；高层常常要求全公司的人放下手头的工作，召开全体大会；领导明明想叫你干点啥，又不直接讲，希望你自己提出；为了让开会更有效率，需开会前会，为了會前会，又要先开更多的会前会，如此形成一个闭环，总有开不完的会……
“格子间里的白领和流水线上的工人到底有什么区别？”知乎上最高赞的答案是：“区别在工人会觉得你的工作轻松又舒适，只有你知道每天压抑疲惫得要死。”
脉脉数据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职场人厌班情绪调查报告》显示，职场人“丧班”（即讨厌上班却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上班）现象严重：
有40.6%的人自称“丧班晚期”，32.3%的人自称“中度丧班”，27.1%的人自称“没有/轻度丧班”；不想上班的原因，47.9%的人选“赚得少”，33.3%的人选“纯粹不想上班”，30.2%的人选“不喜欢工作内容、伙伴”；而面对“为什么要上班”的灵魂拷问，四分之三的人坦承“因为穷”，超过一成的人是“因为梦想”，剩下不到一成的人则表示“不知道，没想过”。
“丧班”用专业术语来描述，即“工作倦怠”。这个术语源自上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小说中，格林用“Burnt-Out”这个词描述医生这个职业在工作重压之下身心交瘁、能量被耗尽的感觉（其字眼意思即“燃烧竭尽”）。
实践哲学家安德鲁·塔格特在观点分享网站Aeon上发表文章称，假设工作已经统治了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会怎样？
他的答案是：“凡是人们目光所及，都充满着‘就业前’‘就业中’‘退休’‘未充分就业’和‘失业’的标签，没有人能跳出这五个分类。凡是人们所及之处，每个人都会赞美和热爱工作，并把‘希望你有高产的一天’当作最好的祝福语。人们一睁眼就投入工作任务，闭眼只是为了睡觉。在任何地方，努力工作的精神都会被奉为实现成功的手段，而懒惰会被认定为最严重的罪行。无论在何处，不管是内容供应商、知识经纪人，还是合作建筑师、新部门领导，都会不停地谈论着工作流程、增量、计划、基准、扩大规模、货币化和增长这些事情。”
早在1845年，卡尔·马克思就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人们可以从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解脱，到那时，他们可以早上打猎，下午捕鱼，晚上蓄养牲畜，晚饭后从事批判。”19世纪的英国社会主义活动家威廉·莫里斯认为，未来人们只需要每天工作4小时；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测，到了21世纪初（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科技进步使得所需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人们可以每周只工作15个小时。
然而，正如果壳网主笔Ent在微博上所说：“他（凯恩斯）的预言某种意义上确实成真了：我们现在每天工作3小时然后摸5小时的鱼。”凯恩斯的预测为何不能实现？著有《扯淡的工作》的人类学家戴维·格雷伯认为，从技术角度来说每周15小时工作制确实可以实现，但恰恰相反，“技术被引导的方向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工作得更多。为此，许多相当没用的岗位被创造了出来”。
是时候重新定义工作以及工作模式了。
人们的非工作生活扩大了，高尔夫球场的生意越来越好，渔具店的销售额也出现了大幅增长，收听深夜BBC电台节目的听众增加了两倍，一些男人开始主动承担更多家务活。《每日邮报》一位专栏作家建议，家长们可以用多出来的时间尝试过更多性生活。
美国记者伯纳德·列夫科维茨1979年出版的《休闲：在一个朝九晚五的世界里放弃工作》一书展示的则是不工作的生活个案：他采访了100位放弃工作的人，比如一位记者离职后，自己做番茄罐头，没事听听歌剧；一位前清洁工，喜欢驾船出海，在甲板上享受日光浴。他的结论是：尽管这些个案的生活也不乏困惑，但他们在放弃工作后依然感受到“生活的完整性”及“体验开放性”的乐趣。
改变，就从不再把工作视为一切、被工作奴役开始。
而可以改变的，还有对待工作的态度，比如，分清“工作”和“上班”。《圆桌派》2016年第11集在讨论“不想上班怎么破”时，某位嘉宾就提到，“不想工作”和“不想上班”是两个概念。“我非常厌恶上班，但我很热爱工作。
所谓工作就是我自己那点事，我跟个虫子一样，起来以后就进入工作，一直工作到睡觉。但是我不想上班。我相信大部分不愿意上班的人，并不是厌倦工作。”
也就是说，要找到让自己安身立命、实现价值的东西。哪怕你什么也不愿意干你可以像第欧根尼那样，淡定地对质疑你的人说：对不起，请让让，你挡住我的阳光了。
对于一众所谓“格子间动物”来说，这样的情景在脑内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恨没有勇气付诸现实。
因此，当一段被描述为“监视器记录的办公室抓狂画面，所有办公室居民的幻想”的视频即真实版《粉碎办公室》被上传到科技网站Gizmodo时，迅速得到了病毒式传播，点击量数以百万计。最高赞的评论是：“这家伙太屌了！他懂得该怎样生活。其他狱友应该和他一起反抗才对。”
现代人画地为牢，把自己困在格子间里。可悲？不，更多的是无奈，就像电影《办公空间》中某个角色所说的金句：“人被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格子间内，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办公空间》另一译名《上班一条虫》认知度更高，因其取“上班一条虫，下班一条龙”之意。
而更多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是：砸烂格子间以后，又该怎么样？
职业倦怠是一种病
《上班一条虫》于1999年上映，其反映的种种职场病症，在2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
公司内部使用大量不明英文名词缩写，并且人人朗朗上口；人员流动太快，刚磨合好的同事转眼就离职，又得开始新一轮磨合；加班变成家常便饭，明明事情已经做完却没法准点下班，周末也要进公司；高层常常要求全公司的人放下手头的工作，召开全体大会；领导明明想叫你干点啥，又不直接讲，希望你自己提出；为了让开会更有效率，需开会前会，为了會前会，又要先开更多的会前会，如此形成一个闭环，总有开不完的会……
“格子间里的白领和流水线上的工人到底有什么区别？”知乎上最高赞的答案是：“区别在工人会觉得你的工作轻松又舒适，只有你知道每天压抑疲惫得要死。”
脉脉数据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职场人厌班情绪调查报告》显示，职场人“丧班”（即讨厌上班却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上班）现象严重：
有40.6%的人自称“丧班晚期”，32.3%的人自称“中度丧班”，27.1%的人自称“没有/轻度丧班”；不想上班的原因，47.9%的人选“赚得少”，33.3%的人选“纯粹不想上班”，30.2%的人选“不喜欢工作内容、伙伴”；而面对“为什么要上班”的灵魂拷问，四分之三的人坦承“因为穷”，超过一成的人是“因为梦想”，剩下不到一成的人则表示“不知道，没想过”。
“丧班”用专业术语来描述，即“工作倦怠”。这个术语源自上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小说中，格林用“Burnt-Out”这个词描述医生这个职业在工作重压之下身心交瘁、能量被耗尽的感觉（其字眼意思即“燃烧竭尽”）。
工作3小时，摸鱼5小时
实践哲学家安德鲁·塔格特在观点分享网站Aeon上发表文章称，假设工作已经统治了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会怎样？
他的答案是：“凡是人们目光所及，都充满着‘就业前’‘就业中’‘退休’‘未充分就业’和‘失业’的标签，没有人能跳出这五个分类。凡是人们所及之处，每个人都会赞美和热爱工作，并把‘希望你有高产的一天’当作最好的祝福语。人们一睁眼就投入工作任务，闭眼只是为了睡觉。在任何地方，努力工作的精神都会被奉为实现成功的手段，而懒惰会被认定为最严重的罪行。无论在何处，不管是内容供应商、知识经纪人，还是合作建筑师、新部门领导，都会不停地谈论着工作流程、增量、计划、基准、扩大规模、货币化和增长这些事情。”
早在1845年，卡尔·马克思就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人们可以从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解脱，到那时，他们可以早上打猎，下午捕鱼，晚上蓄养牲畜，晚饭后从事批判。”19世纪的英国社会主义活动家威廉·莫里斯认为，未来人们只需要每天工作4小时；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测，到了21世纪初（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科技进步使得所需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人们可以每周只工作15个小时。
然而，正如果壳网主笔Ent在微博上所说：“他（凯恩斯）的预言某种意义上确实成真了：我们现在每天工作3小时然后摸5小时的鱼。”凯恩斯的预测为何不能实现？著有《扯淡的工作》的人类学家戴维·格雷伯认为，从技术角度来说每周15小时工作制确实可以实现，但恰恰相反，“技术被引导的方向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工作得更多。为此，许多相当没用的岗位被创造了出来”。
改变，就从不再把工作视为一切、被工作奴役开始
是时候重新定义工作以及工作模式了。
人们的非工作生活扩大了，高尔夫球场的生意越来越好，渔具店的销售额也出现了大幅增长，收听深夜BBC电台节目的听众增加了两倍，一些男人开始主动承担更多家务活。《每日邮报》一位专栏作家建议，家长们可以用多出来的时间尝试过更多性生活。
美国记者伯纳德·列夫科维茨1979年出版的《休闲：在一个朝九晚五的世界里放弃工作》一书展示的则是不工作的生活个案：他采访了100位放弃工作的人，比如一位记者离职后，自己做番茄罐头，没事听听歌剧；一位前清洁工，喜欢驾船出海，在甲板上享受日光浴。他的结论是：尽管这些个案的生活也不乏困惑，但他们在放弃工作后依然感受到“生活的完整性”及“体验开放性”的乐趣。
改变，就从不再把工作视为一切、被工作奴役开始。
而可以改变的，还有对待工作的态度，比如，分清“工作”和“上班”。《圆桌派》2016年第11集在讨论“不想上班怎么破”时，某位嘉宾就提到，“不想工作”和“不想上班”是两个概念。“我非常厌恶上班，但我很热爱工作。
所谓工作就是我自己那点事，我跟个虫子一样，起来以后就进入工作，一直工作到睡觉。但是我不想上班。我相信大部分不愿意上班的人，并不是厌倦工作。”
也就是说，要找到让自己安身立命、实现价值的东西。哪怕你什么也不愿意干你可以像第欧根尼那样，淡定地对质疑你的人说：对不起，请让让，你挡住我的阳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