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跟他爹道光不一样，很想有点作为。彼时鸦片战争已起，他想在外交上强硬一回，但鉴于现实情况，所以中国大门只是貌似敞开。洋人很快便发现撞到了玻璃门上。
　　英、法、美三国的驻华使节往返奔波于广州和南京之间，被两边的大清官员来回踢皮球，什么事都解决不了。忍到1854年，他们觉得按当年中、美签的《望厦条约》，可以要求修约了，借这个机会也许可以打破中国的“玻璃门”。
　　然而，当英、美使节来到大沽口，准备进京找咸丰递交国书、提出修约时，却被大清官员挡在大沽口外，连递交信件的可能都没——咸丰对他爹当年签的条约根本不认账。
　　英、美使节不依不饶，但他们也知道，跟上次一样，不动武恐怕没戏。于是，英国找了个非常牵强的借口——“亚罗号事件”，跟法国合伙，在两年后打上门来，占了广州，俘虏了两广总督叶名琛，把人送到加尔各答，逼着广州巡抚和将军做他们的傀儡。
　　一个大省的省府被洋人占了，咸丰当然知道，但他假装不知道。两广地方大员给洋人干活，他也不怪罪，这让英法两国很没脾气，借打仗逼咸丰表态的计划落空了，只好带军北上，俄、美使节也跟着。
　　大军压界，只好客气点了，于是咸丰命直隶总督谭廷骧跟洋人谈。谭廷骧给四国公使写信，特意把四国列在比中国低一格的位置上，偷偷摸摸地摆起架子。英法美三国都把信退回去了，但俄国没退，这给咸丰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后来俄国借调停之名，一个兵也没动，就割去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是没有原因的——它当初肯给大清皇帝面子。
　　后来谭廷骧跟三国公使的谈判纯粹就是扯皮，什么都不想答应。扯了两个月，把英法两国的耐性给扯没了，他们的军舰开始炮轰大沽口。当时大沽口炮台上还是没有瞄准镜且不能升降的土炮，当然没法抵抗，很快就陷落了。这下咸丰害怕了，答应按洋人的要求来谈。
　　新的谈判代表是两个蒙古亲贵，尽管他们还是想拖，但炮口之下不容故技重演，最终还是签了《天津条约》，中国进一步开放，同时西方公使按国际惯例可进驻北京。
　　被逼到这个份儿上，咸丰已不再幻想用“玻璃门”抵挡洋人了，但對西方公使驻京且可见自己这事依旧耿耿于怀。最后，公使进京换约时贸然开战，也是因为这个条款。直到洋人再次兴兵，打到北京，大清被逼无奈，又签了两个跟《天津条约》差不多、只是赔款数目大幅度增加的《北京条约》才算完事。一次次挨打，甚至把圆明园都搭了进去，这事值吗？只有咸丰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