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罗振玉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农学会,是我国近代最早的民间性质的农业学术研究团体,它在推动我国农业科学技术近代化方面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上海农学会是在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农业生产衰微的社会背景下,在实业救国人士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兴农舆论推动下成立的。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各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从农业经济方面来看,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市场开拓和原料掠夺,加之国内近代工业的发展以及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手工业生产自身的局限性,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进一步加剧,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伴随着国内人口的增加,天灾人祸之频仍以及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农业生产日趋衰败,致使民生日蹙。在此种情况下,以田赋为财政收入主源的清政府遂陷入了国用匮绌的窘境,“言常用则岁出岁入不相抵,言通商则输出输入不相抵,言洋债则竭内外之力,而更无以相抵”。为摆脱困境,清政府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譬如扶植地主经济、奉行“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奖励垦荒等。但这些措施均以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为目的,严重地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故收效甚微,农业经济发展非常缓慢,其主要表现为:首先,农业技术落后。全国广大农村所用农具,皆袭历代旧物,譬如用于翻耕土地的犁、锄、镢头等尚比较原始,很难达到深耕的技术要求。所用肥料也仍然是旧日的农家肥、粪肥等。当时虽然也有了少数改良农具出现,如播种的耧车、脱谷的踏砻等,但影响不大。各地农村所用的农作物品种,基本上是千百年来的传统承袭。在南方主要是稻谷、小麦、油菜、豆类、茶叶等;在北方主要是大麦、小麦、谷子、高粱、黍子、棉麻、菜蔬等。“是处播植如所见小麦、油菜、蚕豆各种子,并不选择坚好肥硕之品,甚至杂有草种,亦不剔除。”“在选种育种方面不甚讲求,更谈不上推广优良品种。”其次,农作物产量低下。据史料记载,富庶的江浙一带最上等之田,稻谷的一年产量也只是在一至三担之间,合一百三十六至四百零八斤不等。最高产的湖南长沙亩产五担左右,合六百八十多斤。而北方各种杂粮,包括玉米、麦子、高粱等,亩产最高为0.7石,最低时仅为0.2石。再次,农民生活困苦不堪。“种种苦状,罄竹难书。一遇荒歉,田中所收,不及丰年之半;即以半收计之,每人只可得谷一石有零,其为不敷日食,已属显然易见。况番薯为杂粮大宗,本年所收,仅可勉作二分,则不能济谷之不足,又彰明较著者矣。”同时,晚清时期的各种自然灾害不仅发生频繁,而且波及地区广袤,更是造成饥民遍野,饿殍塞途的惨剧。如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华北大旱,“直接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至少也在一千万左右”。在这次大灾中,河南省受灾尤甚,“光绪初大灾后,流民不敢归耕,荒地日益增加”。所辖之怀庆府、河南府、彰德府、卫辉府、开封府等地人口死亡率均超过50%以上,最重的怀庆府竟高达70%—90%。全省共损失人口一百八十三万人左右。“卖男鬻女竟致成市。”据统计,在光绪元年至宣统三年(一八七五至一九一一)的三十六年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十二省,共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六个州县遭受水、旱、风、虫、雹、霜等自然灾害的袭扰,平均每年受灾州县达三百七十四个之多。
　　面对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与农业生产的衰微,加上西方农学新知东渐的催生及对多年来中外商战效果的感悟,许多“以天下为己任”的有识之士纷纷谋求自强富国之路。他们认识到洋务派单纯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绝不能救亡图存,必须变法维新,多方面进行改革,以发展我国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等。而“万事之源皆出于土”,“农务为富国根本”。于是,“兴农”的呼声日益高涨,组织农学会以振兴农业呈呼之欲出之势。
　　早在一八九○年,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就指出:“今天下农桑不振”,为害“亦已甚矣”,亟宜谋求改良之策,“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次年,他在《农功》一文中对西方国家先进的农政管理、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做了介绍,指出西方农业不仅得益于技术进步,而且还在于“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他甚至向清政府建议道:“我国似宜派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委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畜牧、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孙中山还指出了发展农业与发展工商业的关系:“以农为经,经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在广州倡导成立了农学会。在其十月六日的《拟创立农学会书》中,他进一步强调了仿效西方,设立农会的重要性,指出:“盍观泰西士庶,忠君爱国,好义急公,无论一技之能,皆献于朝,而公于众,以立民生富强之基。故民间讲求学问之会,无地不有,智者出其才能,愚者遵其指授,群策群力,精益求精,物产于以丰盈,国脉因之巩固。”
　　甲午战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及工商界代表人物也曾提出创立农会。如康有为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八日的“公车上书”中提出:振兴农业就要译外国农书,效法外国,在各地组织农学会。由此入手,改进农业。又如谭嗣同也竭力倡言设立农会以及商会、工会,阐明“士会于怏庠而士气扬,农会于疆而农业昌,工会于场而工事良,商会于四方而商利孔长。各以其学而学,即互以其会而会。人人可以自致,处处可以见功,夫何惮而久不为也?”一八九六年,以创办实业而闻名的张謇也在《农会议》中提出了创建农会的具体建议。
　　正是在实业救国人士和资产阶级维新派设立农会的舆论推动下,一八九六年夏,罗振玉、徐树兰、蒋黼、朱祖容等人在上海集会研究农业科学和从事农业科学实验,并在当时的维新报刊《时务报》和《知新报》上登刊征求会友的《公启》和《章程》十二款。罗等申言:“农学为富国之本,中土农学,不讲已久,近上海同志诸君,创设农学会,拟复古意,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表示要“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溶利源”,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公启》登出仅一个多月,东南各省地方人士纷纷来函表示赞成,并提出了种种实施方案。于是,就在该年夏秋之际,农学会正式成立于上海,并定名为“务农会”,(据《农学报》第十五册中《两江总督饬宝山县沈其仲大令兴建农学堂》记载,该组织最早拟订的章程中称之为“务农会”。而从一八九八年冬起,因其出版的《农学丛书》上印为“江南农学总会”五个字,故正式名称应为“江南农学总会”。但现在我们一般都称其为上海农学会。)其宗旨在于“整顿农务”。
　　一八九六年底,该会在《务农会试办章程》中对于会员资格规定为:“凡官绅士商及寓外国之中国人、寓中国之外国人皆可入会。唯妇女及方外人并品行卑下人不得入会。”“新入会之友必求其品学名望在会之友所素知者。”这里虽未明确规定农民不得入会,但当时士大夫们的团体,农民是不可能加入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农学会是一个旨在改进中国农业而又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实践的学术性组织,与后来的农会不可同日而语。
　　该组织一经宣告成立,各地人士即纷纷加入,最盛时的会员数量因历史文献未有记载,故无从统计,但相当多的会员只是挂一虚名而己。对此,罗振玉曾回忆道:“当时所谓志士者多浮华少实,顾过沪时无不署名于农社以去。”这里所说的农社,即指农学会。戊戌政变之后,顽固守旧派大肆封禁学会,一时很多学会被查禁,报刊被封闭。农学会也因此而受到重创,但后因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清廷:农学会是“联系群情,考求物产”的团体,并未“妄议时政”。“农报不干政治,有益民生,不在封闭之列,至农社虽有乱党名,然既然学会,来者自不能拒,亦不必解散”,才算幸存下来。所以上海农学会是戊戌维新失败后,少数几个维持下来的学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