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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与其海外权益/利益的构成和性质密切相关。
钟飞腾：中国提海外权益/利益，应该还是从关注人开始的。到目前为止，中国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穷国，其人均GDP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偏低的。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比较穷的国家要参与国际经济交往，能发挥的比较优势只有劳动力，而过去这么多年来中国最重要的竞争力还就是源自劳动力。从“走出去”的角度来讲，发挥劳动力优势就是进行对外劳务合作。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84年中国的海外务工人员总数还不到3万，而现在则达到了60多万。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海外权益/利益的认识也正是伴随着海外活动的实践成长起来的。例如在2000年以后到2005年前后这段时间，中国的海外劳务合作增长基本趋于停滞，这就是当时中国应对相关风险的机制不健全所导致的。也正是出于保护海外公民安全的角度，中国各涉外部门的联席协调等机制逐渐成长了起来。海外撤侨是海外公民保护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例如广为国人所知的2011年利比亚撤侨，但这并不是最早的海外撤侨事件。在2006年7月份中国就曾在黎巴嫩进行了海外撤侨活动，那几年在所罗门群岛、东帝汶也有过几次。反映在认识上，2007年3月份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要“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2016年12月29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中国和埃塞两国的列车乘务员正在为亚吉铁路通车的剪彩仪式做准备。
伴随着人输出的，是物的输出，是资本的输出。比如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2016年一年的非金融类投资超过1700亿美元，如果包括金融类的话可能为2100多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从行业上来讲，中国的对外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巨大变化。2008年前很多观察者都认为中国会重走当年日本的路线，就是投资大量的矿产。但是目前，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海外矿产占比的下降还是很快的。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行业结构中，占比第一的大类是租赁和商务;第二位就是制造业，这与2015年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总量同比增长了116%;第三位是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当年年度增长率高达240%。我认为这也是促使中国在近年来提出并强调海外权益/利益的一个动因。最近一些年，中国的海外权益/利益在国外的构成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原先的租赁商务，包括零售服务业对所在国的就业、安全没有很大的直接影响。但制造业和信息传输服务业就不是如此了，这两个领域对外投资的拓展也更容易引起国际上的争议。另外按地域分布的话，近几年中国的对外投资目的地也有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国对外投资目的国的头两名是美国和澳大利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对欧洲的中小企业进行并购。在这方面中国对外拓展的速度之快，以致理论研究都整体上落后于实际情况了。现在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改善，而这种变化也毫无疑问会带来海外权益/利益保护的新挑战，例如中国对欧洲企业的并购就引起了很多欧洲国家的警觉和反制。
急速拓展的海外投资和贸易还带来了人民币国际地位以及与之相关的汇率等一系列海外权益/利益问题。比如2016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以美元计价出现了负增长。除了中国的企业变得更慎重了之外，更重要的方面在于人民币相对美元的贬值，一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数额从2016年初的6.5升到了2016年底的6.9。如果用人民币计价，这一阶段中国的对“一带一路”的投资还是增长的。由此可以看出，汇率对海外资产估值的影响是很大的。汇率也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有着巨大的影响。自2012年以来，中国就是世界上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要保持这个地位，并发挥这种贸易地位的优势，推动货物以人民币计价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以美元计价，在汇率的影响下，很多时候中国的企业会出现亏损的情况。比如前年汇率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好多到东南亚做生意的企业，货物一离港，还在海上航行阶段就亏了，这对于维护中国的海外权益/利益肯定是不利的。
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有助于推进中国海外利益的“权益化”。中国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也因为其大量的进口，例如在金融危机以前，全世界都在热议中国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推动作用。中国海外权益/利益增多也带动了很多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这种共同的利益关系就会形成别国积极维护中国利益的动机，而国际共识正是国际法施展的基础。但金融危机之后，前一轮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周期就结束了，比如2014年夏季以来原油价格暴跌，非能源类大宗商品的价格也下跌了大概百分之二三十左右。但国际上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或者欧元计价的，如果只看贸易的量或者换成人民币计价，可能其跌幅就没有那么大。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以何种货币计价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弱势地位，使中国在这方面始终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地位。这毫无疑问不利于中国在世界上维持与各国间的互利共赢关系。
从以上几个方面出发，也更能综合和深入地理解今年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外交这一部分的内涵。例如，报告重点指出当今世界的“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潮流，例如将“一带一路”战略提升到对外开放工作的引领性位置，例如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变化与提出“加快完善海外权益保护机制和能力建设”一起构成了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整体。
于军：海外利益不仅是经济上直观的、可计量的利益，保护海外利益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保護好本国的海外利益有助于增强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个国家的公民、企业乃至文化在海外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个国家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使其国民缺乏对国家的认同。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也正面临着保持国家凝聚力的问题。做好保护海外利益工作，无疑有助于加强中国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对于国家凝聚力乃至综合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二，做好保护海外利益工作也是一个国家塑造国家形象和获得国际认同的重要途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与其海外利益的构成和性质密切相关。例如，在过去几百年间，西方列强拓展海外利益的方式就是殖民、划分势力范围乃至发动战争，造成的后果触目惊心。
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维护有三个鲜明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维护主要采取和平方式。1949年以来，中国各个阶段海外利益的拓展与维护都没有沿袭历史上西方列强的方式，这里面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时代特征，在全球化时代中，存在着大量不通过侵略扩张而从国际体系中获取发展资源的途径，而进行对外扩张的成本反而高到国家难以承受。第二是技术变革，尤其是国家安全领域的技术条件发生了重大改变。第三是国家性质。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的历史，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高度关注政治安全利益，这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决定的;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到2008年，这是中国海外利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中国海外利益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其次是资源领域和安全领域;第三个阶段从2009年至今，这一时期中国的海外利益除了量的显著增长外，还有质上的巨大的转变。中国的海外利益从既往的政治、安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化到国际制度、文化等领域。
中国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的第二个特点是追求包容性发展。中国追求自身海外利益的同时，也给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利益。换句话说，中国的发展也承载着别国的海外利益，中国鼓励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发展得越好，其他国家从中获得的海外利益越大。中国的发展理念不是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试图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的第三个特点是中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一贯致力于对国际社会作出积极贡献。当今，世界各地“黑天鹅事件”频发，中国在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更加凸显。今天的世界面临着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等一系列挑戰，似乎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但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是这些不确定性当中最大的确定性。当今的中国已经是众多国际多边、双边机制的积极参与者乃至主导者，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推动全球化。中国对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判断没有变，并矢志不移地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向前发展。同时中国还认为，整个亚太地区稳定、繁荣的大趋势没有变，所以中国依旧致力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像中国这么大体量的国际行为体能够保持稳定，就是中国给国际社会提供的最大 “公共产品”。
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维护如果能保持其和平、包容和贡献的特点，将会极大的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认同，并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
钟飞腾：中国提海外权益/利益，应该还是从关注人开始的。到目前为止，中国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穷国，其人均GDP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偏低的。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比较穷的国家要参与国际经济交往，能发挥的比较优势只有劳动力，而过去这么多年来中国最重要的竞争力还就是源自劳动力。从“走出去”的角度来讲，发挥劳动力优势就是进行对外劳务合作。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84年中国的海外务工人员总数还不到3万，而现在则达到了60多万。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海外权益/利益的认识也正是伴随着海外活动的实践成长起来的。例如在2000年以后到2005年前后这段时间，中国的海外劳务合作增长基本趋于停滞，这就是当时中国应对相关风险的机制不健全所导致的。也正是出于保护海外公民安全的角度，中国各涉外部门的联席协调等机制逐渐成长了起来。海外撤侨是海外公民保护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例如广为国人所知的2011年利比亚撤侨，但这并不是最早的海外撤侨事件。在2006年7月份中国就曾在黎巴嫩进行了海外撤侨活动，那几年在所罗门群岛、东帝汶也有过几次。反映在认识上，2007年3月份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要“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伴随着人输出的，是物的输出，是资本的输出。比如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2016年一年的非金融类投资超过1700亿美元，如果包括金融类的话可能为2100多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从行业上来讲，中国的对外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巨大变化。2008年前很多观察者都认为中国会重走当年日本的路线，就是投资大量的矿产。但是目前，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海外矿产占比的下降还是很快的。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行业结构中，占比第一的大类是租赁和商务;第二位就是制造业，这与2015年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总量同比增长了116%;第三位是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当年年度增长率高达240%。我认为这也是促使中国在近年来提出并强调海外权益/利益的一个动因。最近一些年，中国的海外权益/利益在国外的构成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原先的租赁商务，包括零售服务业对所在国的就业、安全没有很大的直接影响。但制造业和信息传输服务业就不是如此了，这两个领域对外投资的拓展也更容易引起国际上的争议。另外按地域分布的话，近几年中国的对外投资目的地也有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国对外投资目的国的头两名是美国和澳大利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对欧洲的中小企业进行并购。在这方面中国对外拓展的速度之快，以致理论研究都整体上落后于实际情况了。现在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改善，而这种变化也毫无疑问会带来海外权益/利益保护的新挑战，例如中国对欧洲企业的并购就引起了很多欧洲国家的警觉和反制。
急速拓展的海外投资和贸易还带来了人民币国际地位以及与之相关的汇率等一系列海外权益/利益问题。比如2016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以美元计价出现了负增长。除了中国的企业变得更慎重了之外，更重要的方面在于人民币相对美元的贬值，一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数额从2016年初的6.5升到了2016年底的6.9。如果用人民币计价，这一阶段中国的对“一带一路”的投资还是增长的。由此可以看出，汇率对海外资产估值的影响是很大的。汇率也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有着巨大的影响。自2012年以来，中国就是世界上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要保持这个地位，并发挥这种贸易地位的优势，推动货物以人民币计价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以美元计价，在汇率的影响下，很多时候中国的企业会出现亏损的情况。比如前年汇率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好多到东南亚做生意的企业，货物一离港，还在海上航行阶段就亏了，这对于维护中国的海外权益/利益肯定是不利的。
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有助于推进中国海外利益的“权益化”。中国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也因为其大量的进口，例如在金融危机以前，全世界都在热议中国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推动作用。中国海外权益/利益增多也带动了很多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这种共同的利益关系就会形成别国积极维护中国利益的动机，而国际共识正是国际法施展的基础。但金融危机之后，前一轮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周期就结束了，比如2014年夏季以来原油价格暴跌，非能源类大宗商品的价格也下跌了大概百分之二三十左右。但国际上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或者欧元计价的，如果只看贸易的量或者换成人民币计价，可能其跌幅就没有那么大。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以何种货币计价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弱势地位，使中国在这方面始终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地位。这毫无疑问不利于中国在世界上维持与各国间的互利共赢关系。
从以上几个方面出发，也更能综合和深入地理解今年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外交这一部分的内涵。例如，报告重点指出当今世界的“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潮流，例如将“一带一路”战略提升到对外开放工作的引领性位置，例如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变化与提出“加快完善海外权益保护机制和能力建设”一起构成了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整体。
于军：海外利益不仅是经济上直观的、可计量的利益，保护海外利益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保護好本国的海外利益有助于增强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个国家的公民、企业乃至文化在海外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个国家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使其国民缺乏对国家的认同。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也正面临着保持国家凝聚力的问题。做好保护海外利益工作，无疑有助于加强中国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对于国家凝聚力乃至综合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二，做好保护海外利益工作也是一个国家塑造国家形象和获得国际认同的重要途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与其海外利益的构成和性质密切相关。例如，在过去几百年间，西方列强拓展海外利益的方式就是殖民、划分势力范围乃至发动战争，造成的后果触目惊心。
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维护有三个鲜明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维护主要采取和平方式。1949年以来，中国各个阶段海外利益的拓展与维护都没有沿袭历史上西方列强的方式，这里面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时代特征，在全球化时代中，存在着大量不通过侵略扩张而从国际体系中获取发展资源的途径，而进行对外扩张的成本反而高到国家难以承受。第二是技术变革，尤其是国家安全领域的技术条件发生了重大改变。第三是国家性质。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的历史，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高度关注政治安全利益，这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决定的;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到2008年，这是中国海外利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中国海外利益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其次是资源领域和安全领域;第三个阶段从2009年至今，这一时期中国的海外利益除了量的显著增长外，还有质上的巨大的转变。中国的海外利益从既往的政治、安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化到国际制度、文化等领域。
中国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的第二个特点是追求包容性发展。中国追求自身海外利益的同时，也给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利益。换句话说，中国的发展也承载着别国的海外利益，中国鼓励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发展得越好，其他国家从中获得的海外利益越大。中国的发展理念不是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试图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的第三个特点是中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一贯致力于对国际社会作出积极贡献。当今，世界各地“黑天鹅事件”频发，中国在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更加凸显。今天的世界面临着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等一系列挑戰，似乎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但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是这些不确定性当中最大的确定性。当今的中国已经是众多国际多边、双边机制的积极参与者乃至主导者，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推动全球化。中国对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判断没有变，并矢志不移地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向前发展。同时中国还认为，整个亚太地区稳定、繁荣的大趋势没有变，所以中国依旧致力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像中国这么大体量的国际行为体能够保持稳定，就是中国给国际社会提供的最大 “公共产品”。
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维护如果能保持其和平、包容和贡献的特点，将会极大的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认同，并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