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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临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中央审时度势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我国由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技术立国的创新性轨道上转变。经济动力由过去资源消耗、劳动数量增加的要素数量增长，变为要素资源配置合理、创新驱动带动经济内生增长。经济动力的改变必然涉及多方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国家需从宏观层面把握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整体方向，使得经济动力的改变真正能够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再次创造“中国奇迹”。
[关键词]经济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转变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时间，中国经济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和进步。伴随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迈入深水区。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依然保持着向好趋势，但是由于目前面临诸多经济内部结构性矛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亟须解决的诸多社会问题，导致经济的各项潜在风险不容小觑。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首次开创性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指导中国经济的体制改革，以及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改变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义。
一、供给侧改革提出的背景
供给侧，是指相对于需求侧而言，涉及有关供给的方方面面。从供给、生产端入手，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近年来，钢铁、煤炭、水泥、有色金属等第二产业的发展步履维艰，亏损率高达80%，产业利润下降幅度过大，产能过剩问题严重。2016年通过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需体系健康协调发展。
（一）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生产成本是企业生产效率和经济利润率的重要影响因素，生产成本的提高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率和竞争力。近年来企业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是综合性的结果，主要原因有劳动力工资上涨、以自然资源为代表的要素投入成本提高、环境成本的约束和技术进步对应的投入增加。在劳动力市场上，2012年开始，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工资预期逐年看涨，导致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减。伴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未富先老”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环境治理方面，随着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企业的治污能力和治污成本逐年提高，企业由此在该项生产环节随之增加支出，对于高耗能企业这项成本支出更是日益增加。伴随着科技进步的时代变化，企业对应的成本要求也在隱性提高，面对科技化的浪潮，增加科技投入成为企业之间核心竞争力的要求之一。但是科技投入往往存在投入资金大、投资周期长等特点，科技投入在短期内实现产值增值的可能性较小。所以，科技投入的增加也为企业的成本增加造成新的压力。
（二）供需错位，经济失调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显示，1978年，城镇、农村及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16、0.22和0.30，到2008年分别达到了0.38、0.43和0.47，到了2014年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依然达到0.469，已经超过国际上工人的贫富差距警戒线：0.4，该项数据显示居民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众所周知，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富者比例偏高容易导致社会消费结构不合理，致使供需失调。近年来，诸多新闻媒体报道，我国居民在节假日期间利用出国旅游的机会，大量购买海外产品。与此同时，国内的大量产品滞销，市场需求日益低迷，市场中的供给方由于过去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导致提供的市场供给单一，缺乏创新性，无法匹配市场主体的多元化需求，存在产品滞销和库存过大，导致资金周转产生问题，进而造成产品的生产周期循环不佳，成为恶性循环。
（三）杠杆率较高
企业杠杆率即一个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资本/资产的比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体现公司的还款能力。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整体的杠杆率有上升趋势，目前的整体债务所占GDP的比例偏高，这种状况十分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尤其是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积极走向全球价值链前端，较高的企业杠杆率不利于技术的更新和产业的更替。另外，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投资活动的资本边际效率呈现递减趋势，第一产业投资比重急剧下降，第二产业中基础部门投资对应的回报率不稳定，新型第三产业的投融资渠道有限，这样导致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发展，投资结构也不够合理，资本的使用效率低下，与企业的高杠杆率形成循环模式。高杠杆率催生企业转型的动力和决心，配合国家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趋势，相应推出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复苏和经济动力的改变提供新的路径和方向。
二、经济动力的路径改变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其合理的内在动力机制，包括经济发展的起始条件、制度变迁的路径、政策选择和执行的有效性、文化和历史的软实力约束等诸多因素共同构成了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轨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缔造了令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奇迹，支撑高增长的传统动力表现为：需求层面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供给层面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产业层面主要依靠工业带动。我国现行经济发展进人新常态，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变成中低速增长过程，同时社会生活中出现一系列的经济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问题的矛盾突出、国际市场频繁遭遇贸易壁垒和出口瓶颈等等。这些经济表象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增长动力的改变。
（一）经济动力改变的表现和原因
201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着重强调了我国经济发展正在向形态更加高级、社会分工更加复杂、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去规模速度型粗放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式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种发展方向的改变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调整的新逻辑和新内涵。其中，经济动力的改变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根本性要求，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样的时代选择也是匹配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首先，劳动、资本和技术的供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的初始禀赋优势明显：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工资成本较低，人口红利期为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时利用本身的比较竞争优势，通过引进大量的外资和技术，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赢得国际贸易竞争的主动权，获得了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也再次见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技术进步作为其中的重要因素仍然显示出其瓶颈性的制约，在中高端的技术研发、零部件生产环节仍然落后，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受到明显约束，限制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其次，总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亟须供需匹配适应新的经济增长环境。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其中一个特征即为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消费，高速创造的产能既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利用国际市场消化了国外的需求。但是伴随着传统的消费者需求由过去模仿型廉价式冲浪消费走向了以互联网新型技术为基础的个性化、多样型消费，传统制造业标配式生产无法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生产要素规模经济效应减弱。由此必须依赖人力资本效率的提升和技术进步增长来驱动经济增长，尽快改变投资主导的经济消费形式。
第三，现实表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临界值。过去简单依赖劳动力的数量和资源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影响到居民的生存质量，低碳、绿色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地要求我们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以维持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新常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要求下，优化经济结构、寻找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的路径
一是创新驱动。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再次重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创新驱动主要是指中国未来的发展要靠科技创新驱动，而不是依赖传统的劳动力以及资源能源驱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经济的腾飞有赖于发挥了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目前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过去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但是与低成本优势相比，技术创新具有不易模仿、附加值高的特点，所以创新驱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将体现持续时间长、竞争力强的优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换，可以为我国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二是要素驱动。经济学中的要素主要是指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新时期经济动力轉变并不是单纯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沿袭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破坏性的增长，环境污染严重，对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压力。新的路径改变是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基础，要把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成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以生产要素中的劳动为例，国家转变发展思路，积极发展有利于发挥劳动力要素优势的产业，将过去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成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发挥劳动要素的比较优势，适应一般劳动力的需要同时能够适应高素质劳动力的需要。另外，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积极发展老龄产业，扶持老年人再就业。让老年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再就业，发挥不同年龄群体、不同要素禀赋的劳动者的比较优势。
三是投资驱动。消费、投资、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规模式投资带动经济粗放型的增长。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居民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低消费率并存的局面，由于消费终端没有完全消解高储蓄和高投资带动的经济规模增加，导致生产的产品存在滞后性，供需不匹配。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投资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只是今后的发展重点应该放在投资的效率，即有效投资上。国家今后应将投资重点放在现代农业、循环经济、贫困地区发展、环境保护、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另外需重点关注投资驱动要与创新驱动有机结合，通过将创新的项目和内容结合来进行投资，实现高效的投资驱动带动创新驱动，最终以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发展。
三、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
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成为必由之路。但是每一次改革必然伴随着牺牲和阵痛，也就意味着微观层面的经济个体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寻求捷径。由此宏观层面的路径改变必须把握基本的原则，防止改革仅存在于表面，缺乏有效的指导和计划。我们在经济动力转变的大方向下，把握住基本的原则，统筹兼顾，协调好各方利益，有助于真正意义上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创新才能够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引领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和质的改变。
市场化原则。无论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还是创新驱动，都需要在展开各项经济活动中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在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中，市场都是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任何经济活动的开展，都要通过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配合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动力的改变需要市场先行，这样才能走出经济低迷的泥潭。
政府互动原则。在充分强调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前提下，现代经济的平稳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协调与配合。各国历史的实践经验表明，政府要充分发挥“守夜人”的角色，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后台协调工作。政府通过制定引导政策，完善相关监管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做好必要的组织协调工作，实现市场与政府的互动作用，相互配合，实现帕累托改进。
法治化原则。依法治国是前提条件，市场经济活动的开展也需要法律进行约束和监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经济动力的路径转换需要法律先行，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制度规范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而使得经济结构的调整规范、有序。以去杠杆为例，政府与各市场主体都要严格依法行事，尤其要注重保护债权人、投资者和企业职工合法权益。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防范道德风险，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防止应由市场主体承担的责任不合理地转嫁给政府或其他相关主体。 统筹协调原则。新时期的经济动力转变是配合目前经济“新常态”的必然发展趋势。配合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项工作是一项时间跨度较长的系统工程。要把建立規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自身约束机制作为根本途径，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尊重经济规律，充分考虑不同类型行业和企业的自身特征，不搞“一刀切”，稳妥有序地推进各项经济工作，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实现真正意义上新型经济动力推动经济增长。
四、创新才是发展的第一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结构性改革，转变以往要素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创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纯依赖某一种增长模式实现长期的经济繁荣，创新发展是国际市场国家竞争的核心竞争力，纵观目前的国际经济局势，创新已然成为大国竞争新的追逐对象。赢得先机、争取主动，成为每个国家面对纷繁复杂经济局势的法宝。只有竭力在创新上实现新突破，才能真正掌握主动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本身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突出重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是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推动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的蓬勃发展。过去的增长率依赖于要素数量的粗放型增长，要素生产率却很少被提及。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出现了重要变化，如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要素价格上升带来生产成本的急剧增长等，导致经济的潜在增长效率有所下降。全面提高要素生产效率，改变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路径是走出当前经济困境的首选之路。
二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路，使之与需求结构相匹配，更好发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带动作用。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为结构性问题，体现在需求与供给不匹配、不协调、不平衡，且矛盾的主要方面由过去的需求侧问题突出变为供给侧问题突出。现在，应降低中低端产品的绝对供给数量，提高技术效应显著的高端产品比重以迎合目前多样化的大众需求。
三是促改革、转方式，使我国经济步入效率提升、创新驱动的轨道。积极探索“互联网+”的资源优化配置路径，培育和强化市场主体的核心竞争力。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土地流转，着力形成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使孤岛式的经济发展变成分工合理、协调发展、创新驱动的立体式网络型发展路径，营造良好的经济动力转换环境。
[关键词]经济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转变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时间，中国经济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和进步。伴随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迈入深水区。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依然保持着向好趋势，但是由于目前面临诸多经济内部结构性矛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亟须解决的诸多社会问题，导致经济的各项潜在风险不容小觑。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首次开创性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指导中国经济的体制改革，以及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改变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义。
一、供给侧改革提出的背景
供给侧，是指相对于需求侧而言，涉及有关供给的方方面面。从供给、生产端入手，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近年来，钢铁、煤炭、水泥、有色金属等第二产业的发展步履维艰，亏损率高达80%，产业利润下降幅度过大，产能过剩问题严重。2016年通过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需体系健康协调发展。
（一）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生产成本是企业生产效率和经济利润率的重要影响因素，生产成本的提高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率和竞争力。近年来企业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是综合性的结果，主要原因有劳动力工资上涨、以自然资源为代表的要素投入成本提高、环境成本的约束和技术进步对应的投入增加。在劳动力市场上，2012年开始，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工资预期逐年看涨，导致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减。伴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未富先老”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环境治理方面，随着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企业的治污能力和治污成本逐年提高，企业由此在该项生产环节随之增加支出，对于高耗能企业这项成本支出更是日益增加。伴随着科技进步的时代变化，企业对应的成本要求也在隱性提高，面对科技化的浪潮，增加科技投入成为企业之间核心竞争力的要求之一。但是科技投入往往存在投入资金大、投资周期长等特点，科技投入在短期内实现产值增值的可能性较小。所以，科技投入的增加也为企业的成本增加造成新的压力。
（二）供需错位，经济失调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显示，1978年，城镇、农村及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16、0.22和0.30，到2008年分别达到了0.38、0.43和0.47，到了2014年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依然达到0.469，已经超过国际上工人的贫富差距警戒线：0.4，该项数据显示居民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众所周知，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富者比例偏高容易导致社会消费结构不合理，致使供需失调。近年来，诸多新闻媒体报道，我国居民在节假日期间利用出国旅游的机会，大量购买海外产品。与此同时，国内的大量产品滞销，市场需求日益低迷，市场中的供给方由于过去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导致提供的市场供给单一，缺乏创新性，无法匹配市场主体的多元化需求，存在产品滞销和库存过大，导致资金周转产生问题，进而造成产品的生产周期循环不佳，成为恶性循环。
（三）杠杆率较高
企业杠杆率即一个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资本/资产的比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体现公司的还款能力。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整体的杠杆率有上升趋势，目前的整体债务所占GDP的比例偏高，这种状况十分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尤其是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积极走向全球价值链前端，较高的企业杠杆率不利于技术的更新和产业的更替。另外，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投资活动的资本边际效率呈现递减趋势，第一产业投资比重急剧下降，第二产业中基础部门投资对应的回报率不稳定，新型第三产业的投融资渠道有限，这样导致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发展，投资结构也不够合理，资本的使用效率低下，与企业的高杠杆率形成循环模式。高杠杆率催生企业转型的动力和决心，配合国家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趋势，相应推出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复苏和经济动力的改变提供新的路径和方向。
二、经济动力的路径改变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其合理的内在动力机制，包括经济发展的起始条件、制度变迁的路径、政策选择和执行的有效性、文化和历史的软实力约束等诸多因素共同构成了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轨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缔造了令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奇迹，支撑高增长的传统动力表现为：需求层面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供给层面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产业层面主要依靠工业带动。我国现行经济发展进人新常态，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变成中低速增长过程，同时社会生活中出现一系列的经济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问题的矛盾突出、国际市场频繁遭遇贸易壁垒和出口瓶颈等等。这些经济表象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增长动力的改变。
（一）经济动力改变的表现和原因
201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着重强调了我国经济发展正在向形态更加高级、社会分工更加复杂、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去规模速度型粗放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式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种发展方向的改变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调整的新逻辑和新内涵。其中，经济动力的改变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根本性要求，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样的时代选择也是匹配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首先，劳动、资本和技术的供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的初始禀赋优势明显：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工资成本较低，人口红利期为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时利用本身的比较竞争优势，通过引进大量的外资和技术，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赢得国际贸易竞争的主动权，获得了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也再次见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技术进步作为其中的重要因素仍然显示出其瓶颈性的制约，在中高端的技术研发、零部件生产环节仍然落后，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受到明显约束，限制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其次，总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亟须供需匹配适应新的经济增长环境。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其中一个特征即为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消费，高速创造的产能既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利用国际市场消化了国外的需求。但是伴随着传统的消费者需求由过去模仿型廉价式冲浪消费走向了以互联网新型技术为基础的个性化、多样型消费，传统制造业标配式生产无法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生产要素规模经济效应减弱。由此必须依赖人力资本效率的提升和技术进步增长来驱动经济增长，尽快改变投资主导的经济消费形式。
第三，现实表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临界值。过去简单依赖劳动力的数量和资源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影响到居民的生存质量，低碳、绿色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地要求我们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以维持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新常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要求下，优化经济结构、寻找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的路径
一是创新驱动。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再次重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创新驱动主要是指中国未来的发展要靠科技创新驱动，而不是依赖传统的劳动力以及资源能源驱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经济的腾飞有赖于发挥了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目前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过去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但是与低成本优势相比，技术创新具有不易模仿、附加值高的特点，所以创新驱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将体现持续时间长、竞争力强的优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换，可以为我国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二是要素驱动。经济学中的要素主要是指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新时期经济动力轉变并不是单纯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沿袭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破坏性的增长，环境污染严重，对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压力。新的路径改变是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基础，要把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成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以生产要素中的劳动为例，国家转变发展思路，积极发展有利于发挥劳动力要素优势的产业，将过去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成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发挥劳动要素的比较优势，适应一般劳动力的需要同时能够适应高素质劳动力的需要。另外，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积极发展老龄产业，扶持老年人再就业。让老年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再就业，发挥不同年龄群体、不同要素禀赋的劳动者的比较优势。
三是投资驱动。消费、投资、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规模式投资带动经济粗放型的增长。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居民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低消费率并存的局面，由于消费终端没有完全消解高储蓄和高投资带动的经济规模增加，导致生产的产品存在滞后性，供需不匹配。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投资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只是今后的发展重点应该放在投资的效率，即有效投资上。国家今后应将投资重点放在现代农业、循环经济、贫困地区发展、环境保护、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另外需重点关注投资驱动要与创新驱动有机结合，通过将创新的项目和内容结合来进行投资，实现高效的投资驱动带动创新驱动，最终以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发展。
三、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
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成为必由之路。但是每一次改革必然伴随着牺牲和阵痛，也就意味着微观层面的经济个体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寻求捷径。由此宏观层面的路径改变必须把握基本的原则，防止改革仅存在于表面，缺乏有效的指导和计划。我们在经济动力转变的大方向下，把握住基本的原则，统筹兼顾，协调好各方利益，有助于真正意义上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创新才能够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引领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和质的改变。
市场化原则。无论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还是创新驱动，都需要在展开各项经济活动中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在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中，市场都是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任何经济活动的开展，都要通过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配合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动力的改变需要市场先行，这样才能走出经济低迷的泥潭。
政府互动原则。在充分强调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前提下，现代经济的平稳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协调与配合。各国历史的实践经验表明，政府要充分发挥“守夜人”的角色，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后台协调工作。政府通过制定引导政策，完善相关监管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做好必要的组织协调工作，实现市场与政府的互动作用，相互配合，实现帕累托改进。
法治化原则。依法治国是前提条件，市场经济活动的开展也需要法律进行约束和监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经济动力的路径转换需要法律先行，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制度规范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而使得经济结构的调整规范、有序。以去杠杆为例，政府与各市场主体都要严格依法行事，尤其要注重保护债权人、投资者和企业职工合法权益。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防范道德风险，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防止应由市场主体承担的责任不合理地转嫁给政府或其他相关主体。 统筹协调原则。新时期的经济动力转变是配合目前经济“新常态”的必然发展趋势。配合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项工作是一项时间跨度较长的系统工程。要把建立規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自身约束机制作为根本途径，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尊重经济规律，充分考虑不同类型行业和企业的自身特征，不搞“一刀切”，稳妥有序地推进各项经济工作，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实现真正意义上新型经济动力推动经济增长。
四、创新才是发展的第一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结构性改革，转变以往要素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创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纯依赖某一种增长模式实现长期的经济繁荣，创新发展是国际市场国家竞争的核心竞争力，纵观目前的国际经济局势，创新已然成为大国竞争新的追逐对象。赢得先机、争取主动，成为每个国家面对纷繁复杂经济局势的法宝。只有竭力在创新上实现新突破，才能真正掌握主动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本身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突出重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是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推动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的蓬勃发展。过去的增长率依赖于要素数量的粗放型增长，要素生产率却很少被提及。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出现了重要变化，如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要素价格上升带来生产成本的急剧增长等，导致经济的潜在增长效率有所下降。全面提高要素生产效率，改变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路径是走出当前经济困境的首选之路。
二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路，使之与需求结构相匹配，更好发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带动作用。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为结构性问题，体现在需求与供给不匹配、不协调、不平衡，且矛盾的主要方面由过去的需求侧问题突出变为供给侧问题突出。现在，应降低中低端产品的绝对供给数量，提高技术效应显著的高端产品比重以迎合目前多样化的大众需求。
三是促改革、转方式，使我国经济步入效率提升、创新驱动的轨道。积极探索“互联网+”的资源优化配置路径，培育和强化市场主体的核心竞争力。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土地流转，着力形成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使孤岛式的经济发展变成分工合理、协调发展、创新驱动的立体式网络型发展路径，营造良好的经济动力转换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