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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迫于国内经济颓势，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披露了14件提案，提出“一揽子”强化贸易救济措施的提案，以加强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的执行力度，旨在收紧“非公平”进口政策，尤其是针对像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体”。中美贸易战似乎将再次触发。
美国的贸易救济提案是赤裸裸的贸易保护行为
美国商务部8月26日出台强化贸易救济措施一揽子建议，加强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执行力度。按照美国商务部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反对外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实际上，这些建议是美国政府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又一例证。
由于中国是全世界受到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损害最多的国家，美国商务部强化贸易救济措施的这些建议首当其冲会影响到中国产品的出口。而且，在这些建议中，至少有两个方面看起来就是针对中国的。
第一，建议取消给予单个外国出口企业在特定情况下的反倾销或反补贴豁免。目前，美国政府对来自某一国家的某类进口商品实施反倾销或反补贴制裁后，如果该国单个出口企业能证明自己连续三年未发生倾销行为或连续五年未接受非法补贴，则可免受相关贸易制裁。在实施反倾销措施时，一般是针对某企业的某产品进行，只有在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行反倾销时，才是“一国一税”，即来自产品出口国的所有产品适用同一个反倾销税率。本来，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证明自己连续三年未发生倾销行为而免受相关贸易制裁。但是，如果这些建议通过，中国的企业将失去这个权力。
第二，采取新的计量方法计算“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工资水平，使用替代工资水平以充分反映包括福利、税收等在内的所有劳动力成本。由于中国被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在计算正常价值的时候。并不是以中国产品在中国国内的价格作为正常价值，而是使用替代价格。本来，这样做已经非常不合适，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件中，多个发达国家都曾被当作中国的替代国，这些国家的产品成本高，这样就高估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拿中国产品出口价格与这样被高估的正常价值相比较，自然会得出中国出口产品倾销的结论，而且倾销幅度往往很高。按照这次建议的方法，使用替代工资水平，还特意强调包括福利、税收等在内，这显然会进一步提高替代价格，大大增加中国产品被裁定存在倾销的可能性，提高中国产品的倾销幅度。
经济衰退和贸易保护主义形影相随
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开始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使许多国家的国内经济遭受到巨大的打击。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劳动力失业率上升的困难局面。从美国来看，以汽车业为代表的制造业步履蹒跚，金融业恢复也需要较长时间。美国奥巴马政府急于拯救美国经济，提出了重振出口的战略。显然，在全世界市场由于经济危机而萎缩的背景下，增加美国的出口是很难的；不过，美国也有自己的算盘，美国只需要通过各种方法减少进口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因为，即使美国出口增加不明显，只要进口明显减少，美国的净进口就会减少。这意味着一部分国内市场留给了本国的企业。
国内经济有问题，靠堵进口来解决，这不是什么新鲜的办法。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得市场问题进一步尖锐化，经济危机也使得西方国家的经济几近瘫痪，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贸易锐减，物价急剧下跌，大量企业和银行倒闭，失业激增。1932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比1929年下降三分之一以上，失业人口由1929年的1000万上升到3000万，还有大量的半失业者。到经济危机严重的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颁布了《1930年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法案，制定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进口税，进口关税率平均高达53％，涉及900种商品。美国的高关税引起了当时很多国家的抵制，这些国家也相应提高了本国的关税水平，对美国进行报复，从而引发了一场竞相实施贸易保护的“关税战”。国家间的高关税阻碍了商品贸易的正常流通，造成了国际贸易额的大幅萎缩，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
经济衰退往往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这在反倾销上体现得比较明显。下图反映了自1979～2008年各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如图所示，在1979-1982年、1990-1992年、1997～1998年这三个时期内，当全球经济放缓时，反倾销案件的数量显著增加。作为一种灵活性较高、适用性较强的贸易保护手段，贸易救济措施往往被用作贸易保护的工具。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在全球经济形势陷入低谷之时，中国遭受贸易救济措施数量增加是可以预见的。
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给世界贸易的发展带来负面效应，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就在各种场合倡议各国应该坚定执行自由贸易政策，不能搞贸易保护，还派出多个采购团，到欧洲、美国等地区和国家进行大规模的采购，增加中国的进口。
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紧咬住中国的出口不放，希望通过各种方法限 制中国的出口。在这些国家，他们的观点还很有市场。在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时期，政治家和工会就把衰退归咎于外国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似乎忘记了经济危机正是由美国发端的)，把注意力放在了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的竞争，主张通过限制进口来保障本国的生产和就业。美国商务部8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进口增长3％，至2003.5亿美元，而出口则下降1.3％，至1504.5亿美元，创下自2009年4月以来的最大跌幅。6月份美国贸易逆差达到499亿美元，比上月增加18.8％，同时也是自2008年10月以来的新高。这无疑成了美国挥舞贸易保护大棒的理由。
但是，美国政府似乎忘记限制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并不能减少美国的进口，也不能扩大美国国内企业的需求，所以这些措施没有办法帮助美国企业渡过难关。中国的出口产品被美国限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会立即填补上来，绝对不会给美国企业任何机会。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由于美国的高劳动力成本，已经根本不能在美国生产，换句话说，美国已经不适合有这些产业，这些产品一定需要进口。问题是，美国进口的这些产品是来自中国，还是来自和中国的要素禀赋相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应对利用贸易救济进行贸易保护应该多管齐下
一般人往往认为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是WTO框架内的事情，是国际贸易中出现的法律问题，而且已经有了可以遵循的规则(WTO相关协议)。但是，这些年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的事实告诉我们，贸易救济措施不仅 仅是贸易和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国际经济法律问题，而是与贸易政策和国际政治紧密相关的问题。
如果从认识上认为贸易救济措施只是与国际经济和国际法律相关，那么应对利用贸易救济进行贸易保护的措施就只是经济和法律方面的；如果从认识上意识到贸易救济措施其实与贸易政策、国际政治紧密相关，那么，应对利用贸易救济进行贸易保护的措施就应该不仅仅限于经济和法律方面，更应该注意运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国出口产品遭受不公平待遇、被别国随意进行贸易救济的现状。
应对利用贸易救济进行贸易保护应该多管齐下，注重发挥政治手段的作用，有两个原因。一是贸易救济措施确实已经不仅仅是针对不公平贸易或者本国受到损害产业的救济措施，已经成为各国争相利用的贸易保护措施，而中国正是贸易救济的最大受害国。二是中国对贸易救济的政治属性、贸易保护的属性认识不足，导致中国在应对别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方面比较乏力。在经济层面、WTO层面讨论经济的、法律的应对措施已经很全面了，但是依然没有办法对别国利用贸易救济打击中国出口形成有效的回击。
可喜的是，中国的贸易主管部门已经渐渐认识到这一点。在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从政府执行和规则调整两个方面加强贸易救济的14条建议后，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负责人表示了关切，并指出：该14条建议中的多个问题，美国法院已在以往的司法诉讼案中做出裁定，包括美国商务部不应在反倾销中对出口税和增值税进行调整等；如果进一步调整这些做法和规则，将破坏贸易救济调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
只要思路开阔，中国应对利用贸易救济进行贸易保护的措施就还有潜力可挖。美国政府可以修改贸易救济相关的国内规则，中国也可以修改；中国不仅可以修改这些规则，还可以修改其他规则，只要这些修改是符合WTO相关协议的。当然，在修改过程中，中国应该特别注意，一定要让这些修改更多地针对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尤其是那些损害中国相关产业的出口，比如大豆。
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时常出现问题，贸易保护频频出现实属正常；作为最好用的贸易保护措施之一，贸易救济依然是中国需要长期面对的。中国只有将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方法综合运用，才能更有效地反对利用贸易救济进行贸易保护。
美国的贸易救济提案是赤裸裸的贸易保护行为
美国商务部8月26日出台强化贸易救济措施一揽子建议，加强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执行力度。按照美国商务部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反对外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实际上，这些建议是美国政府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又一例证。
由于中国是全世界受到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损害最多的国家，美国商务部强化贸易救济措施的这些建议首当其冲会影响到中国产品的出口。而且，在这些建议中，至少有两个方面看起来就是针对中国的。
第一，建议取消给予单个外国出口企业在特定情况下的反倾销或反补贴豁免。目前，美国政府对来自某一国家的某类进口商品实施反倾销或反补贴制裁后，如果该国单个出口企业能证明自己连续三年未发生倾销行为或连续五年未接受非法补贴，则可免受相关贸易制裁。在实施反倾销措施时，一般是针对某企业的某产品进行，只有在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行反倾销时，才是“一国一税”，即来自产品出口国的所有产品适用同一个反倾销税率。本来，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证明自己连续三年未发生倾销行为而免受相关贸易制裁。但是，如果这些建议通过，中国的企业将失去这个权力。
第二，采取新的计量方法计算“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工资水平，使用替代工资水平以充分反映包括福利、税收等在内的所有劳动力成本。由于中国被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在计算正常价值的时候。并不是以中国产品在中国国内的价格作为正常价值，而是使用替代价格。本来，这样做已经非常不合适，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件中，多个发达国家都曾被当作中国的替代国，这些国家的产品成本高，这样就高估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拿中国产品出口价格与这样被高估的正常价值相比较，自然会得出中国出口产品倾销的结论，而且倾销幅度往往很高。按照这次建议的方法，使用替代工资水平，还特意强调包括福利、税收等在内，这显然会进一步提高替代价格，大大增加中国产品被裁定存在倾销的可能性，提高中国产品的倾销幅度。
经济衰退和贸易保护主义形影相随
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开始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使许多国家的国内经济遭受到巨大的打击。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劳动力失业率上升的困难局面。从美国来看，以汽车业为代表的制造业步履蹒跚，金融业恢复也需要较长时间。美国奥巴马政府急于拯救美国经济，提出了重振出口的战略。显然，在全世界市场由于经济危机而萎缩的背景下，增加美国的出口是很难的；不过，美国也有自己的算盘，美国只需要通过各种方法减少进口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因为，即使美国出口增加不明显，只要进口明显减少，美国的净进口就会减少。这意味着一部分国内市场留给了本国的企业。
国内经济有问题，靠堵进口来解决，这不是什么新鲜的办法。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得市场问题进一步尖锐化，经济危机也使得西方国家的经济几近瘫痪，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贸易锐减，物价急剧下跌，大量企业和银行倒闭，失业激增。1932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比1929年下降三分之一以上，失业人口由1929年的1000万上升到3000万，还有大量的半失业者。到经济危机严重的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颁布了《1930年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法案，制定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进口税，进口关税率平均高达53％，涉及900种商品。美国的高关税引起了当时很多国家的抵制，这些国家也相应提高了本国的关税水平，对美国进行报复，从而引发了一场竞相实施贸易保护的“关税战”。国家间的高关税阻碍了商品贸易的正常流通，造成了国际贸易额的大幅萎缩，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
经济衰退往往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这在反倾销上体现得比较明显。下图反映了自1979～2008年各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如图所示，在1979-1982年、1990-1992年、1997～1998年这三个时期内，当全球经济放缓时，反倾销案件的数量显著增加。作为一种灵活性较高、适用性较强的贸易保护手段，贸易救济措施往往被用作贸易保护的工具。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在全球经济形势陷入低谷之时，中国遭受贸易救济措施数量增加是可以预见的。
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给世界贸易的发展带来负面效应，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就在各种场合倡议各国应该坚定执行自由贸易政策，不能搞贸易保护，还派出多个采购团，到欧洲、美国等地区和国家进行大规模的采购，增加中国的进口。
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紧咬住中国的出口不放，希望通过各种方法限 制中国的出口。在这些国家，他们的观点还很有市场。在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时期，政治家和工会就把衰退归咎于外国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似乎忘记了经济危机正是由美国发端的)，把注意力放在了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的竞争，主张通过限制进口来保障本国的生产和就业。美国商务部8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进口增长3％，至2003.5亿美元，而出口则下降1.3％，至1504.5亿美元，创下自2009年4月以来的最大跌幅。6月份美国贸易逆差达到499亿美元，比上月增加18.8％，同时也是自2008年10月以来的新高。这无疑成了美国挥舞贸易保护大棒的理由。
但是，美国政府似乎忘记限制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并不能减少美国的进口，也不能扩大美国国内企业的需求，所以这些措施没有办法帮助美国企业渡过难关。中国的出口产品被美国限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会立即填补上来，绝对不会给美国企业任何机会。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由于美国的高劳动力成本，已经根本不能在美国生产，换句话说，美国已经不适合有这些产业，这些产品一定需要进口。问题是，美国进口的这些产品是来自中国，还是来自和中国的要素禀赋相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应对利用贸易救济进行贸易保护应该多管齐下
一般人往往认为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是WTO框架内的事情，是国际贸易中出现的法律问题，而且已经有了可以遵循的规则(WTO相关协议)。但是，这些年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的事实告诉我们，贸易救济措施不仅 仅是贸易和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国际经济法律问题，而是与贸易政策和国际政治紧密相关的问题。
如果从认识上认为贸易救济措施只是与国际经济和国际法律相关，那么应对利用贸易救济进行贸易保护的措施就只是经济和法律方面的；如果从认识上意识到贸易救济措施其实与贸易政策、国际政治紧密相关，那么，应对利用贸易救济进行贸易保护的措施就应该不仅仅限于经济和法律方面，更应该注意运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国出口产品遭受不公平待遇、被别国随意进行贸易救济的现状。
应对利用贸易救济进行贸易保护应该多管齐下，注重发挥政治手段的作用，有两个原因。一是贸易救济措施确实已经不仅仅是针对不公平贸易或者本国受到损害产业的救济措施，已经成为各国争相利用的贸易保护措施，而中国正是贸易救济的最大受害国。二是中国对贸易救济的政治属性、贸易保护的属性认识不足，导致中国在应对别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方面比较乏力。在经济层面、WTO层面讨论经济的、法律的应对措施已经很全面了，但是依然没有办法对别国利用贸易救济打击中国出口形成有效的回击。
可喜的是，中国的贸易主管部门已经渐渐认识到这一点。在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从政府执行和规则调整两个方面加强贸易救济的14条建议后，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负责人表示了关切，并指出：该14条建议中的多个问题，美国法院已在以往的司法诉讼案中做出裁定，包括美国商务部不应在反倾销中对出口税和增值税进行调整等；如果进一步调整这些做法和规则，将破坏贸易救济调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
只要思路开阔，中国应对利用贸易救济进行贸易保护的措施就还有潜力可挖。美国政府可以修改贸易救济相关的国内规则，中国也可以修改；中国不仅可以修改这些规则，还可以修改其他规则，只要这些修改是符合WTO相关协议的。当然，在修改过程中，中国应该特别注意，一定要让这些修改更多地针对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尤其是那些损害中国相关产业的出口，比如大豆。
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时常出现问题，贸易保护频频出现实属正常；作为最好用的贸易保护措施之一，贸易救济依然是中国需要长期面对的。中国只有将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方法综合运用，才能更有效地反对利用贸易救济进行贸易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