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穴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７日?雪我参加《李元庆纪念文集》首发式，感到很荣幸，也非常高兴。前天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通知来参加这个会，我就与老伴冯文慈一起回忆了我们所了解的关于元庆同志的一些事迹与贡献，以及“文革”后期，我们请音乐研究所的张家仙同志带我俩到元庆同志家里看望他的情景。那个时候他由于在“文革”中遭到残酷的打击，已重病在身，非常瘦弱，但精神尚好。我俩那时借调在文化部音舞室音乐组?穴即音乐研究所?雪组织的《中国音乐史》编写组工作。元庆同志很关心这个组的同志和工作?熏但他那时还是个受审查“靠边站”的人物，在那政治高压的年代里，他有话难说，真令人痛心。
　　我现在仅谈一点元庆同志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方面的业绩和贡献。
　　元庆同志早在１９３２年１８岁时就在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下?熏发起组织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熏开展革命音乐活动。我曾听老一辈钢琴家老志诚先生亲口说过，他认识聂耳?熏就是经过元庆同志介绍，曾和聂耳、李元庆一同在清华大学参加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的活动。聂耳用小提琴演奏《国际歌》，老志诚用钢琴即兴伴奏，李元庆在抗日救亡话剧中担任角色，并演奏大提琴。那时他用的是原名李健。老志诚事后知道这次爱国抗日募捐活动，就是北平左冀音乐家联盟、戏剧家联盟和清华大学东北同学会冒着风险组织的（见聂耳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８日日记和《老志诚传》）。元庆同志年轻时的音乐活动与国家和民族危机的命运紧紧相连，为他一生无私奉献革命的民族音乐文化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元庆同志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发展历史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而且充满了感情。他敏锐地认识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及特殊规律，对新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建设至关重要。因此在５０年代初，他一开始主持和筹建音乐研究所时，就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建设作为全所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并先后策划、指导建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陈列室、聂耳纪念陈列室、星海纪念陈列室等。通过搭建陈列室这个学术平台，积累了丰富的珍贵史料，促进了学术发展，扩大了国内外的影响，为年轻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建设和研究创立了一个重要的基地。
　　元庆同志还十分重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的研究与介绍。１９５７年他率先发表了纪念民族音乐家刘天华逝世２５周年的学术论文，全面而比较深刻地评价了刘天华的艺术成就与历史贡献，将刘天华定位为“我国五四时代杰出的音乐家”（见《人民音乐》１９５７年第１２期）。在那极左思潮风行的年代里，他这种可贵的史识、胆量与学术眼光怎不令人敬佩呢？当时，专题研究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一个迫切需要而又非常薄弱的环节，他的论文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他为我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组织领导过一项奠基性的学术大工程。１９５８年冬至１９６０年春，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音乐研究所组织集体编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并要求在短时内完成。编写任务由音乐研究所李佺民、黄翔鹏等十几位研究人员承担，还借调了各地高校的教师十余人，汪毓和老师和冯文慈也都参加了。元庆同志是音研所副所长，与中国音协主席吕骥一起领导整个工作，而具体的组织工作还是李元庆负责。他挑起了这么一个庞大而繁难的组织、领导工作，这是前所未有的，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举个例子来说，１９５９年３月７日，元庆同志主持召开编写组全体成员讨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写作提纲，会上他曾经作了重要的讲话。现据冯文慈保留下的这个“写作提纲”油印本，上面有冯文慈简略记下的元庆同志对全部提纲的意见：１．全书应具有一盘棋的精神，各编要注意互相协调。２．全面的音乐文化观点。如五四时期爱情歌曲，传统音乐方面如梅兰芳优秀剧目《抗金兵》，民间说唱艺人的成就都不应忽视。３．音乐方面的特殊规律和经验应总结。４．对作曲家要全面分析，不要偏颇。如对黄自、黎锦晖。５．阶级观点与政策观点不要分开，如对人的评论。
　　李元庆作为领导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他是认真地、细致地审阅和思考了全部提纲，体现了他对编史的目的、指导思想、写作原则和方法的重要的史学观点。他是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比如，他提出了对黄自、黎锦晖要全面分析，当时（１９５８年）音乐界正在错误地批钱仁康先生对黄自的评论，还有对黎锦晖无休止的批判，而他大胆地提出要全面地分析一个作曲家。冯文慈切身感受到他是在要求史组成员克服大跃进时期流行的那种片面、浮夸、不实事求是的作风。所以说，李元庆同志的确是一个求真务实、品德高尚，在学术上敢于纠正偏向的好领导。
　　李元庆还特别强调音乐史料建设的重要性。例如，他要求每编的《纲要》都要编辑出相应的副产品——参考资料集。当时音研所的其他领导同志，以及资料室、音档室等，都全力以赴进行配合，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何芸、文彦、孔德墉、范慧琴、李文如以及孙幼兰等老同志，都是参与者及历史见证人。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完成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一至五编，未定稿）及参考资料集１５种。以后又经李元庆和黄翔鹏统修，于１９６１编写成《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讲稿》（供审稿），油印成册，内部发行。虽然这一批学术成果，由于历史的原因，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性，但从整体来看，至今仍具有可贵的学术和历史价值。它是对延安时期鲁艺音乐系吕骥同志主讲并编写的《新音乐运动史》（油印本）的重要发展，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建设做了奠基性的工作。现在不少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业人员和学生，还常要寻找和使用这些音乐历史文献和参考资料。
　　通过元庆等同志领导的集体编写音乐史工作，还培养了高校的师资队伍。当时各地来的教师，如广州的崔其焜、武汉的周畅、东北的周柱栓、北京的冯文慈等，在回到原单位后，即开设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课程，他们编写的讲义和一些专题研究，虽大多没有公开出版，但都在学校内部印行与使用，使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全国不少高等院校出现了新局面。
　　总的来看，我认为，元庆同志是开创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是开拓者、奠基者之一，其功绩应载入史册。
　　
　　（压题图片为：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７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成立典礼合影，前排左起第６人为李元庆）
　　俞玉姿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特约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