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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通过测度居民消费代际依赖程度发现：中国城乡居民消费代际依赖程度呈现下降趋势，表明我国社会啃老现象呈逐步缓和趋势，但城镇啃老程度高于农村。此外，啃老又与是否独生子女差异显著，独生子女啃老程度高于非独生子女。为进一步降低我国社会啃老程度，提出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加大职业教育发展力度，宣扬孝文化，重视家庭教育，鼓励生育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啃老”;消费;代际依赖程度
中图分类号：F06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19-0045-04
引言
孝是中華民族传统美德的基本元素，成年子女对父母进行赡养被看作是最基本的尽孝方式。中国人也一贯有养儿防老的思想观念，希望自己年老时可以从子女处获得依靠。但啃老现象的发生，使得这种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家庭抚养方式和整个社会面临挑战。
啃老行为的主体一般被称为“啃老族”。1999年英国工党政府“受社会排斥学生辅导小组”的一份调查报告“BRIDGING THE GAP”中用“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来描述一类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便不再学习、工作或参加工作培训，安全依赖父母生活的16～18岁的年轻群体，其首字母缩写为“NEET”，这便是关于“啃老族”最早的界定。而在日本，则是将处于15～34岁之间，既不上学也不工作，同时又不从事家务的群体界定为“啃老族”。受经济发展状况、人口结构、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影响，各个国家或地区对于啃老族的界定也不全然相同。本文支持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啃老是指已经成年并具有一定社会生存能力的年轻人，仍然依靠父母来养活自己的行为[1]，其主要表现为子女在经济上和日常生活照料上对父母进行依赖和索取，实质是代际支持的失衡[2]。
我国紧密的家庭结构特征和较高的家庭整体性决定了父代与子代经济上紧密联系，这种经济关联最直接的体现方式则是体现在收入和消费两方面。在父子同住家庭中，当子女无力承担自身的日常消费而对父辈进行索取和依赖时，我们就认为啃老发生，这种体现子女在日常消费层面对于父辈依赖程度的消费代际依赖程度可以看作是啃老的量化反映，其数值大小反映啃老的程度，变动趋势反映啃老程度的变化趋势。
一、啃老的成因与危害
啃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就已出现啃老族。当时大量的城市上山下乡青年返回城市，却又无法第一时间解决就业问题，从而只能待业在家依靠啃老度日[2]。针对啃老现象的研究同样长期以来为社会所广泛关注，在2006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即通过调查发现，城市青年中约有30%的人完全依赖啃老维持生计，65%的城市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啃老现象[3]。而台湾地区2009年统计数据表明，在青年人口就业量持续下降的同时，65岁以上的老年就业人口却连续5年增加，严重的啃老现象使得台湾社会“延后退休”趋势已形成[4]。
学者们普遍认为，严重的啃老现象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消极影响：其一，已经成年且具有社会生存能力的年轻人，不自食其力反而继续依赖父母养活，这将导致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并且不就业人口的增加将会导致社会上需救济的人数增加，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5]。其二，啃老会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生活负担。我国大多数中老年人的生活并不十分富裕，有的仅仅依靠有限的退休工资维持生活，还要支付孩子的生活费、零花钱，甚至房贷。因此，啃老使老年人常常处于焦虑之中，多数家庭会因此产生争吵，导致家庭不美满，危机四伏[6]。其三，严重的啃老现象威胁社会安定。一方面，啃老的年轻人长期游离于社会大环境之外，易导致心理扭曲甚至发生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严重的啃老现象势必对教育、就业和养老保障机制造成冲击，使得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加[7]。
有关啃老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从宏观、中观和个人三个层面展开探讨。宏观层面上，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就业困难，持续高涨的生活成本使得年轻人收不抵支，不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无法为遭遇困境的青年人提供及时且足够的保障等，这些因素被认为是导致“被动啃老”发生的主要原因。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独生子女家庭增加，进而导致的家庭结构加速核心化，以及教育内容的缺陷和孝文化的缺失等，则是导致“主动啃老”产生的重要原因[8～9];中观层面上，家庭中父母长辈对子女过分的溺爱和过强的责任感，以及城市父母相对稳定的收入，都是促使啃老现象形成的原因[10];个人层面上，啃老现象的形成主要源于子女缺乏自立意识和自理能力、对父母过度依赖，以及年轻人在求职和就业过程中技能和经验不足、期望过高、不肯吃苦耐劳、对工作挑三拣四等诸多原因[11～12]。
二、啃老的量化设计
（一）模型设定
以往研究多关注于啃老的现状及成因分析，对于啃老程度如何量化，又表现出怎样的趋势，却少有研究。本文创造性的通过构建一个反映子代超额日常消费对于父代收入依赖程度的模型，进而回归得到消费代际依赖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啃老程度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借鉴Becker的方法[13]，构建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CZi代表第i家庭子代的超额日常消费，指子代日常消费超过自身收入的部分，由于个人日常消费数据无法获取，故本文采用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代替子辈的日常消费支出;Y是第i家庭父辈收入，与多数代际问题的研究相同，本文父辈只考虑父亲，一般而言，父亲在家庭收入和决策上占据支配地位[14];？着i是随机扰动项;？茁是本文关注的消费代际依赖程度，指的是在同住家庭中成年子女自身无力承担的这部分日常消费支出对于父亲收入的依赖程度，它表示父亲收入每上升1%时子女超额消费增长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子女啃老程度的强弱。？茁越大，消费代际依赖程度越高，对应的啃老程度越严重，反之，？茁越小，消费代际依赖程度越低，对应的啃老程度越轻。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了CHIP数据1995年、2002年、2008年以及CFPS数据2018年四个调查年份，跨度为23年的数据，对所有家庭样本中父代和子代的信息进行分离并进行匹配。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参考韩军辉、龙志和[15]（2011）的做法，当某个家庭有多个子女时，视为对此家庭进行多次观测。其次，考虑到年龄影响个体获取收入的能力，本文将子辈样本限制为18岁以上，而父辈样本为65岁以下。最后，为进一步降低估算偏误，本文根据子女的个人收入及其日常消费进行筛选，选取子女个人收入低于其日常消费水平的样本，原因在于个人收入不足以支付其对应的日常消费的子女显然更加具备啃老的可能性。
三、我國社会啃老程度变化趋势分析
（一）啃老程度变化趋势
根据上述确定的方法和所选取的变量，本文对1995年、2002年、2008年以及2018年四个年份的城乡居民消费代际依赖程度进行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总体而言，城、乡子女日常消费的代际依赖程度都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一测度结果与目前大多数有关代际流动性的研究结果相一致。陈琳和Diana Cheung[16]（2012），徐晓红[14]（2015）等运用不同数据和方法，对体现子女收入和父辈收入相关性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测度，得到我国城乡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呈下降趋势的一致结论。而本文测度的消费代际依赖程度实际上与代际收入弹性是紧密相关的，消费代际依赖程度从日常消费层面出发，反映子女在日常消费上对于父母的依赖，其变动趋势呈现一致性并非偶然。消费代际依赖程度的下降，实质上也反映当前社会个人发展越发依靠个人特质，而对父母和家庭的依赖逐步下降。
啃老程度的减轻主要表现为“被动啃老”减少和“主动啃老”减少两方面。“被动啃老”水平的下降与我国教育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推进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致力于推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和收入分配公平，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随着社会环境越发公正，个人奋斗越来越能获得更大的回报。制度改革带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技能的提升、就业机会的增加和个人收入的保障，使得青年人更容易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中立足，走向经济独立，摆脱“被动啃老”，相应的整个社会的啃老程度自然呈现出下降趋势。致力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系列制度改革，通过减少“被动啃老”为整个社会啃老程度的下降作出贡献。“主动啃老”现象的减少则主要得益于社会秩序改善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好转，伴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和开放程度的加深，青年人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主观上更偏向于独立自主而非依赖父母和家庭。
（二）啃老程度的城乡差异
啃老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城镇相较于农村更为严重。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多数城镇家庭相较于农村家庭生活条件更好，在四个调查年份城镇子女超额日常消费均值分别为2 314元、4 666元、4 305元和4 124元，而农村子女仅为300～500元左右，差异显著。对于家庭条件更好的城镇子女而言，其超支消费的能力和欲望更高，向父母进行经济索取的主观意愿更强，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农村子女则更倾向于独立。其二，城、乡父辈对子女经济索取的接受程度不同。城乡子女父辈间的收入存在差距，在四个调查年份城镇父辈收入的均值分别为9 109元、13 390元、12 754元、14 403元，而农村父辈收入均值分别为4 226元、2 303元、3 788元和4 521元。由此可见，城镇子女父辈的收入往往较农村更高，这使得城镇子女的父辈在对于子女日常消费的经济索取上的接受度也较农村子女的父辈更高，因而导致城镇啃老程度高于农村。
（三）是否独生与啃老差异
根据家庭结构划分，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进行单独考察，对其消费代际依赖程度的测度结果如表2所示。
从变动趋势而言，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其代际消费依赖程度都呈现下降趋势，与总体变动趋势相一致。而独生子女的消费代际依赖程度相较于非独生子女而言更高，说明独生子女较非独生子女啃老程度更为严重。由于啃老问题的产生和凸显恰与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就业年龄相吻合，许多学者认为独生子女更有可能成为啃老者[17～18]，而本文恰好从实证角度印证了这一观点。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分析：首先，独生子女家庭相较于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因为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往往更容易溺爱孩子，使孩子对父母产生更大的依赖，而孩子自身独立意识和独立能力更差，在经济上更偏向于对父母和家庭进行依赖和索取;其次，独生子女家庭相较于非独生子女家庭，其家庭负担较轻，父母对子女日常生活消费上的依赖以及索取的接受度也就更高，这也是导致独生子女啃老程度更高的一个原因。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1995年、2002年、2008年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数据，构建消费代际依赖程度对我国城乡居民啃老程度进行估计，结论表明，我国社会的啃老程度逐步缓和的态势，且农村子女啃老程度较城镇子女更低。此外，非独生子女啃老程度低于独生子女。
虽然我国社会啃老程度整体有下降趋势，但仍处于不低的水平，且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啃老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必须继续采取措施进一步减少啃老发生。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从就业方面入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使青年人获得能够维系自身发展的专业技能，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交流平台，使劳动力供需双方能够更为及时和准确地获取信息，减少等待所带来的暂时性啃老。第二，重视家庭教育，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和“孝”道观念，重视对未成年人思想观念的正确引导和他们独立意识的培养。第三，鼓励生育，从研究结果看，非独生子女的啃老程度相较于独生子女而言更低，因此鼓励青年夫妇生育二胎甚至三胎，不仅能够有效减缓我国的老龄化进程，也能够使得他们的晚年生活得到更好的保障。 總之，啃老是社会现象，也是家庭问题。在我们需要做好教育、就业和收入分配公平、推进社会公平正义，降低非自愿啃老的同时，正确的家庭教育更为关键，为了自己或父母晚年的生活质量，为了家庭的和谐，家长要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和自理能力，而为人子女则需遵循“孝”道，早日独立孝顺父母，当以啃老为耻，万勿以啃老为荣。
参考文献：
[1] 郄汀洁.21世纪日本啃老族问题剖析[J].当代青年研究，2018，（3）：123-128.
[2] 伍海霞.啃老还是养老？亲子同居家庭中的代际支持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分析[J].社会科学，2015，（11）：80-90.
[3] 袁要武.从养儿防老到养儿“啃”老，老年人的悲哀：浅析“啃老族”现象[C]//中国老年学学会2006年老年学学术高峰论坛论文集，2006.
[4] 赵力行.延后退休[J].观察与思考，2009，（23）：7.
[5] 于宁.养老金水平与退休生活质量：啃老现象、影响与对策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调查[J].上海经济研究，2007，（6）：43-51.
[6] 宋健，戚晶晶.啃老：事实还是偏见：基于中国4城市青年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1，（5）：57-64.
[7] 蒋晓平.逆向代际关系：城市从业青年隐性啃老行为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2（2）：21-25.
[8] 刘娟.中国NEET族的现状、成因及对策[J].青年探索，2006，（3）.
[9] 于东阳.“傍老族”现象的经济学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5）.
[10] 陈庆滨.社会排斥视角下的“新失业群体”现象研究[J].青年研究，2006，（7）：1-9.
[11] 谭丹.我国“啃老族”现象的成因和对策分析[J].企业家天地下半月刊：理论版，2010，（3）：156-157.
[12] 王燕锋，陈国泉.城郊农村NEET族问题探析[J].中州学刊，2010，（2）：130-134.
[13] Becker G.S.，Tomes N.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9，（6）：1153-1189.
[14] 徐晓红.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变动趋势：2002—2012[J].中国工业经济，2015，（3）：5-17.
[15] 韩军辉，龙志和.基于多重计量偏误的农村代际收入流动分位回归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5）：26-35.
[16] 陈琳，Diana Cheung.中国代际流动性：基于食品消费与收入视角的研究[J].南方经济，2014，（3）：52-65.
[17] 刘世颖，张东芝.“80后”啃老的社会现象解析[J].新西部（下半月），2008，（6）：18-21.
[18] 张秋玲.我国社会的啃老现象评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2）：201-203.
Abstract：Using micro data from the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CHIP）and the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we found that the intergenerational dependence of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my country has shown a downward trend，indicating that the phenomenon of “NEET” in our society is gradually easing Trend，but the level of “NEET” in urban areas is higher than in rural areas.In addition，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NEET”and whether it is an only child.The degree of “NEET” is higher for only children than for non-only children.In order to further reduce the level of“NEET” in our society，it i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bor market，increase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promote 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attach importance to family education，and encourage childbirth.
Key words：“NEET”;consumption;intergenerational dependence
关键词：“啃老”;消费;代际依赖程度
中图分类号：F06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19-0045-04
引言
孝是中華民族传统美德的基本元素，成年子女对父母进行赡养被看作是最基本的尽孝方式。中国人也一贯有养儿防老的思想观念，希望自己年老时可以从子女处获得依靠。但啃老现象的发生，使得这种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家庭抚养方式和整个社会面临挑战。
啃老行为的主体一般被称为“啃老族”。1999年英国工党政府“受社会排斥学生辅导小组”的一份调查报告“BRIDGING THE GAP”中用“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来描述一类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便不再学习、工作或参加工作培训，安全依赖父母生活的16～18岁的年轻群体，其首字母缩写为“NEET”，这便是关于“啃老族”最早的界定。而在日本，则是将处于15～34岁之间，既不上学也不工作，同时又不从事家务的群体界定为“啃老族”。受经济发展状况、人口结构、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影响，各个国家或地区对于啃老族的界定也不全然相同。本文支持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啃老是指已经成年并具有一定社会生存能力的年轻人，仍然依靠父母来养活自己的行为[1]，其主要表现为子女在经济上和日常生活照料上对父母进行依赖和索取，实质是代际支持的失衡[2]。
我国紧密的家庭结构特征和较高的家庭整体性决定了父代与子代经济上紧密联系，这种经济关联最直接的体现方式则是体现在收入和消费两方面。在父子同住家庭中，当子女无力承担自身的日常消费而对父辈进行索取和依赖时，我们就认为啃老发生，这种体现子女在日常消费层面对于父辈依赖程度的消费代际依赖程度可以看作是啃老的量化反映，其数值大小反映啃老的程度，变动趋势反映啃老程度的变化趋势。
一、啃老的成因与危害
啃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就已出现啃老族。当时大量的城市上山下乡青年返回城市，却又无法第一时间解决就业问题，从而只能待业在家依靠啃老度日[2]。针对啃老现象的研究同样长期以来为社会所广泛关注，在2006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即通过调查发现，城市青年中约有30%的人完全依赖啃老维持生计，65%的城市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啃老现象[3]。而台湾地区2009年统计数据表明，在青年人口就业量持续下降的同时，65岁以上的老年就业人口却连续5年增加，严重的啃老现象使得台湾社会“延后退休”趋势已形成[4]。
学者们普遍认为，严重的啃老现象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消极影响：其一，已经成年且具有社会生存能力的年轻人，不自食其力反而继续依赖父母养活，这将导致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并且不就业人口的增加将会导致社会上需救济的人数增加，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5]。其二，啃老会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生活负担。我国大多数中老年人的生活并不十分富裕，有的仅仅依靠有限的退休工资维持生活，还要支付孩子的生活费、零花钱，甚至房贷。因此，啃老使老年人常常处于焦虑之中，多数家庭会因此产生争吵，导致家庭不美满，危机四伏[6]。其三，严重的啃老现象威胁社会安定。一方面，啃老的年轻人长期游离于社会大环境之外，易导致心理扭曲甚至发生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严重的啃老现象势必对教育、就业和养老保障机制造成冲击，使得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加[7]。
有关啃老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从宏观、中观和个人三个层面展开探讨。宏观层面上，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就业困难，持续高涨的生活成本使得年轻人收不抵支，不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无法为遭遇困境的青年人提供及时且足够的保障等，这些因素被认为是导致“被动啃老”发生的主要原因。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独生子女家庭增加，进而导致的家庭结构加速核心化，以及教育内容的缺陷和孝文化的缺失等，则是导致“主动啃老”产生的重要原因[8～9];中观层面上，家庭中父母长辈对子女过分的溺爱和过强的责任感，以及城市父母相对稳定的收入，都是促使啃老现象形成的原因[10];个人层面上，啃老现象的形成主要源于子女缺乏自立意识和自理能力、对父母过度依赖，以及年轻人在求职和就业过程中技能和经验不足、期望过高、不肯吃苦耐劳、对工作挑三拣四等诸多原因[11～12]。
二、啃老的量化设计
（一）模型设定
以往研究多关注于啃老的现状及成因分析，对于啃老程度如何量化，又表现出怎样的趋势，却少有研究。本文创造性的通过构建一个反映子代超额日常消费对于父代收入依赖程度的模型，进而回归得到消费代际依赖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啃老程度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借鉴Becker的方法[13]，构建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CZi代表第i家庭子代的超额日常消费，指子代日常消费超过自身收入的部分，由于个人日常消费数据无法获取，故本文采用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代替子辈的日常消费支出;Y是第i家庭父辈收入，与多数代际问题的研究相同，本文父辈只考虑父亲，一般而言，父亲在家庭收入和决策上占据支配地位[14];？着i是随机扰动项;？茁是本文关注的消费代际依赖程度，指的是在同住家庭中成年子女自身无力承担的这部分日常消费支出对于父亲收入的依赖程度，它表示父亲收入每上升1%时子女超额消费增长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子女啃老程度的强弱。？茁越大，消费代际依赖程度越高，对应的啃老程度越严重，反之，？茁越小，消费代际依赖程度越低，对应的啃老程度越轻。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了CHIP数据1995年、2002年、2008年以及CFPS数据2018年四个调查年份，跨度为23年的数据，对所有家庭样本中父代和子代的信息进行分离并进行匹配。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参考韩军辉、龙志和[15]（2011）的做法，当某个家庭有多个子女时，视为对此家庭进行多次观测。其次，考虑到年龄影响个体获取收入的能力，本文将子辈样本限制为18岁以上，而父辈样本为65岁以下。最后，为进一步降低估算偏误，本文根据子女的个人收入及其日常消费进行筛选，选取子女个人收入低于其日常消费水平的样本，原因在于个人收入不足以支付其对应的日常消费的子女显然更加具备啃老的可能性。
三、我國社会啃老程度变化趋势分析
（一）啃老程度变化趋势
根据上述确定的方法和所选取的变量，本文对1995年、2002年、2008年以及2018年四个年份的城乡居民消费代际依赖程度进行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总体而言，城、乡子女日常消费的代际依赖程度都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一测度结果与目前大多数有关代际流动性的研究结果相一致。陈琳和Diana Cheung[16]（2012），徐晓红[14]（2015）等运用不同数据和方法，对体现子女收入和父辈收入相关性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测度，得到我国城乡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呈下降趋势的一致结论。而本文测度的消费代际依赖程度实际上与代际收入弹性是紧密相关的，消费代际依赖程度从日常消费层面出发，反映子女在日常消费上对于父母的依赖，其变动趋势呈现一致性并非偶然。消费代际依赖程度的下降，实质上也反映当前社会个人发展越发依靠个人特质，而对父母和家庭的依赖逐步下降。
啃老程度的减轻主要表现为“被动啃老”减少和“主动啃老”减少两方面。“被动啃老”水平的下降与我国教育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推进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致力于推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和收入分配公平，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随着社会环境越发公正，个人奋斗越来越能获得更大的回报。制度改革带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技能的提升、就业机会的增加和个人收入的保障，使得青年人更容易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中立足，走向经济独立，摆脱“被动啃老”，相应的整个社会的啃老程度自然呈现出下降趋势。致力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系列制度改革，通过减少“被动啃老”为整个社会啃老程度的下降作出贡献。“主动啃老”现象的减少则主要得益于社会秩序改善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好转，伴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和开放程度的加深，青年人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主观上更偏向于独立自主而非依赖父母和家庭。
（二）啃老程度的城乡差异
啃老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城镇相较于农村更为严重。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多数城镇家庭相较于农村家庭生活条件更好，在四个调查年份城镇子女超额日常消费均值分别为2 314元、4 666元、4 305元和4 124元，而农村子女仅为300～500元左右，差异显著。对于家庭条件更好的城镇子女而言，其超支消费的能力和欲望更高，向父母进行经济索取的主观意愿更强，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农村子女则更倾向于独立。其二，城、乡父辈对子女经济索取的接受程度不同。城乡子女父辈间的收入存在差距，在四个调查年份城镇父辈收入的均值分别为9 109元、13 390元、12 754元、14 403元，而农村父辈收入均值分别为4 226元、2 303元、3 788元和4 521元。由此可见，城镇子女父辈的收入往往较农村更高，这使得城镇子女的父辈在对于子女日常消费的经济索取上的接受度也较农村子女的父辈更高，因而导致城镇啃老程度高于农村。
（三）是否独生与啃老差异
根据家庭结构划分，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进行单独考察，对其消费代际依赖程度的测度结果如表2所示。
从变动趋势而言，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其代际消费依赖程度都呈现下降趋势，与总体变动趋势相一致。而独生子女的消费代际依赖程度相较于非独生子女而言更高，说明独生子女较非独生子女啃老程度更为严重。由于啃老问题的产生和凸显恰与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就业年龄相吻合，许多学者认为独生子女更有可能成为啃老者[17～18]，而本文恰好从实证角度印证了这一观点。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分析：首先，独生子女家庭相较于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因为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往往更容易溺爱孩子，使孩子对父母产生更大的依赖，而孩子自身独立意识和独立能力更差，在经济上更偏向于对父母和家庭进行依赖和索取;其次，独生子女家庭相较于非独生子女家庭，其家庭负担较轻，父母对子女日常生活消费上的依赖以及索取的接受度也就更高，这也是导致独生子女啃老程度更高的一个原因。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1995年、2002年、2008年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数据，构建消费代际依赖程度对我国城乡居民啃老程度进行估计，结论表明，我国社会的啃老程度逐步缓和的态势，且农村子女啃老程度较城镇子女更低。此外，非独生子女啃老程度低于独生子女。
虽然我国社会啃老程度整体有下降趋势，但仍处于不低的水平，且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啃老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必须继续采取措施进一步减少啃老发生。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从就业方面入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使青年人获得能够维系自身发展的专业技能，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交流平台，使劳动力供需双方能够更为及时和准确地获取信息，减少等待所带来的暂时性啃老。第二，重视家庭教育，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和“孝”道观念，重视对未成年人思想观念的正确引导和他们独立意识的培养。第三，鼓励生育，从研究结果看，非独生子女的啃老程度相较于独生子女而言更低，因此鼓励青年夫妇生育二胎甚至三胎，不仅能够有效减缓我国的老龄化进程，也能够使得他们的晚年生活得到更好的保障。 總之，啃老是社会现象，也是家庭问题。在我们需要做好教育、就业和收入分配公平、推进社会公平正义，降低非自愿啃老的同时，正确的家庭教育更为关键，为了自己或父母晚年的生活质量，为了家庭的和谐，家长要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和自理能力，而为人子女则需遵循“孝”道，早日独立孝顺父母，当以啃老为耻，万勿以啃老为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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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宋健，戚晶晶.啃老：事实还是偏见：基于中国4城市青年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1，（5）：5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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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micro data from the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CHIP）and the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we found that the intergenerational dependence of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my country has shown a downward trend，indicating that the phenomenon of “NEET” in our society is gradually easing Trend，but the level of “NEET” in urban areas is higher than in rural areas.In addition，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NEET”and whether it is an only child.The degree of “NEET” is higher for only children than for non-only children.In order to further reduce the level of“NEET” in our society，it i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bor market，increase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promote 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attach importance to family education，and encourage childbirth.
Key words：“NEET”;consumption;intergenerational depen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