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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演祝允明在为唐寅撰写墓志时，出于避讳逝者生前曾备用于宁藩的事实，将他在正德九年的庐山之游并入弘治十四年至十五年的游程中进行叙述。此外，唐寅首次亲赴仙游九鲤湖祈梦的时间为会试案之后的可能性大于一般认为的乡试之前，后一种看法之所以长期受到肯定，与祝允明在《梦墨亭记》中为相关文句编排的位序有关，实际很可能是并非源自实情的有意设计。唐寅南游史事实况与记载之间的张力，是明人传记文本生成机制复杂性的反映，更是明代中期苏州地区落第士子运用心理暗示方式调适科场挫折的一个典型案例。
[关键词]演唐寅，南游，祈梦，祝允明，心理调适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8-0028-08
明成化至嘉靖间苏州诗人和画家中，唐寅（1470—1524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他的生平在逝后的五个世纪里一再由通俗文学所演绎，虽然近百年来学界对以“三笑故事”为首的附会不断证伪，也在探析其文学价值、思想性格方面取得相当的成绩，①但成片的史事模糊地带仍在阻隔着我们对唐寅生活图景的合理想象。即如南游一事，向被视为唐寅山水画风形成的一大契机，但有关具体游时、游地及其对应关系的记载，各个时期的史籍和论著之间抵牾互现、分歧各具，研究者对此虽有指陈，但未尽其义。本文试对唐寅南游史事进行考辨，庶几不惟有裨于更多隐而未显之历史面向得以浮现，使我们有望获得弘治己未会试案后唐寅生活与思想状态变化的新知，亦不失为解构明人记、传文本生成过程与动力机制的一个典型实例，更可从中体会明代中期苏州地区落第士子通过心理调适的方式应对科场挫折的努力。
有关唐寅生平南游经历的直接记载，首现于嘉靖二年底（1523年）祝允明所撰《唐子畏墓志并铭》（以下简称祝撰《墓志》），言其在弘治十二年（1499年）己未科会试案后“翩翩远游，扁舟独迈祝融、匡庐、天台、武夷，观海于东南，浮洞庭、彭蠡”。②对此，后出的唐寅传记或略而不载，或照袭祝氏，③而数种年谱虽在系年上不尽相同，但在出游路线方面笔径一致。④及至最近三十年里陆续新出的几种唐寅传记，更在具体游程的表述方面体现出高度的趋同，明确唐寅在会试案后九个月的长途旅程中先后踏足镇江、扬州、江西九江、湖广黄州、岳州、衡州、福建崇安、仙游、浙江温州、台州、宁波、杭州、桐庐以及南直隶黟县、青阳、休宁等地。①
早于1968年，江兆申即撰文指出祝撰《墓志》中有关唐寅这段游历的表述“可能根本是假的”，“太像是将唐寅的两次游踪，并合在一次说”，“第一次是唐寅二十七岁时到福建仙游九鲤湖祈梦，他到过天台、武彝；第二次是四十五岁应聘宁王宸濠去南昌，匡庐、彭蠡是必经之地，在南昌耽搁了半年余，由南昌游衡山、浮洞庭”。②江氏的上述质疑，延续了他对祝撰《墓志》存在曲隐之笔的一贯思路，③不过，基于局部内容而对全文笔法所作出的有限推定，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部分的内容，尽管就实际游程而言，的确很难将祝撰《墓志》所提及的四山一海二湖按照文序排定连贯的游序。
首先，在对“合并替代说”的合理性作出判断之前，需要回答这样一个基础但重要的问题：唐寅在弘治己未会试案后一二年间是否进行过跨省的远途连续旅行？江兆申对此予以否认，论据有三点：一为游时不协，二为路资不济，三为游兴不足。④会试案后功名转成空的唐寅“归无己，缘故去其妻”，⑤婚宦两失，“乃益自放废，纵酒落魄”，⑥加之“跌宕无羁，不问生产；何有何无，付之谈笑”⑦的性格使然，贫困和颓废的确不是他最后二十余年生活中罕见的状态。但如果就此否定其生年出游的全部可能，在情理与事实两个方面的说服力都并不充分。
其一，就游时而言，江兆申以北宋张舜民和南宋陆游的行速为依据，推定祝撰《墓志》中所提及的往返游程超过六千华里，不计停留，仅在道途行路的时间就超过一年半。但张、陆生活的年代距离明中叶已经超过三百年，在交通速度方面进行类比的适切度不及与唐寅同一时期的徐祯卿与文徵明。徐祯卿在正德元年初受命赴湖湘编纂外史，他离京的日期是二月十三日，舟经潞河、卫水、汶水，未至四月已抵苏州，五月下旬始入浙西，道经江西弋阳、余干等地，六月有登庐山，而后溯江西上至武昌。⑧文徵明自嘉靖二年二月廿四日从苏州启程赴京，沿运河北上，四月十九日抵京入城，这趟超过两千里的水路之程费时不到两个月。⑨弘治后期的情况大致可知，即便考虑到路况的复杂性和停留的延时性，一年或稍多的时间足够唐寅完成祝撰《墓志》所述的游程了。
其二，就游资与游兴来看，唐寅是否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承担长达数月、穿州过省的旅费？直接的史据无从得知。不过，弘治十七年底，他资助徐祯卿二度赴京会试，后者为此写下“寒窗灯火张生梦，京路风霜季子金”⑩的感念之句，可以推知资助金额绝非微乎其微，而一二年后的桃花坞别业之筑，所费更是不菲。从这些情况来看，会试案后的八九年间，唐寅的经济状况虽然称不上饶有丰裕，但还是能够维持一个支入勉应的状态。而有关唐寅在这一时期因钻研命理玄学而不思出游的推测，未必尽合常情，反倒是寻求山水之乐以浇心中块垒的可能性来得更大一些。
其次，唐寅在会试案后试图以游遣怀的隐意，在他大约作于弘治十三年的《与文徵明书》中有所体现。在信中，他用迥然于一贯的感伤笔触备述会试案原委，信尾以弟申“弱不任门户，傍无伯叔，衣食空绝，必为流莩”为忧，向结交十五年的文徵明请求“捐狗马余食，使不绝唐氏之祀”。{11}唐寅时年二十五，所育长子已数岁，如果不是唐寅本人打算随后离家进行远途旅游，还能有什么情况需要他以这样的措辞，向可信赖的老友托付本因由自己承担的兄长之责呢？
再者，徐祯卿的两首赠诗也可以提供类似的旁证：
闻子初从远道回，南中访古久徘徊。
闽州日月虚仙观，越苑风烟几废台？
赖有藜筇供放迹，每于《鹦鹉》惜高才。
沧江梅柳春将变，忆尔飘零白发哀。
以我梦寐心，逢君别离面。 秋鸿昔共辞，春燕今同见。①
上引二诗意境相似，据考写作时间都在弘治十五年春，其时徐祯卿首次会试落第返乡，与出外远游归来的唐寅重逢。②由此可推，唐寅以南游访古与徐祯卿相别于弘治十四年秋，再聚于次年暮春，此外，福建某“仙观”、浙江某“台”是唐寅此番游程中必定到过的地方。所谓福建某“仙观”，应为多次在其传记中出现的仙游县九鲤湖道观，明中叶吴中士人多以此处祈梦为验。③而浙江某“台”址，如同指人文景观，则为严子陵钓台莫属，若非，则当为天台山。徐祯卿在诗中先“观”而后“台”的用意，或依游序，或从韵律，不一而定。
第四，成书于清乾隆时期的《十百斋书画录》收录有《唐寅赠杨立■》，画款云：
壬戌四月廿四日，舟泊淮口，故人杨立■对舟剧饮。杨善洞箫，乌乌如赤壁夜游，顿首凭灵御风之想。次日言别，为作此图赠之。晋昌唐寅。④
唐寅生时惟弘治十五年序为壬戌，此年四月下旬“舟泊淮口”，应在南游返程旅次之中。时淮口在凤阳府泗州境内，经此过洪泽湖可至清江浦，沿运河而下过扬州，渡津可至镇江，在时间和意境上与唐寅《游金山》一诗的“春日客途悲白发”⑤之句相合，同时也间接否定了严子陵钓台或者天台山出现在弘治十五年返程途中的可能性。设若严子陵钓台是唐寅在弘治十四年春去往仙游途中的一站，则其赴闽路线应当由杭州入富春江，道经衢州，由陆路进入福建建宁，可以顺道游览崇安境内的武夷山，之后顺闽江而下抵福州，再至仙游。但我们已经知道，唐寅此番南游的返程并未取道东南沿海，这意味着他在祈梦活动结束后将不得不在福建境内重履原路以进入江西境内，唯此方能在返途中“舟泊淮口”，这样的路线显然不是一个合宜的选择。看来徐祯卿在赠诗中提到的应该是天台山，而且他在诗中编排字句位序的考量，并不是按照游览时序的严格对应，更多是出于用韵的需要。
综上所述，唐寅在弘治十四年秋开始、历时将近一年的远游，大致应自苏州启程，取道杭州沿海而下抵福建，在仙游九鲤湖结束祈梦后，转入闽江西溯至武夷山。之后的游程仅知其返程时经淮水入洪泽湖、清江浦、运河，镇江境内的金山是最末几个游地之一。游毕武夷以至舟泊淮口的数月间，唐寅到过何地、路线如何，目前因乏确证而无从得知，只能从时间和方向上推测他可能先后经过广信、建昌、抚州、吉安四府，取道茶陵州向西，北进至衡州以达祝融峰，如同一百三十多年后徐霞客所行的路线一般。⑥自衡州沿湘江北上，可观洞庭湖胜景，折而入长江，经武昌府、黄州府入南直庐州、凤阳等府，这是与“舟泊淮口”相对接的一种可能的路线。当然，设若后出史料能够证伪《十百斋书画录》所收画作及其款识，笔者上述推测又将呈现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
综合祝撰《墓志》和唐寅本人记游诗文来看，因不同的契机和目的，唐寅一生造访过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及南直徽州境内的数处山水景致之地。除去上文已证其实的“南中怀古”之旅，唐寅还曾于弘治十八年、正德九年（1514年）至十年到过徽州和江西北部。而与这三次比较明确的游程比较起来，有关唐寅亲赴仙游祈梦次数和时间的观点则不尽一致，①尤其是在史籍中获有一定支持、亦为研究者广为采信的弘治十一年乡试前祈梦的说法，在论据和论证方面还有再议的必要。
首先，认为唐寅早于乡试前即已在仙游梦神赠墨的观点，主要来自后人对祝允明所撰《梦墨亭记》相关记载的解读：
（唐寅）闭户一岁，信步闱场，遂录荐籍，为南甸十三郡士冠。人骇之，而子畏自顾折草尔，由益信人间事无必烦智虑者。当是时，且以谓崇爵显章，晨金午玉，阶升而矢流耳。曾■朕於闽之神，所谓九鲤湖者，梦神惠之墨万个。子畏谓：“涂楮画素，或但成细琐■玩，殆涩儒腐生之业，亦何直许云，是殆匪如响者也。”领荐之明年，会试礼署，乃用文法诖误，卒落荐籍。人又骇之，而子畏夷如也。②
“梦墨亭”开始登上唐寅画作的落款，据信不晚于正德二年八月，③《梦墨亭记》的写作时间大致可推。祝允明并未在《梦墨亭记》中明确给出该次祈梦的时间，但这并不妨碍数十年来这篇记文一直充任推定唐寅早于乡试中举之前即至赴闽祈梦的最重要依据。以江兆申和杨静■为例，他们各自从文句位序表征时序的撰文惯例出发，认为唐寅当于闭户读书、准备乡试前一年或四年即弘治九年或弘治六年赴闽祈梦。④这一理证式的思路并不容易就以下事实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何以别无二致的表述在祝撰《墓志》中并不具有类似的位序特征。
当然，史籍中并非找不到明确记载唐寅祈梦于未第时的踪迹，俞弁所撰《山樵暇语》即为一例。作为唐寅晚年时有往来的小友，长洲人俞弁（1488—1547年）对其生平本应极有获自亲聆的可能，然而他对唐寅祈梦活动的记载虽然称得上完整和系统，却是照录早出的祝撰《墓志》、陆粲《庚己篇》卷6《九仙梦验》以及王鏊《震泽长语》卷末相关条目拼凑而成。唯一属于俞弁独载的内容就是明确指出唐寅首次祈梦的时间是在乡试以前，但这个关键的细节能否避免由编纂方式引发的连带质疑，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辨，在这之前，并不适宜充用为不证自明的史据。
其次，对杨静■和江兆申所作出的判断更为不利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引用王鏊赠诗来推测唐寅祈梦的时间和往返路线，实际并不是一个稳妥和安全的选择，尽管这是目前唯一与唐寅祈梦直接相关的旁证：
人生出处天难问，闻有灵山试扣之。
三月裹粮真不易，一生如梦复何疑。
天台雁荡归时路，秋月春风别后思。
我亦有疑烦致问，苍生帖息定何时。⑤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从王鏊文集默定的排序来看，当介于弘治十八年十二月至次年四月之间；⑥从王鏊本人的仕历来看，在弘治十六年三月丧父之前，除十二年十月至十三年五月曾短暂归省外，⑦他都在京城担任官职，缺乏在弘治六年或九年以诗赠别唐寅的地利。此外，王鏊虽曾于弘治五年七月主持应天乡试后返里，然其时唐寅家亲尚存，不至以前途为忧而生问仙之心。这首诗本身除了证实唐寅此次祈梦历时三个月、归程取道浙江沿海以外，并不能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第三，有妨弘治六年、九年祈梦说成立的另一重潜在危机，来自唐寅本人写于弘治九年九月以后的一篇画序。其友袁■于此年五月至九月出游河南开封等地，归而图绘其见景，唐寅为此图作《中州览胜序》，字里行间遮掩不住的是作者“固欲其远陟遐举，不龌龊牖下也”式的高志宏愿，序末更以“今不知广陵有中散之遗声欤？彭城、项氏之部也，今麋鹿有几头欤？黄河，故宣房之基在否欤？大梁墟中，有持盂羹为信陵君祭与无也？臣器其为我重陈之，余他日当参验其言”句结尾。①如果此前已有远赴闽省、千里壮游的经历，如何解释唐寅在这篇序文中以如此直白的语句对家外广阔空间所表露出的热切向往呢？
第四，同样足以引起“弘治六年说”、“弘治九年说”的主张者困惑的是，如果说唐寅梦墨的记载不曾出现在徐祯卿于弘治八年完成的《新倩籍》中，是出于神符未章的缘故，那么当阎秀卿在《吴郡二科志》中再度为唐寅立传，已经是会试案发四年之后的弘治十六年，此时传主之境况足以征验梦兆，然而撰者却令人费解地选择以相对更为可疑的“诗谶”来解释近友的遭遇。
至此，在以文序推定时序的通常思路以外，是否还存在着另一种解读《梦墨亭记》的方式？或者说，祝允明在文中首次披露唐寅赴闽祈梦、获神赐墨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就题论事，字里行间是否存在隐而未彰的深意？
祝允明在《梦墨亭记》开篇所叙三事，首先是迭遭家难、一度消沉的唐寅仅仅凭借“闭户一岁”之功，即在竞争程度尤为激烈的应天乡试中取得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功；再后一桩则恰恰相反，在名闻主司、众望所归的环境中，以“红绫敢望明年饼”②深自期许的江南解元，却在京城被迫接受功名尽削、仕途永绝的残酷命运。人以为难而唐寅目为“折草”，人皆为悲嗟而唐寅“夷如之”，祝允明叙此二事，无疑要着力展现好友异于时人的不同凡响。如果立足这一认识来重新分析撰者将祈梦事插叙于此二事之间的目的，显然并非毫无用意：人多以梦墨为符文，而唐寅以为符画；人多以士子兼擅画事为能，而唐寅却视之为“细琐■玩，殆涩儒腐生之业”。在一篇以梦神赠墨、归而构亭为主题的记文中，的确不容易再找到比这更好的方式，来使唐寅生平经历之跌宕无常与观念想法之复杂变化得以交互联系、各证其实。对唐寅和他的知交好友而言，以建筑和文字的形式将神意在现实和历史中予以彰显的用意，借以向会试案后“知与不知，毕指而唾”③之众澄明心志还在其次，更为现实和切近的考虑则是如何坚定自己以笔资身的生业选择并使其晓之于众。否则便难以解释，何以在功名和仕途尚可寄望的年月里，唐寅却表露出将神赠万墨作以绘业而非文业理解的预料，仿佛折戟会试的变故、鬻画为活的生涯对他而言既非意外，也早有准备。
综上所述，唐寅一生至少两次祈梦于仙游九鲤湖，目前比较确定的时间段，一在弘治十四年秋至十五年春之间，是“南中怀古”之游的组成部分；二为专行，大致自弘治十八年十二月中下旬启程，至迟于正德元年三月底返回苏州。唐寅在乡试以前赴闽祈梦的真实性，虽在通行数种年谱和研究著作中一再得以确认，但实际可能性并不太大。
唐寅在会试案后主要的远途南游共有四次：弘治十四年秋至十五年春夏之交的“怀古之游”；弘治十八年九月前后，行旅至徽州，该年底至次年三月，专程到仙游祈梦；正德九年秋冬以赴宁藩聘至南昌，次年返乡。祝撰《墓志》中明确提到的四山、二湖及东南之海，是否涵括于上述四次游程内？
其一，洞庭、彭蠡分别是通往祝融峰和匡庐山的必经水道，唐寅不可能在同一次游程中仅至其一。据唐寅写给姜龙的一通信札，他“自去岁游庐山，欲■江西上，悉览诸名胜，不意留顿在豫章，三月中旬得回吴中矣，所谓兴败而返也”。④据此可以肯定他登庐山、过鄱阳湖的时间，当在正德九年秋由苏州赶赴南昌的途中。由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唐寅在弘治十四五年的长途旅行中是否曾至庐山一游？据邓晓东对黄云“忽来别我泛彭蠡，直指庐山发兴奇”之句写作年代及文意的分析，⑤可知这种可能并不存在。
另由《桃花庵诗册页》可知，《游庐山》《过严滩》《游焦山》三诗是唐寅在正德十年十一月前所写的新作，①严子陵钓台、焦山，应当也是他往返途中路过的地方。袁■在《唐伯虎集序》中的记载：
宸濠之谋逆，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乃遣人以厚币招，伯虎坚辞，不可。至则阴知将有淮南之谋，遂佯狂以酒自污。宸濠曰：“唐生妄庸人耳。”乃放归，得免于难。过富春渚，想子陵之风，慷慨悲歌，徘徊者久之。②
明确指出桐庐是唐寅自南昌返回苏州途中经过的地方，则其归程路线应当是自赣东取道浙西北，焦山实为其顺江而下去往江西途中的一站。
其二，江兆申将唐寅游览洞庭湖、衡山的时间系于正德十年自南昌返回苏州的过程中，能否成立？笔者认为条件或有便利，成行可能不大。从唐寅写给姜龙的信札可知，他在游毕庐山之后、客寓南昌以前本有溯江而西上的打算，但此语恐为托辞，应宁藩之聘是其前往江西的主要目的，并非可早可晚、可至可绕的不急之务，在以佯狂自污为代价离开之后，唐寅用这样的措辞向正在礼部任官的同乡去信，显然是为了极力淡化自己曾备用于宁藩的自愿色彩。当然，自南昌而至黄州、武昌，顺江而下可达洞庭、衡州，的确路顺而途便，但放归之后绕道湖广、遍游名胜的举动，将有可能因见疑于宁王而对自己不利，此中利害，唐寅不应不晓。
启发江兆申作此推定的一大因素是，他征引徐应雷所写的《唐家园怀子畏》组诗，以内中“漫应千金聘，笑掷千金装；空手归故园，正值菊花黄”③之句作为唐寅九月返至苏州的依据。而杨静■透过王宠《九日过唐伯虎饮赠歌》中的“秋风日落嘶长途，我亦垂眉下帝都”之句，将唐寅自赣返苏与王宠落第回乡的日期同系于正德十年秋，④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徐应雷之生，至少在唐寅卒后二十年，⑤他在诗句中对唐寅返苏时间的表述，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信性，无从得知。而王宠一生虽八试应天不售，但正德十年却并非乡试之年。实际上，对出于唐寅本人之手的“三月中旬得回吴中矣”之句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与江、杨将正德十年三月视作唐寅返程之始不同的是，王家诚、买艳霞则倾向于理解为唐寅的返程之终，⑥无论以哪一种观点为确，洞庭湖、祝融峰之游都不以正德九年为确定无疑的唯一选择。 正德十年二月中旬，唐寅曾至锦峰上人山房一游，并图绘梅枝、题写绝句：
东风吹动看梅期，箫鼓联船发恐迟。
斜日僧房怕归去，还携红袖绕南枝。
乙亥岁二月中旬游锦峰上人山房，戏写梅枝并绝句为赠。唐寅记。竹之劲，兰之香，石之贞，苔之苍，宜伴野人居乎山房。唐寅。⑦
查明代山水画僧日章以锦峰为号，⑧生活的年代亦不晚于嘉靖前期，但他是成都人，要在自己的山房中接待正德十年二月或在南昌或在返回苏州途中的唐寅，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不将僧名法号作为“锦峰”的唯一指归，则以诗之意境来看，“锦峰”也有可能是山名。吴县城西虽有锦峰山，但唐寅返回苏州的时间至早在正德十年三月中旬，故必非此址，而严子陵钓台所在的富春山一带素有“锦峰绣岭”⑨之美称，如唐寅果系三月中旬返至苏州，则行至桐庐境内的时间正在二月中旬左右，在此间山寺内写赠梅枝图的可能性也不可谓无。权附于此，以备一解。
其三，关于弘治十八年徽州之行的线索，主要有：
摇落郊园九月余，秋山今日喜登初。
霜林着色皆成画，雁字排空半草书。
曲蘖才交情谊厚，孔方兄与往来疏。
塞翁得失浑无累，胸次悠然觉静虚。①
弘治乙丑，余行旅过徽，友格以币交，故为记其事云。②
由《王氏泽富祠堂记》的落款可确认唐寅在弘治十八年确曾到访徽州，除此之外，《唐伯虎全集》所收9篇记文中，另有《爱溪记》是应“新安洪君伯周……以‘爱溪’自号，而丐余记之”；③《竹斋记》则是“歙之吴君明道，字存功，别号竹斋……丐余记斋”，④上述三篇记文应该都是收取笔润之作，而且很有可能都是弘治十八年行旅过徽时的作品，此行的目的之一无疑是卖文。本年十一月、十二月，唐寅先后随同王鏊等人游览虎丘和西山，⑤这样看来，九月的齐云山之游，已经是徽州之行的尾声。
唐寅在弘治十四年秋至十五年春南游数省，这是他平生历时最长、所至最广的一次连续旅行，在其逝后由祝允明载入墓志之中加以彰显。检视祝撰《墓志》关于此次游踪的叙述，东南之海、天台山之游据有所出；祝融峰、洞庭湖以及武夷山虽无明证，但事属情理之中；匡庐山、彭蠡泽实为正德九年秋所至之地，不当归入此次游程。由此可见，江兆申提出的“合并游踪”观点具有合理性，但具体指陈不尽确然，他所推定的两项被并游踪，无论是弘治九年祈梦仙游还是正德十年往游湖广，在史据和史证方面需要排除和解释更多的别种可能和抵牾之处。更为重要的是，以非真即假的态度出发来判断虚实互参的史事，对我们认识历史面向的复杂性并无助益，真正具有“把唐寅一生的游历合并在一起进行叙述”⑥嫌疑的并不是祝允明，而是最近三十年来绝大部分新出的唐寅传记。
透过上述考辨，唐寅日常生活世界在史籍中的能见度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也使我们对祝允明撰写至友墓志时的笔法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一方面，我们对唐寅的了解有望具体到他选择何种路线安排自己的旅行、在什么时间段出现在哪里，这将为唐寅及其艺术作品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契机与可能。另一方面，作为唐寅生前的肺腑之友，祝允明在墓志中对其生平的所有处理，夸张少年生活状态也好，隐匿应聘叛藩实情也好，甚至是公开否认出妻存在的事实，显然都有利于逝者的身后之名。基于这样的初衷和目的，庐山和彭蠡在时间线上势必无法继续拥有本来的位置，其实撰者完全可以隐去这两处容易使人联系起宁藩的山水之名，但祝允明的选择耐人寻味：他在字里行间留下足以推翻自己的线索，为质疑的眼光指出隐蔽的方向。
同时，透过上文对会试案前唐寅祈梦说非实的献疑，有助于平衡当前各种新出唐寅传记对有关南游史料不加辨析、随意诠释的偏颇态势。但在可预期的将来，由于关键驳证的不得而知，对“梦墨”的传奇式渲染将继续占据量上的优势，并获得更多解释过去的话语权。这一事实本身叫人沮丧，但它能告诉我们的比这更多。在唐寅成为年轻解元的过程中，他使南都济济士子相形见绌，但在作为更高功名竞逐者的短短几个月中，却成为被辱弄和抛弃的对象。对祝允明和唐寅本人而言，将肺腑之友与自己的时乖命蹇归于命定，即使“梦墨”传奇并非出自他们不顾实情的有意构建，最终也未被纳入到同时期吴中士人祈梦征验的系谱之中，但在当时显然起到了将士林的注意力由悲观、误解的情绪中转移开去的目的，更在之后的五个世纪里主导历史的书写者延续着他们的意愿。
再者，深度卷入弘治十二年会试案之后，唐寅需要在科场挫折的巨大阴影下继续二十多年的生命历程，循着解构“梦墨”的路径靠近他这一时期的生活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他为调适自我心理创伤所作出的努力。显然，这些无法明喻的努力是那些以高度概括为特征的历史文本所不能直接提供给读者的。我们已经知道“梦墨”传奇在文本传统中的确立是与祝允明的书面彰显呈现线性的承继联系，谁又能说祝氏这耐人寻味的行为与自己七试礼部不中的经历毫无关系呢？需要一个类似“梦墨”传奇的心理暗示来帮助自己克服科场挫折、重新定位自身价值来度过漫漫余生的明中期苏州士子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譬如蹉跎乡试考场三十年而终究不能以任何功名荣身的蔡羽、文徵明。从这个意义来看，唐寅的“梦墨”传奇最终能否被证实抑或证伪，无关宏旨，更为重要的是，它提示我们在惊叹明代苏州人文渊薮的盛名之余，有必要将注意力投注于这座科举高地之上庞大士人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挑战与挫折。对于无法在王朝身份体系中落实个人价值的布衣人士而言，他们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成就或许可以获得当世及后世的名誉，但这些需要时间来确认的荣誉却并不能弥补当事人内心对自己被排斥在主流价值认同体系之外的焦虑与深憾。
【作者简介】范莉莉，女，江苏南通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演唐寅，南游，祈梦，祝允明，心理调适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8-0028-08
明成化至嘉靖间苏州诗人和画家中，唐寅（1470—1524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他的生平在逝后的五个世纪里一再由通俗文学所演绎，虽然近百年来学界对以“三笑故事”为首的附会不断证伪，也在探析其文学价值、思想性格方面取得相当的成绩，①但成片的史事模糊地带仍在阻隔着我们对唐寅生活图景的合理想象。即如南游一事，向被视为唐寅山水画风形成的一大契机，但有关具体游时、游地及其对应关系的记载，各个时期的史籍和论著之间抵牾互现、分歧各具，研究者对此虽有指陈，但未尽其义。本文试对唐寅南游史事进行考辨，庶几不惟有裨于更多隐而未显之历史面向得以浮现，使我们有望获得弘治己未会试案后唐寅生活与思想状态变化的新知，亦不失为解构明人记、传文本生成过程与动力机制的一个典型实例，更可从中体会明代中期苏州地区落第士子通过心理调适的方式应对科场挫折的努力。
有关唐寅生平南游经历的直接记载，首现于嘉靖二年底（1523年）祝允明所撰《唐子畏墓志并铭》（以下简称祝撰《墓志》），言其在弘治十二年（1499年）己未科会试案后“翩翩远游，扁舟独迈祝融、匡庐、天台、武夷，观海于东南，浮洞庭、彭蠡”。②对此，后出的唐寅传记或略而不载，或照袭祝氏，③而数种年谱虽在系年上不尽相同，但在出游路线方面笔径一致。④及至最近三十年里陆续新出的几种唐寅传记，更在具体游程的表述方面体现出高度的趋同，明确唐寅在会试案后九个月的长途旅程中先后踏足镇江、扬州、江西九江、湖广黄州、岳州、衡州、福建崇安、仙游、浙江温州、台州、宁波、杭州、桐庐以及南直隶黟县、青阳、休宁等地。①
早于1968年，江兆申即撰文指出祝撰《墓志》中有关唐寅这段游历的表述“可能根本是假的”，“太像是将唐寅的两次游踪，并合在一次说”，“第一次是唐寅二十七岁时到福建仙游九鲤湖祈梦，他到过天台、武彝；第二次是四十五岁应聘宁王宸濠去南昌，匡庐、彭蠡是必经之地，在南昌耽搁了半年余，由南昌游衡山、浮洞庭”。②江氏的上述质疑，延续了他对祝撰《墓志》存在曲隐之笔的一贯思路，③不过，基于局部内容而对全文笔法所作出的有限推定，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部分的内容，尽管就实际游程而言，的确很难将祝撰《墓志》所提及的四山一海二湖按照文序排定连贯的游序。
首先，在对“合并替代说”的合理性作出判断之前，需要回答这样一个基础但重要的问题：唐寅在弘治己未会试案后一二年间是否进行过跨省的远途连续旅行？江兆申对此予以否认，论据有三点：一为游时不协，二为路资不济，三为游兴不足。④会试案后功名转成空的唐寅“归无己，缘故去其妻”，⑤婚宦两失，“乃益自放废，纵酒落魄”，⑥加之“跌宕无羁，不问生产；何有何无，付之谈笑”⑦的性格使然，贫困和颓废的确不是他最后二十余年生活中罕见的状态。但如果就此否定其生年出游的全部可能，在情理与事实两个方面的说服力都并不充分。
其一，就游时而言，江兆申以北宋张舜民和南宋陆游的行速为依据，推定祝撰《墓志》中所提及的往返游程超过六千华里，不计停留，仅在道途行路的时间就超过一年半。但张、陆生活的年代距离明中叶已经超过三百年，在交通速度方面进行类比的适切度不及与唐寅同一时期的徐祯卿与文徵明。徐祯卿在正德元年初受命赴湖湘编纂外史，他离京的日期是二月十三日，舟经潞河、卫水、汶水，未至四月已抵苏州，五月下旬始入浙西，道经江西弋阳、余干等地，六月有登庐山，而后溯江西上至武昌。⑧文徵明自嘉靖二年二月廿四日从苏州启程赴京，沿运河北上，四月十九日抵京入城，这趟超过两千里的水路之程费时不到两个月。⑨弘治后期的情况大致可知，即便考虑到路况的复杂性和停留的延时性，一年或稍多的时间足够唐寅完成祝撰《墓志》所述的游程了。
其二，就游资与游兴来看，唐寅是否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承担长达数月、穿州过省的旅费？直接的史据无从得知。不过，弘治十七年底，他资助徐祯卿二度赴京会试，后者为此写下“寒窗灯火张生梦，京路风霜季子金”⑩的感念之句，可以推知资助金额绝非微乎其微，而一二年后的桃花坞别业之筑，所费更是不菲。从这些情况来看，会试案后的八九年间，唐寅的经济状况虽然称不上饶有丰裕，但还是能够维持一个支入勉应的状态。而有关唐寅在这一时期因钻研命理玄学而不思出游的推测，未必尽合常情，反倒是寻求山水之乐以浇心中块垒的可能性来得更大一些。
其次，唐寅在会试案后试图以游遣怀的隐意，在他大约作于弘治十三年的《与文徵明书》中有所体现。在信中，他用迥然于一贯的感伤笔触备述会试案原委，信尾以弟申“弱不任门户，傍无伯叔，衣食空绝，必为流莩”为忧，向结交十五年的文徵明请求“捐狗马余食，使不绝唐氏之祀”。{11}唐寅时年二十五，所育长子已数岁，如果不是唐寅本人打算随后离家进行远途旅游，还能有什么情况需要他以这样的措辞，向可信赖的老友托付本因由自己承担的兄长之责呢？
再者，徐祯卿的两首赠诗也可以提供类似的旁证：
闻子初从远道回，南中访古久徘徊。
闽州日月虚仙观，越苑风烟几废台？
赖有藜筇供放迹，每于《鹦鹉》惜高才。
沧江梅柳春将变，忆尔飘零白发哀。
以我梦寐心，逢君别离面。 秋鸿昔共辞，春燕今同见。①
上引二诗意境相似，据考写作时间都在弘治十五年春，其时徐祯卿首次会试落第返乡，与出外远游归来的唐寅重逢。②由此可推，唐寅以南游访古与徐祯卿相别于弘治十四年秋，再聚于次年暮春，此外，福建某“仙观”、浙江某“台”是唐寅此番游程中必定到过的地方。所谓福建某“仙观”，应为多次在其传记中出现的仙游县九鲤湖道观，明中叶吴中士人多以此处祈梦为验。③而浙江某“台”址，如同指人文景观，则为严子陵钓台莫属，若非，则当为天台山。徐祯卿在诗中先“观”而后“台”的用意，或依游序，或从韵律，不一而定。
第四，成书于清乾隆时期的《十百斋书画录》收录有《唐寅赠杨立■》，画款云：
壬戌四月廿四日，舟泊淮口，故人杨立■对舟剧饮。杨善洞箫，乌乌如赤壁夜游，顿首凭灵御风之想。次日言别，为作此图赠之。晋昌唐寅。④
唐寅生时惟弘治十五年序为壬戌，此年四月下旬“舟泊淮口”，应在南游返程旅次之中。时淮口在凤阳府泗州境内，经此过洪泽湖可至清江浦，沿运河而下过扬州，渡津可至镇江，在时间和意境上与唐寅《游金山》一诗的“春日客途悲白发”⑤之句相合，同时也间接否定了严子陵钓台或者天台山出现在弘治十五年返程途中的可能性。设若严子陵钓台是唐寅在弘治十四年春去往仙游途中的一站，则其赴闽路线应当由杭州入富春江，道经衢州，由陆路进入福建建宁，可以顺道游览崇安境内的武夷山，之后顺闽江而下抵福州，再至仙游。但我们已经知道，唐寅此番南游的返程并未取道东南沿海，这意味着他在祈梦活动结束后将不得不在福建境内重履原路以进入江西境内，唯此方能在返途中“舟泊淮口”，这样的路线显然不是一个合宜的选择。看来徐祯卿在赠诗中提到的应该是天台山，而且他在诗中编排字句位序的考量，并不是按照游览时序的严格对应，更多是出于用韵的需要。
综上所述，唐寅在弘治十四年秋开始、历时将近一年的远游，大致应自苏州启程，取道杭州沿海而下抵福建，在仙游九鲤湖结束祈梦后，转入闽江西溯至武夷山。之后的游程仅知其返程时经淮水入洪泽湖、清江浦、运河，镇江境内的金山是最末几个游地之一。游毕武夷以至舟泊淮口的数月间，唐寅到过何地、路线如何，目前因乏确证而无从得知，只能从时间和方向上推测他可能先后经过广信、建昌、抚州、吉安四府，取道茶陵州向西，北进至衡州以达祝融峰，如同一百三十多年后徐霞客所行的路线一般。⑥自衡州沿湘江北上，可观洞庭湖胜景，折而入长江，经武昌府、黄州府入南直庐州、凤阳等府，这是与“舟泊淮口”相对接的一种可能的路线。当然，设若后出史料能够证伪《十百斋书画录》所收画作及其款识，笔者上述推测又将呈现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
综合祝撰《墓志》和唐寅本人记游诗文来看，因不同的契机和目的，唐寅一生造访过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及南直徽州境内的数处山水景致之地。除去上文已证其实的“南中怀古”之旅，唐寅还曾于弘治十八年、正德九年（1514年）至十年到过徽州和江西北部。而与这三次比较明确的游程比较起来，有关唐寅亲赴仙游祈梦次数和时间的观点则不尽一致，①尤其是在史籍中获有一定支持、亦为研究者广为采信的弘治十一年乡试前祈梦的说法，在论据和论证方面还有再议的必要。
首先，认为唐寅早于乡试前即已在仙游梦神赠墨的观点，主要来自后人对祝允明所撰《梦墨亭记》相关记载的解读：
（唐寅）闭户一岁，信步闱场，遂录荐籍，为南甸十三郡士冠。人骇之，而子畏自顾折草尔，由益信人间事无必烦智虑者。当是时，且以谓崇爵显章，晨金午玉，阶升而矢流耳。曾■朕於闽之神，所谓九鲤湖者，梦神惠之墨万个。子畏谓：“涂楮画素，或但成细琐■玩，殆涩儒腐生之业，亦何直许云，是殆匪如响者也。”领荐之明年，会试礼署，乃用文法诖误，卒落荐籍。人又骇之，而子畏夷如也。②
“梦墨亭”开始登上唐寅画作的落款，据信不晚于正德二年八月，③《梦墨亭记》的写作时间大致可推。祝允明并未在《梦墨亭记》中明确给出该次祈梦的时间，但这并不妨碍数十年来这篇记文一直充任推定唐寅早于乡试中举之前即至赴闽祈梦的最重要依据。以江兆申和杨静■为例，他们各自从文句位序表征时序的撰文惯例出发，认为唐寅当于闭户读书、准备乡试前一年或四年即弘治九年或弘治六年赴闽祈梦。④这一理证式的思路并不容易就以下事实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何以别无二致的表述在祝撰《墓志》中并不具有类似的位序特征。
当然，史籍中并非找不到明确记载唐寅祈梦于未第时的踪迹，俞弁所撰《山樵暇语》即为一例。作为唐寅晚年时有往来的小友，长洲人俞弁（1488—1547年）对其生平本应极有获自亲聆的可能，然而他对唐寅祈梦活动的记载虽然称得上完整和系统，却是照录早出的祝撰《墓志》、陆粲《庚己篇》卷6《九仙梦验》以及王鏊《震泽长语》卷末相关条目拼凑而成。唯一属于俞弁独载的内容就是明确指出唐寅首次祈梦的时间是在乡试以前，但这个关键的细节能否避免由编纂方式引发的连带质疑，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辨，在这之前，并不适宜充用为不证自明的史据。
其次，对杨静■和江兆申所作出的判断更为不利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引用王鏊赠诗来推测唐寅祈梦的时间和往返路线，实际并不是一个稳妥和安全的选择，尽管这是目前唯一与唐寅祈梦直接相关的旁证：
人生出处天难问，闻有灵山试扣之。
三月裹粮真不易，一生如梦复何疑。
天台雁荡归时路，秋月春风别后思。
我亦有疑烦致问，苍生帖息定何时。⑤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从王鏊文集默定的排序来看，当介于弘治十八年十二月至次年四月之间；⑥从王鏊本人的仕历来看，在弘治十六年三月丧父之前，除十二年十月至十三年五月曾短暂归省外，⑦他都在京城担任官职，缺乏在弘治六年或九年以诗赠别唐寅的地利。此外，王鏊虽曾于弘治五年七月主持应天乡试后返里，然其时唐寅家亲尚存，不至以前途为忧而生问仙之心。这首诗本身除了证实唐寅此次祈梦历时三个月、归程取道浙江沿海以外，并不能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第三，有妨弘治六年、九年祈梦说成立的另一重潜在危机，来自唐寅本人写于弘治九年九月以后的一篇画序。其友袁■于此年五月至九月出游河南开封等地，归而图绘其见景，唐寅为此图作《中州览胜序》，字里行间遮掩不住的是作者“固欲其远陟遐举，不龌龊牖下也”式的高志宏愿，序末更以“今不知广陵有中散之遗声欤？彭城、项氏之部也，今麋鹿有几头欤？黄河，故宣房之基在否欤？大梁墟中，有持盂羹为信陵君祭与无也？臣器其为我重陈之，余他日当参验其言”句结尾。①如果此前已有远赴闽省、千里壮游的经历，如何解释唐寅在这篇序文中以如此直白的语句对家外广阔空间所表露出的热切向往呢？
第四，同样足以引起“弘治六年说”、“弘治九年说”的主张者困惑的是，如果说唐寅梦墨的记载不曾出现在徐祯卿于弘治八年完成的《新倩籍》中，是出于神符未章的缘故，那么当阎秀卿在《吴郡二科志》中再度为唐寅立传，已经是会试案发四年之后的弘治十六年，此时传主之境况足以征验梦兆，然而撰者却令人费解地选择以相对更为可疑的“诗谶”来解释近友的遭遇。
至此，在以文序推定时序的通常思路以外，是否还存在着另一种解读《梦墨亭记》的方式？或者说，祝允明在文中首次披露唐寅赴闽祈梦、获神赐墨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就题论事，字里行间是否存在隐而未彰的深意？
祝允明在《梦墨亭记》开篇所叙三事，首先是迭遭家难、一度消沉的唐寅仅仅凭借“闭户一岁”之功，即在竞争程度尤为激烈的应天乡试中取得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功；再后一桩则恰恰相反，在名闻主司、众望所归的环境中，以“红绫敢望明年饼”②深自期许的江南解元，却在京城被迫接受功名尽削、仕途永绝的残酷命运。人以为难而唐寅目为“折草”，人皆为悲嗟而唐寅“夷如之”，祝允明叙此二事，无疑要着力展现好友异于时人的不同凡响。如果立足这一认识来重新分析撰者将祈梦事插叙于此二事之间的目的，显然并非毫无用意：人多以梦墨为符文，而唐寅以为符画；人多以士子兼擅画事为能，而唐寅却视之为“细琐■玩，殆涩儒腐生之业”。在一篇以梦神赠墨、归而构亭为主题的记文中，的确不容易再找到比这更好的方式，来使唐寅生平经历之跌宕无常与观念想法之复杂变化得以交互联系、各证其实。对唐寅和他的知交好友而言，以建筑和文字的形式将神意在现实和历史中予以彰显的用意，借以向会试案后“知与不知，毕指而唾”③之众澄明心志还在其次，更为现实和切近的考虑则是如何坚定自己以笔资身的生业选择并使其晓之于众。否则便难以解释，何以在功名和仕途尚可寄望的年月里，唐寅却表露出将神赠万墨作以绘业而非文业理解的预料，仿佛折戟会试的变故、鬻画为活的生涯对他而言既非意外，也早有准备。
综上所述，唐寅一生至少两次祈梦于仙游九鲤湖，目前比较确定的时间段，一在弘治十四年秋至十五年春之间，是“南中怀古”之游的组成部分；二为专行，大致自弘治十八年十二月中下旬启程，至迟于正德元年三月底返回苏州。唐寅在乡试以前赴闽祈梦的真实性，虽在通行数种年谱和研究著作中一再得以确认，但实际可能性并不太大。
唐寅在会试案后主要的远途南游共有四次：弘治十四年秋至十五年春夏之交的“怀古之游”；弘治十八年九月前后，行旅至徽州，该年底至次年三月，专程到仙游祈梦；正德九年秋冬以赴宁藩聘至南昌，次年返乡。祝撰《墓志》中明确提到的四山、二湖及东南之海，是否涵括于上述四次游程内？
其一，洞庭、彭蠡分别是通往祝融峰和匡庐山的必经水道，唐寅不可能在同一次游程中仅至其一。据唐寅写给姜龙的一通信札，他“自去岁游庐山，欲■江西上，悉览诸名胜，不意留顿在豫章，三月中旬得回吴中矣，所谓兴败而返也”。④据此可以肯定他登庐山、过鄱阳湖的时间，当在正德九年秋由苏州赶赴南昌的途中。由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唐寅在弘治十四五年的长途旅行中是否曾至庐山一游？据邓晓东对黄云“忽来别我泛彭蠡，直指庐山发兴奇”之句写作年代及文意的分析，⑤可知这种可能并不存在。
另由《桃花庵诗册页》可知，《游庐山》《过严滩》《游焦山》三诗是唐寅在正德十年十一月前所写的新作，①严子陵钓台、焦山，应当也是他往返途中路过的地方。袁■在《唐伯虎集序》中的记载：
宸濠之谋逆，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乃遣人以厚币招，伯虎坚辞，不可。至则阴知将有淮南之谋，遂佯狂以酒自污。宸濠曰：“唐生妄庸人耳。”乃放归，得免于难。过富春渚，想子陵之风，慷慨悲歌，徘徊者久之。②
明确指出桐庐是唐寅自南昌返回苏州途中经过的地方，则其归程路线应当是自赣东取道浙西北，焦山实为其顺江而下去往江西途中的一站。
其二，江兆申将唐寅游览洞庭湖、衡山的时间系于正德十年自南昌返回苏州的过程中，能否成立？笔者认为条件或有便利，成行可能不大。从唐寅写给姜龙的信札可知，他在游毕庐山之后、客寓南昌以前本有溯江而西上的打算，但此语恐为托辞，应宁藩之聘是其前往江西的主要目的，并非可早可晚、可至可绕的不急之务，在以佯狂自污为代价离开之后，唐寅用这样的措辞向正在礼部任官的同乡去信，显然是为了极力淡化自己曾备用于宁藩的自愿色彩。当然，自南昌而至黄州、武昌，顺江而下可达洞庭、衡州，的确路顺而途便，但放归之后绕道湖广、遍游名胜的举动，将有可能因见疑于宁王而对自己不利，此中利害，唐寅不应不晓。
启发江兆申作此推定的一大因素是，他征引徐应雷所写的《唐家园怀子畏》组诗，以内中“漫应千金聘，笑掷千金装；空手归故园，正值菊花黄”③之句作为唐寅九月返至苏州的依据。而杨静■透过王宠《九日过唐伯虎饮赠歌》中的“秋风日落嘶长途，我亦垂眉下帝都”之句，将唐寅自赣返苏与王宠落第回乡的日期同系于正德十年秋，④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徐应雷之生，至少在唐寅卒后二十年，⑤他在诗句中对唐寅返苏时间的表述，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信性，无从得知。而王宠一生虽八试应天不售，但正德十年却并非乡试之年。实际上，对出于唐寅本人之手的“三月中旬得回吴中矣”之句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与江、杨将正德十年三月视作唐寅返程之始不同的是，王家诚、买艳霞则倾向于理解为唐寅的返程之终，⑥无论以哪一种观点为确，洞庭湖、祝融峰之游都不以正德九年为确定无疑的唯一选择。 正德十年二月中旬，唐寅曾至锦峰上人山房一游，并图绘梅枝、题写绝句：
东风吹动看梅期，箫鼓联船发恐迟。
斜日僧房怕归去，还携红袖绕南枝。
乙亥岁二月中旬游锦峰上人山房，戏写梅枝并绝句为赠。唐寅记。竹之劲，兰之香，石之贞，苔之苍，宜伴野人居乎山房。唐寅。⑦
查明代山水画僧日章以锦峰为号，⑧生活的年代亦不晚于嘉靖前期，但他是成都人，要在自己的山房中接待正德十年二月或在南昌或在返回苏州途中的唐寅，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不将僧名法号作为“锦峰”的唯一指归，则以诗之意境来看，“锦峰”也有可能是山名。吴县城西虽有锦峰山，但唐寅返回苏州的时间至早在正德十年三月中旬，故必非此址，而严子陵钓台所在的富春山一带素有“锦峰绣岭”⑨之美称，如唐寅果系三月中旬返至苏州，则行至桐庐境内的时间正在二月中旬左右，在此间山寺内写赠梅枝图的可能性也不可谓无。权附于此，以备一解。
其三，关于弘治十八年徽州之行的线索，主要有：
摇落郊园九月余，秋山今日喜登初。
霜林着色皆成画，雁字排空半草书。
曲蘖才交情谊厚，孔方兄与往来疏。
塞翁得失浑无累，胸次悠然觉静虚。①
弘治乙丑，余行旅过徽，友格以币交，故为记其事云。②
由《王氏泽富祠堂记》的落款可确认唐寅在弘治十八年确曾到访徽州，除此之外，《唐伯虎全集》所收9篇记文中，另有《爱溪记》是应“新安洪君伯周……以‘爱溪’自号，而丐余记之”；③《竹斋记》则是“歙之吴君明道，字存功，别号竹斋……丐余记斋”，④上述三篇记文应该都是收取笔润之作，而且很有可能都是弘治十八年行旅过徽时的作品，此行的目的之一无疑是卖文。本年十一月、十二月，唐寅先后随同王鏊等人游览虎丘和西山，⑤这样看来，九月的齐云山之游，已经是徽州之行的尾声。
唐寅在弘治十四年秋至十五年春南游数省，这是他平生历时最长、所至最广的一次连续旅行，在其逝后由祝允明载入墓志之中加以彰显。检视祝撰《墓志》关于此次游踪的叙述，东南之海、天台山之游据有所出；祝融峰、洞庭湖以及武夷山虽无明证，但事属情理之中；匡庐山、彭蠡泽实为正德九年秋所至之地，不当归入此次游程。由此可见，江兆申提出的“合并游踪”观点具有合理性，但具体指陈不尽确然，他所推定的两项被并游踪，无论是弘治九年祈梦仙游还是正德十年往游湖广，在史据和史证方面需要排除和解释更多的别种可能和抵牾之处。更为重要的是，以非真即假的态度出发来判断虚实互参的史事，对我们认识历史面向的复杂性并无助益，真正具有“把唐寅一生的游历合并在一起进行叙述”⑥嫌疑的并不是祝允明，而是最近三十年来绝大部分新出的唐寅传记。
透过上述考辨，唐寅日常生活世界在史籍中的能见度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也使我们对祝允明撰写至友墓志时的笔法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一方面，我们对唐寅的了解有望具体到他选择何种路线安排自己的旅行、在什么时间段出现在哪里，这将为唐寅及其艺术作品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契机与可能。另一方面，作为唐寅生前的肺腑之友，祝允明在墓志中对其生平的所有处理，夸张少年生活状态也好，隐匿应聘叛藩实情也好，甚至是公开否认出妻存在的事实，显然都有利于逝者的身后之名。基于这样的初衷和目的，庐山和彭蠡在时间线上势必无法继续拥有本来的位置，其实撰者完全可以隐去这两处容易使人联系起宁藩的山水之名，但祝允明的选择耐人寻味：他在字里行间留下足以推翻自己的线索，为质疑的眼光指出隐蔽的方向。
同时，透过上文对会试案前唐寅祈梦说非实的献疑，有助于平衡当前各种新出唐寅传记对有关南游史料不加辨析、随意诠释的偏颇态势。但在可预期的将来，由于关键驳证的不得而知，对“梦墨”的传奇式渲染将继续占据量上的优势，并获得更多解释过去的话语权。这一事实本身叫人沮丧，但它能告诉我们的比这更多。在唐寅成为年轻解元的过程中，他使南都济济士子相形见绌，但在作为更高功名竞逐者的短短几个月中，却成为被辱弄和抛弃的对象。对祝允明和唐寅本人而言，将肺腑之友与自己的时乖命蹇归于命定，即使“梦墨”传奇并非出自他们不顾实情的有意构建，最终也未被纳入到同时期吴中士人祈梦征验的系谱之中，但在当时显然起到了将士林的注意力由悲观、误解的情绪中转移开去的目的，更在之后的五个世纪里主导历史的书写者延续着他们的意愿。
再者，深度卷入弘治十二年会试案之后，唐寅需要在科场挫折的巨大阴影下继续二十多年的生命历程，循着解构“梦墨”的路径靠近他这一时期的生活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他为调适自我心理创伤所作出的努力。显然，这些无法明喻的努力是那些以高度概括为特征的历史文本所不能直接提供给读者的。我们已经知道“梦墨”传奇在文本传统中的确立是与祝允明的书面彰显呈现线性的承继联系，谁又能说祝氏这耐人寻味的行为与自己七试礼部不中的经历毫无关系呢？需要一个类似“梦墨”传奇的心理暗示来帮助自己克服科场挫折、重新定位自身价值来度过漫漫余生的明中期苏州士子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譬如蹉跎乡试考场三十年而终究不能以任何功名荣身的蔡羽、文徵明。从这个意义来看，唐寅的“梦墨”传奇最终能否被证实抑或证伪，无关宏旨，更为重要的是，它提示我们在惊叹明代苏州人文渊薮的盛名之余，有必要将注意力投注于这座科举高地之上庞大士人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挑战与挫折。对于无法在王朝身份体系中落实个人价值的布衣人士而言，他们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成就或许可以获得当世及后世的名誉，但这些需要时间来确认的荣誉却并不能弥补当事人内心对自己被排斥在主流价值认同体系之外的焦虑与深憾。
【作者简介】范莉莉，女，江苏南通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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