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说中的父亲生命轨迹是由旁观者的记忆描绘起来的。这些记忆互相解构，最终难以还原一个真实的父亲。在构建“父亲”形象的过程中，个体记忆对集体记忆有着明显的妥协和依附，集体政治话语主导了父亲形象的塑造。儿童的视角让父亲的形象增加了魔幻色彩。在以记忆为底本的父亲形象构建中，历史和个体生命痕迹因为不同的记忆叙述失去了稳定性和确定性。
　　关键词：《会飞的父亲》；李浩；记忆叙事
　　作为近年来屡获奖项的青年作家，李浩在小说技术方面的探索和文字背后的深沉意味都值得深入研究。《会飞的父亲》是李浩本年度发表的一部新作。作品讲述了八岁的“我”对父亲离家出走原因的追问。不同的叙述者给了“我”不同的说法。参照着这些叙述，“我”不断建构和修改着关于父亲的想象。于是，本来象薄纸片一样的父亲形象，有了一个沉重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追求‘有意味的形式’不仅是李浩一贯的目标，也是其区别于他与同代作家的一个标志”，这篇小说仍然延续此前不断出现的“父亲”题材，而记忆叙事增添了作品的多义性和思想厚度。
　　一、记忆构建下的个体生命轨迹
　　李浩写作了多部有关父亲的小说，如《蹲在鸡舍里的父亲》、《镜子里的父亲》等，他对父亲这一角色的热情“是因為在他身上有着巨大的负责的背负。他不仅仅是在我们生活中最先出现的那个男人，还因为他具有象征性。历史、政治、权威、力量、责任，象征经验，面对生活的态度，想着我们生活中需要正式无法回避的坚固存在……父亲象一件制服，我看中的是他的象征性，是他的背负 。”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会飞的父亲》并没有塑造一个有生命实体的父亲，而是让父亲的生命轨迹不断呈现在相关人的记忆和幻想之中。如果没有这些记忆，父亲的生命存在将陷入虚无。
　　记忆的诱发缘于“我”对自己缺失父亲这个境遇的追问。从“我”热心帮助柱叔寻找蛇蜕为他父亲治病等细节可以感受到“我”对父亲的渴望和缺失之后的孤独与不安。于是“我”向奶奶、母亲、乡亲们这些对父亲留有记忆的人探寻父亲离家的情形。在不同叙述者的回忆中，父亲的生命经历被打捞出来。然而叙述者们关于父亲并没有共同的记忆，前一个叙述者的描述立刻就会被后一个叙述者解构和否定，我对于父亲的印象也不断地被涂改甚至重写。在这里，个体生命的存在轨迹因为其他人的记忆而存在：父亲分别被描述成一个儿子、丈夫、地下党、国民党情报员、婚外恋者；同时也因为其他人的记忆而变得混乱不堪，父亲只是一个有着多种可能、不确定的父亲。
　　记忆必须依附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才能够获得明晰的定位。而这篇小说中，时间、空间被有意抽离从而降低了记忆的可信度。母亲认为父亲是在下午飞走的，奶奶认为父亲早晨飞走的；柱叔认为父亲死在了强家堡，奶奶认为父亲死在了刘家堡。没有了时间和空间，父亲的生命轨迹变成了可以随意雕刻的萝卜。掺杂着想象、幻觉、政治推断、个人好恶的回忆，让有关父亲的故事成为叙述者的随意而为，更像是缺席的审判和有选择的利用。存在的先在性受到质疑，存在得以呈现的记忆因为语言介质之间的冲突，无法承担起证明存在的功能，于是个体的生命轨迹如风一般消失。
　　二、个体记忆对集体记忆的依附与妥协
　　父亲作为家庭中的一员，在“我”们一家人中有着一致的记忆。小说中“我”对父亲的印象首先你来自于奶奶和母亲。这两位是父亲和“我”生活中最亲近的人，她们保留着对父亲的回忆。她们记得父亲是飞走的，这是“我”最初信息来源，是亲历者的目击见证，因此“我”自此始终坚持父亲是飞走的。
　　然而当个体记忆和群体记忆不一致的时候，个体记忆往往在会在集体的压力面前对集体记忆依附和妥协。亲缘关系让“我”、奶奶、母亲关于父亲的个体的记忆在外人看来似乎缺乏公正性和说服力。柱叔、柱叔的父亲、树哥哥等人显然更加相信父亲被炸死的说法。个体记忆在群体的环境中，也难以招架。奶奶在听闻大家认同父亲炸死这一消息之后，也不再坚持父亲是飞走的，转而沿着大家的记忆路径，回忆了父亲被遭遇轰炸的场景。只是她强调大家所说的地点是错误的，为自己的话语权进行微弱的辩护。
　　在集体集中，历史事件成为公众记忆的标尺。父亲的离去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国民党情报员是当时政治语境下人们对父亲的记忆想象。关于父亲的离去，村民们相当一致地认为是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轰炸、国共两党的斗争，为大家关于某个个体的记忆找到了可以存放的时空。于是，大家参与到了父亲离开这件事的构建队伍中，慢慢地向“我”的个体记忆渗透。“我”也在受打击之下不自觉地将父亲离家飞走的单纯场景增添上反动派的背景，并以此质问和否定母亲关于父亲的记忆。
　　在大家的集体记忆中，政治记忆显得更加清晰并具有权威性。首先，大家包括“我”们一家最终放弃了父亲无故离家飞走的单纯记忆画面，最终陷入了村民们的政治叙事。炮弹轰炸，关于反动派还是地下党等说法已经成功渗入了“我”們的记忆。其次，我在构建有关父亲的记忆时，不自觉遵循了主流话语中的经典桥段。关于鸡毛信的场设置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父亲，他被放置在我们关于英雄的集体记忆之中，他的个体生命的鲜活性被淹没在宏大的历史叙事里。记忆中的父亲不再是一个儿子、丈夫和父亲，他正在脱离亲缘的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中的英雄叙事靠拢。此外，“我”和小伙伴们玩的游戏也以政治斗争为题材，成为集体政治记忆的现实演练。“我”以饰演叛徒为代价，换取了参与游戏的资格。“我”们扮演着指挥官、战士、敌人、叛徒等角色，通过游戏的形式强化着集体的政治记忆。
　　三、飞翔愿望下的记忆选择
　　个体记忆对于集体记忆虽然会有依附性，但是个体记忆同时也是独立和不可替代的。个体记忆往往因为个体的角色身份、情感偏向、立场选择等呈现出可塑性特征。
　　在对父亲的回忆中，奶奶和母亲虽然都认同他是飞走的，但是对飞走的记忆又明显不同。母亲认为父亲在一个下午，经过一顿饭的沉默和凝视，离开家。作为妻子，她并不能够理解丈夫的行为。奶奶的回忆则是从母亲的角度，认为父亲是帮助她分担了家务，把水缸挑满水之后离开的。在她眼里，父亲是个孝顺的儿子。“我”虽然没有亲历父亲的离去，却在母亲和奶奶的叙述之后建立起了有关父亲的记忆。作为一个缺乏父爱、沉浸在孤独和不安情绪下的孩子，“我”选择并放大了父亲能飞这样的细节，将对父亲的渴望幻化为神奇的飞翔能力。在得知村民和小伙伴们都认为父亲是国民党情报员之后，“我”关于父亲的记忆被无情摧毁，但“我”终于依靠奶奶提供的线索，从二癞子二爷是地下党推断出父亲也是地下党，和叛徒的身份比较，“我”更愿意相信父亲是地下党。后来，四叔说父亲是婚外恋和女人逃走了，打断了“我”对父亲的政治美化。但“我”在构建这段记忆时仍旧执着于父亲能够飞翔的特异本领，并在他遇到危险时，用这个本领帮助他脱离危险。 　　可以说，在小说中“我”关于父亲的记忆建构中，由于不是亲历者，“我”的记忆内容不得不根据他者的记忆进行补充和修改，但是我对他人回忆的选择性和情感的偏向让“我”的父亲每个记忆场景的设计都始终与飞翔有关，“我”是缺席的父亲在现实生活中的辩护者。
　　四、儿童视角下的记忆叙事
　　小说中八岁的“我”对父亲去哪儿的追问成为打开大家记忆的动力。而大家的记忆又成为构建“我”的记忆的材料。与成人记忆中的简略和概括不同，“我”的记忆具有儿童记忆所特有的具象化特点。“我”将成人提供给我的故事，還原成具体可感的影像，让原本平淡的叙述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比如关于父亲飞走一段。奶奶和母亲关于父亲飞走的回忆都相当简略，并没有太多的细节。而我根据他们的记忆构建出来的场景则相当丰富。风吹着父亲的衣袍，吹动他的脖子、手臂直到脚踝上的羽毛，羽毛越长越多，撑破了衣服，于是父亲象风筝一样飞走了。飞这个抽象的词汇，在“我”的记忆具体化为有羽毛有关的动作，于是出现了父亲长出羽毛并驾羽而飞的镜头。还有关于父亲被炸死一段，奶奶的回忆被“我”敷衍成有过程有细节的場景。高出头顶的筐、青草的气息、草丛中的兔子、头顶上的飞机、越来越大的炸弹，让回忆超越了语言的干瘪，变得可以触摸。
　　儿童视角让叙述带上些许魔幻的色彩。满身羽毛的父亲、变成蛇的女人、一团黑气幻化成的乌鸦等等，这些让人惊讶的神奇场景不断出现在孩子的记忆中。魔幻的色彩与现实交替切换，将关于父亲以及那个时段的历史碾成细碎的光片。但作者并没有沿着魔幻的路径走得太远，而是极力拘囿住作品的魔幻气息。让回忆、幻想纠缠在“我”的现实境遇中。“我”根据妈妈和奶奶的回忆将父亲想象成一个会飞的人，认为他飞走是因为他长了羽毛。但现实中，“我”的小伙伴、村民们都不认同飞走的说法，他们将父亲的离开牵扯上战争的背景和反动派的立场。这种看法不断摧残“我”已经建立起来的记忆，最终“我”也相信了这样的记忆，然后按照他们的逻辑将父亲重新设置成递送情报的英雄。儿童的身份的“我”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着父亲的形象，那个有羽毛的飞人，虽然始终能够飞翔，但是已经沾染了很多现实的气味。
　　李浩曾说他的小说之所以注重艺术性是缘于对读者的尊重，他说：“我想象的读者远高于我，无论在哪方面。”在《会飞的父亲》中以记忆为主要材料，搭建了一个孩子的记忆世界。这个世界由于多元的叙述变得多义。历史和个体生命痕迹也因为不同的记忆叙述失去了稳定性和确定性，让人迷惑。
　　参考文献：
　　[1]李浩.《会飞的父亲》，《花城》，2016年第1期
　　[2]孟繁华、唐伟.《看到他们曾经看到的世界——评李浩的长篇小说<父亲简史>》，《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3] 郭艳、李浩.《对话：难以承受之重——关于历史、现实与选择》，《雨花》，2015年第6期
　　[4]李浩.《我和我想象的读者》，《鸭绿江》，2015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梁艳青，女，天津财经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文学与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