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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改革视野下的农地流转“大洗牌”已成定势
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亿万农民的衣食父母，是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近代革命以来，无论是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主张，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土地始终是改造社会的突破口。
土地入股：
工业浪潮中的改革抉择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潜在的改革需求在逐渐递加。大江南北，广东南海、江苏昆山、浙江宁波等地，一些破冰性试验已成风起云涌之势。这些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挟思想解放之理念，走上了一条农地流转服务工业，农村向城市转型的道路。
1992年，在广东省南海，一些村庄作出了与“包产到户”截然相反的选择。几个村庄的土地被集中起来统一作价入股，统一规划经营，兴办各类企业。土地的收益，按照51：49在集体和农民之间分成。1992年的广东南海，罗村镇、里水镇、平洲区的集体土地股份制合作，被视为“南海模式”，并得到了一定范围的推广，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农村土地流转版本。
“南海模式”成效非常明显。10年后，南海市一半的工业用地都是集体所有性质，三资企业纷纷涌入，入股的农民则获得了较高回报。“南海模式”获得普遍好评的同时，也引起了上层的高度关注。在其他地方，类似试验还在继续进行，效果也很快显现。
1992年，率先完成农村城市化的深圳福田区上步村，如今已是特区的繁华市区。以村集体资产和土地入股而组建的上步股份公司，以不错的分红回报村民。从1992年开始，该公司每年分红逐年增加，再加上城市化后地产升值，村民财产性收入呈现大幅增加之势。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同样飞速发展的江苏，数年后，出现了“南海模式”的升级版——“昆山模式”。江苏昆山紧邻上海，是外资企业建厂宝地，但苦于建设用地有限，高昂的地价令一些厂家望而却步。于是，村集体创造性地复垦农地，获得非农建设用地的指标，然后向本村农户“招标”，单个或者几个农民联合起来修建厂房，再赚取丰厚的租金收益。
昆山模式迎合了工业浪潮对于土地的急需形势，也得到了锐意改革的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成效也颇为显著。短短的5年时间里，昆山便新增建设用地8.25万亩，其中四分之一来自于这种“昆山模式”。
同样是改革开放的前哨，地处沿海的浙江，是中国人均耕地最少的省份之一，人均耕地不到0.5亩。2001年初，宁波市委决定，在江东区试点农村股份合作制。村集体将土地换来的补偿资产和原有的集体财产积累以及经营性用地资产合并起来，成立股份合作社，集体资产量化到个人，农民每年按股份获取红利。
该市江东区的宁江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也是改革试点的重点村。该村参照《公司法》设立了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原村委会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宁江股份经济合作社。1.36亿的集体资产被分为136万股，每股为100元，股份分为“人口股”和“农龄股”。集体资产的30%作为“人口股”，由2000名村民均分，另外70%按照在村里的工作居住年限进行分配。
2006年底，宁江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资产迅速上升至1.9亿元。据有关部门统计，2001年到2008年，进行股改的七年间，宁波城市化带来的失地农民问题，借由“宁江模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耕地竞拍”：
向规模化现代农业挺进
允许流转土地经营权，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便具备了硬件条件，可大规模从事农业生产，摆脱小农经济，加速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步伐。所以万众瞩目的农村改革，攻坚求变的关键在如何把“蛋糕做大”，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改革首当其冲。
其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并非一样新鲜事物。早在改革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在一些经济较为活跃的农村，互换、委托代耕等早期流转形式就已经出现。但是，这些地方的承包土地，规模普遍偏小分散，致使劳动生产率低，产品竞争力不强。因而，需要通过土地的有效流转，将分散的土地集中经营，实现规模化经营。
2008年9月11日，是一个将被载入中国农村改革史的重大日子。这一天，河南省沁阳市劳动大厦二楼会议室内人头攒动，坐满了来自该市的上百名农民。当天，沁阳市首批20宗2200.06亩土地的经营权，分别以公开竞拍、谈判等方式出售，70位竞拍人积极参加。
随着拍卖师的一记锤响，沁阳市太行办事处39.06亩土地的经营权，以每亩420斤小麦的价格被村民张小随拍得，同时也宣告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次公开拍卖成交，业界对此誉为“中国农村第一锤”。
事实上，进行这次公开的竞拍之前，沁阳当地的农村土地流转已经广泛存在。以西万、水南关为代表的一些乡村，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摸索出了符合实际的集约经营、对外承租等流转模式，节约了土地资源，实现了转产农民与种粮大户、农业公司的双赢。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9月份，紫陵镇西紫陵村以“空心村”治理中获得的270亩土地为试点，采取农民土地入股的形式，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社，尝试开展土地集约化经营，为沁阳改革提供了有益经验。目前，沁阳市土地流转共涉及12个乡镇162个村8500农户，流转面积达29963亩，占全市耕地的7.13%。
不过，虽然土地流转的总量不断增加，但农户自发流转仍占据了很大份额，这对稳定农村的土地生产不无隐患。基于促进农村土地的自发性流转向高效、公平、公开流转转变的考虑，沁阳市开始尝试通过政府组织，并充分考虑农民意愿的情况下，搭建农村土地公开拍卖经营权平台。2008年6月份，沁阳市在全省率先成立市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平台。该中心的职能包括，“负责建立全市农村土地流转信息平台，收集发布农村土地流转的有关信息；深入开展农村土地流转有关问题调研，及时提出对策建议等”。通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三级服务体系，村民和农业经营组织法人代表能全面了解出让土地的各种信息，及时做出有效的投入和产出评估。
家庭承包制 专业合作社，沁阳市开启的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开拍卖先河，成为农村土地流转的有益尝试。2008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时，对沁阳做法给予了肯定。此前，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重庆、成都两地，在土地流转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先期试验。
四川经济重镇成都市制定了《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确认了转包、租赁、互换经营和入股等四种流转方式。这些解放思想的改革举措力度颇大，被一些专家誉为“第三次土地革命”。
重庆麒麟村，一个500多人的西部小山村，3年前在村主任余安全的带领下，已经开始了土地入股试验。作价入股的土地被用来种植一家果业公司提供的优质柑橘。比南海、昆山和宁江等地走得更远的是，这些股份属于一家公司，公司自负盈亏。
当麒麟村的公司模式引起轩然大波被暂停后，相邻的涪陵区大顺乡清风村继续改革，用农业合作社的形式承载村民作价入股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种植的是有机稻米。这种做法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得到了高层和政策上的首肯。
2007年，重庆市获批“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试验区”，旋即该市工商局推出了《服务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实施意见》，允许农民以土地直接入股创办合作社或公司，鼓励农民自愿出让承包地和宅基地换取城市养老等社会保障，以释放更多的非农用地。
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农地流转服务工业模式相比，“重庆模式”“沁阳模式”因要求不能改变农业用地性质，鼓励农业合作社形式，因而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改革仍在不同层面继续。在中国北部的山东省宁阳县，走上了“股份 合作”的土地流转路子，创造了新颖的“底金 分红 劳务收入”的土地流转分配方式。
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土地流转早在2002年就已经启动，如今作为小岗村的特色农业，葡萄、双孢菇、苗圃所占的600亩土地，全部由本村村民流转而来，占据了原小岗村土地面积的1/3强。
该村的十几户农民，早已以每亩500元的价格，把自家土地出租给一家上海养殖公司，发展规模养殖，年终参与分红。这些农民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则成为企业员工，每人每月可以从养殖公司领取600元左右的工资。
土地流转盘活了农村经济资源，因而受到了众多群众的欢迎。今年3月份，小岗村村委会针对土地流转进行了一次书面调查，80%以上的人同意土地流转。
从农户自发开启探索之旅，到“南海模式”、“昆山模式”悄然试水，再到“重庆模式”、“沁阳模式”蔚然成风，农地流转改革的恢宏蓝图上，已是各类“改革试验区”林立。随着各地陆续作出破冰之举，农村大改革视野下的农地流转“大洗牌”已成定势。■
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亿万农民的衣食父母，是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近代革命以来，无论是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主张，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土地始终是改造社会的突破口。
土地入股：
工业浪潮中的改革抉择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潜在的改革需求在逐渐递加。大江南北，广东南海、江苏昆山、浙江宁波等地，一些破冰性试验已成风起云涌之势。这些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挟思想解放之理念，走上了一条农地流转服务工业，农村向城市转型的道路。
1992年，在广东省南海，一些村庄作出了与“包产到户”截然相反的选择。几个村庄的土地被集中起来统一作价入股，统一规划经营，兴办各类企业。土地的收益，按照51：49在集体和农民之间分成。1992年的广东南海，罗村镇、里水镇、平洲区的集体土地股份制合作，被视为“南海模式”，并得到了一定范围的推广，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农村土地流转版本。
“南海模式”成效非常明显。10年后，南海市一半的工业用地都是集体所有性质，三资企业纷纷涌入，入股的农民则获得了较高回报。“南海模式”获得普遍好评的同时，也引起了上层的高度关注。在其他地方，类似试验还在继续进行，效果也很快显现。
1992年，率先完成农村城市化的深圳福田区上步村，如今已是特区的繁华市区。以村集体资产和土地入股而组建的上步股份公司，以不错的分红回报村民。从1992年开始，该公司每年分红逐年增加，再加上城市化后地产升值，村民财产性收入呈现大幅增加之势。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同样飞速发展的江苏，数年后，出现了“南海模式”的升级版——“昆山模式”。江苏昆山紧邻上海，是外资企业建厂宝地，但苦于建设用地有限，高昂的地价令一些厂家望而却步。于是，村集体创造性地复垦农地，获得非农建设用地的指标，然后向本村农户“招标”，单个或者几个农民联合起来修建厂房，再赚取丰厚的租金收益。
昆山模式迎合了工业浪潮对于土地的急需形势，也得到了锐意改革的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成效也颇为显著。短短的5年时间里，昆山便新增建设用地8.25万亩，其中四分之一来自于这种“昆山模式”。
同样是改革开放的前哨，地处沿海的浙江，是中国人均耕地最少的省份之一，人均耕地不到0.5亩。2001年初，宁波市委决定，在江东区试点农村股份合作制。村集体将土地换来的补偿资产和原有的集体财产积累以及经营性用地资产合并起来，成立股份合作社，集体资产量化到个人，农民每年按股份获取红利。
该市江东区的宁江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也是改革试点的重点村。该村参照《公司法》设立了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原村委会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宁江股份经济合作社。1.36亿的集体资产被分为136万股，每股为100元，股份分为“人口股”和“农龄股”。集体资产的30%作为“人口股”，由2000名村民均分，另外70%按照在村里的工作居住年限进行分配。
2006年底，宁江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资产迅速上升至1.9亿元。据有关部门统计，2001年到2008年，进行股改的七年间，宁波城市化带来的失地农民问题，借由“宁江模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耕地竞拍”：
向规模化现代农业挺进
允许流转土地经营权，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便具备了硬件条件，可大规模从事农业生产，摆脱小农经济，加速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步伐。所以万众瞩目的农村改革，攻坚求变的关键在如何把“蛋糕做大”，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改革首当其冲。
其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并非一样新鲜事物。早在改革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在一些经济较为活跃的农村，互换、委托代耕等早期流转形式就已经出现。但是，这些地方的承包土地，规模普遍偏小分散，致使劳动生产率低，产品竞争力不强。因而，需要通过土地的有效流转，将分散的土地集中经营，实现规模化经营。
2008年9月11日，是一个将被载入中国农村改革史的重大日子。这一天，河南省沁阳市劳动大厦二楼会议室内人头攒动，坐满了来自该市的上百名农民。当天，沁阳市首批20宗2200.06亩土地的经营权，分别以公开竞拍、谈判等方式出售，70位竞拍人积极参加。
随着拍卖师的一记锤响，沁阳市太行办事处39.06亩土地的经营权，以每亩420斤小麦的价格被村民张小随拍得，同时也宣告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次公开拍卖成交，业界对此誉为“中国农村第一锤”。
事实上，进行这次公开的竞拍之前，沁阳当地的农村土地流转已经广泛存在。以西万、水南关为代表的一些乡村，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摸索出了符合实际的集约经营、对外承租等流转模式，节约了土地资源，实现了转产农民与种粮大户、农业公司的双赢。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9月份，紫陵镇西紫陵村以“空心村”治理中获得的270亩土地为试点，采取农民土地入股的形式，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社，尝试开展土地集约化经营，为沁阳改革提供了有益经验。目前，沁阳市土地流转共涉及12个乡镇162个村8500农户，流转面积达29963亩，占全市耕地的7.13%。
不过，虽然土地流转的总量不断增加，但农户自发流转仍占据了很大份额，这对稳定农村的土地生产不无隐患。基于促进农村土地的自发性流转向高效、公平、公开流转转变的考虑，沁阳市开始尝试通过政府组织，并充分考虑农民意愿的情况下，搭建农村土地公开拍卖经营权平台。2008年6月份，沁阳市在全省率先成立市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平台。该中心的职能包括，“负责建立全市农村土地流转信息平台，收集发布农村土地流转的有关信息；深入开展农村土地流转有关问题调研，及时提出对策建议等”。通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三级服务体系，村民和农业经营组织法人代表能全面了解出让土地的各种信息，及时做出有效的投入和产出评估。
家庭承包制 专业合作社，沁阳市开启的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开拍卖先河，成为农村土地流转的有益尝试。2008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时，对沁阳做法给予了肯定。此前，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重庆、成都两地，在土地流转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先期试验。
四川经济重镇成都市制定了《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确认了转包、租赁、互换经营和入股等四种流转方式。这些解放思想的改革举措力度颇大，被一些专家誉为“第三次土地革命”。
重庆麒麟村，一个500多人的西部小山村，3年前在村主任余安全的带领下，已经开始了土地入股试验。作价入股的土地被用来种植一家果业公司提供的优质柑橘。比南海、昆山和宁江等地走得更远的是，这些股份属于一家公司，公司自负盈亏。
当麒麟村的公司模式引起轩然大波被暂停后，相邻的涪陵区大顺乡清风村继续改革，用农业合作社的形式承载村民作价入股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种植的是有机稻米。这种做法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得到了高层和政策上的首肯。
2007年，重庆市获批“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试验区”，旋即该市工商局推出了《服务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实施意见》，允许农民以土地直接入股创办合作社或公司，鼓励农民自愿出让承包地和宅基地换取城市养老等社会保障，以释放更多的非农用地。
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农地流转服务工业模式相比，“重庆模式”“沁阳模式”因要求不能改变农业用地性质，鼓励农业合作社形式，因而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改革仍在不同层面继续。在中国北部的山东省宁阳县，走上了“股份 合作”的土地流转路子，创造了新颖的“底金 分红 劳务收入”的土地流转分配方式。
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土地流转早在2002年就已经启动，如今作为小岗村的特色农业，葡萄、双孢菇、苗圃所占的600亩土地，全部由本村村民流转而来，占据了原小岗村土地面积的1/3强。
该村的十几户农民，早已以每亩500元的价格，把自家土地出租给一家上海养殖公司，发展规模养殖，年终参与分红。这些农民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则成为企业员工，每人每月可以从养殖公司领取600元左右的工资。
土地流转盘活了农村经济资源，因而受到了众多群众的欢迎。今年3月份，小岗村村委会针对土地流转进行了一次书面调查，80%以上的人同意土地流转。
从农户自发开启探索之旅，到“南海模式”、“昆山模式”悄然试水，再到“重庆模式”、“沁阳模式”蔚然成风，农地流转改革的恢宏蓝图上，已是各类“改革试验区”林立。随着各地陆续作出破冰之举，农村大改革视野下的农地流转“大洗牌”已成定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