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先生作为香港纯文学月刊《香港文学》总编辑，统领期刊“立足本土，兼顾海内海外；不问流派，但求作品素质”的宗旨，不断为香港文学的发展献智献力。作为知名作家，他三十余年来笔耕不辍，已经出版小说集、散文集以及散文诗集二十余部，是香港较早从事散文诗创作的先驱作家，以简洁优美，凝练、精巧的风格，为读者所喜爱；他还曾多次担任各项文学奖、征文奖等的小说、散文评审委员，2001年12月和2006年11月，两次作为香港特邀嘉宾应邀赴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陶然，本名涂乃贤，祖籍广东蕉岭，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万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73年从北京移居香港，1974年，开始创作小说及散文。现为《香港文学》总编辑、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及其辖下之《中国旅游》画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苏州大学客座教授、广东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
　　
　　勤笔耕，等身著作具别格
　　
　　1974年，刚刚从内地来到香港的他，满怀期待将完成的短篇小说《冬夜》和散文《雪》投了出去，此后，他经历了一段焦急的等待。然而，令他喜出望外的是，首次投稿的作品竟然刊登了出来，这让他兴奋不已。自此以后，他的才思涌动不已，笔墨从未停辍过，迄今为止，作为非职业作家，全凭爱好写作的他，已经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集、散文诗集逾三十部，成果斐然。
　　他便是《香港文学》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陶然先生。如今，昔日的文学青年，已经成为了著作等身的业界名家。众所周知，香港一度被人视作“文化沙漠”，一个商业至上的社会，陶然先生的文学之路，艺术之路，颇显得难能可贵。
　　陶然先生的小说和散文诗，无疑是其众多作品中最为耀眼、最值得咀嚼的两株奇葩。有论者称，其小说主要由移民世界、商战世界和情爱世界三种主题风景构成。事实上，这三者，在其小说中是密不可分的，并以互文、互补的关系共同构筑其小说基石，凸显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身为南迁香港的作家，陶然先生有着侨居海外的青葱岁月，也有回到祖国求学、工作的激情时光，而在“商业之都”香港，更是目击商业经济、商业文化下人们在其中的沉浮和人生百态，进而用他敏锐的眼光，捕捉到笼罩在金钱世界三教九流的生态、心态，展示作家的人文关怀和对生存、命运的思考。更主要的是，在他的移民小说中，他更多地加入自身的观察，比纯粹的香港作家有更深刻的体验。
　　而在散文、散文诗的创作中，陶然先生一样匠心独运，别具风格，亦是佳作不断。学者王光明将他的散文诗称之为“感觉与心灵的风景”，还有人誉之为“挽留和再现梦影”的能手。其中，散文诗集《生命流程》，被出版这套丛书编委会评论为“简洁、优美，以‘短’着称，以‘精’膺誉”。
　　在他如诗如画的笔下，有《香港时间》、《京城五月天》、《深秋上海》、《旱季赤道》、《狮城短笛》等，写举目所见，聚瞬间感悟，重念旧情怀，即使在欢娱的时刻，仍葆有淡淡的忧鬰。他总是善于抓住片刻的感动和瞬间流动的感觉定影，在含蓄蕴藉、婉约轻柔的浅唱低吟中，给人予如诗如梦的幻美与惆怅。
　　纵观陶然先生的作品，贯穿其中的似乎是其个性的矛盾，热情而含蓄，波涛汹涌又不事张扬，像一座闷着熔熔岩浆的火山。仔细品读其作品，情感丰富奔放而细腻内敛，文笔优美诗意盎然。诸如《赤裸接触》、《走出迷墙》和《一笔勾销》三本一套的“陶然新概念小说”，尤其体现了他在小说世界探索的新成果。著名文学评论家、山东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称其具有“新颖别致的想象，复杂多元的艺术手法，历史与现实的嫁接，现代艺术与古典情怀的融合”，使其“好看耐读，别具一格，且自呈魅力”。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曹惠民教授主编的《阅读陶然———陶然创作研究论集》，亦可证明评论界对他作品的重视和肯定。
　　
　　南北走，笔行香江自陶然
　　
　　不可否认，陶然先生作品的内涵和风格，以及成功，与他自身复杂的经历密不可分，这些经历，无疑是其创作的素材和源泉之一。陶然，本名涂乃贤，祖籍是广东蕉岭，客家人。当年，办过小学的祖父母移民印度尼西亚，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十几岁的他和哥哥姐姐后被父母送回祖国大陆求学，中学毕业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自知华侨身份没有资格折腾，一动不如一静，他明智地当了“逍遥派”，用大把时间啃读中外文学名著。鲁迅的作品，梅里美的《卡门》，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小说，都是他的最爱。
　　1973年，他离开北京取道香港准备回印度尼西亚与家人团聚，却遭遇了不接受中国移民回流的禁令，便在香港滞留下来。来港最初的那段日子，是孤独而又艰难的。他在这个全然陌生的社会里，语言不通，文凭又不被承认，找份工作都很艰难。为了谋生，他补习了两年的英文，一边读书，一边写作。像许多那个年代由大陆迁居香港的新移民一样，他也经历过失落和困苦，大陆学历不被承认，在灯火璀璨的“东方之珠”，看不到光明。还算幸运，中文系出身的他，刚到香港一时找不到工作，便去一家英语专科学校读英语，不久进了《体育周报》当记者，再挤时间圆文学梦，拼命写作。处女作名曰《冬夜》，正暗合了他初到香港时的心境。而这条文学之路，是一条不归路，再难回头。他在香港的第一份工，是做《体育周报》的执行编辑。因为是周报，并不那么忙，反而给了他充足的创作的时间。
　　当年他为香港《中报》、《快报》撰写专栏的时候，临时用过“余澜”等不少笔名。“陶然”之名得自意外，竟然拜一位服务生所赐。那是他刚到香港不久的一次酒宴上，接待人员询问他的名字，以便登记。他用“普通话式”的粤语自报家门“涂乃贤”。不想这三个字听在服务员标准粤语的耳中，落笔竟写成了“陶乃然”。友人在一旁提醒：你不是需要个笔名吗？他也觉得确实不错，“陶然”比“涂乃贤”写起来好看，读起来好听，再说自己来自北京，北京有个著名的公园叫“陶然亭”，用“陶然”当笔名，也算对青春年华的一份怀念吧。关于这个笔名，他曾对一位法国访者说：“‘陶然’二字本身含有陶然快乐的意思，我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但我希望自己是。”从此，他以“陶然”之名纵横香江文坛三十几年。
　　
　　甘“做嫁”，为文学繁荣献力
　　
　　在香港这个繁华之都，仅靠写作维持生计，几乎不可能。因而，一直以来，陶然先生在辛勤笔耕的同时，还担任杂志期刊编辑工作，他在香港《中国旅游》杂志任职多年，2000年开始担任《香港文学》总编辑。近20年的摸爬滚打，让他在办刊原则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主张。《香港文学》刊载的作品，有香港本地的，有中国内地的，有台湾的，有海外华文作家的。他说，要办好这份刊物，就不可能迁就一些社会风气，要有所坚持，有所放弃。他希望把这本刊物办成世界性的华文文学杂志，成为全世界华文文学的平台，以及沟通世界华文作家的桥梁。
　　众所周知，编辑工作是一项“为人作嫁衣”，“俯首孺子牛”的工作，为了一部作品的出版，往往耗费心血，却湮没无名，作品失败了，编辑难辞其咎，成功了，荣光全部属于作者。尤其，是作为《香港文学》总编辑，陶然先生更是责任和任务重大，既要约稿、审稿，每篇稿子都需要他亲自把关、签发，还要定期进题材策划。他说：“由于投稿比较便捷，直接通过电邮就可以，因此投稿越来越多，质量却越来越不理想，为了能够保证质量，我们都会不时推出名家栏目。”故而，他以作家之身份，编辑之人脉，经常邀请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作家投稿，为《香港文学》增添无限光彩。
　　也有些时候，为了增加杂志的分量，他会定期地组织推出专题，提前很久就开始构思，然后约稿，组成专题，形成力量。他说：“编辑已有了十年，效果比较好，但是很辛苦，想法必须很早就有，提前构思安排，不然，临时抱佛脚很难形成系统，起码半年前开始着手，一般一年多，这样同时，作者也有充足的时间来创作。”
　　不停地创作，陶然先生参与到了香港文学中，而作为香港历史上最为悠久纯文学月刊的总编，他又服务于香港文学，对香港文学的特点和现状，他时刻思考着，关注着。他认为，从1927年香港新文学的兴起，到南来文人的“北望中原”心态和本地化进程中的战时香港文学，虽然本地也有作品但还不够成熟。到上世纪四十年代虽然存在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是从五十年代开始香港文学的本身特色才逐渐显露出来，与中原文化的区别越来越多。虽然现在对于香港文学还没有严格定论，但香港文学的发展应该是宽泛的，因为香港有着开放、流动、包容的文学环境。
　　担任总编辑工作，虽然辛苦，但陶然先生总是甘之如饴，乐此不疲。他常言，有很多计划还没有实现，很多写作构思也未能付诸实践，未来，还有许多事情要去规划，实践。平时里，陶然先生喜欢看电影，或许电影画面的切换变化，就像他的散文诗一样，不同的意境下，总会有不同的情感寄托。生活中，他待人诚恳，彬彬有礼，做事低调，古道热肠，也只有这样一位仁厚的作家，笔下才能寄寓于那么多的人文关怀。
　　在喧嚣的城市，于午后的黄昏，品一品陶然先生如梦如诗的生命流程，人生百态，世事沧桑，不失为一种惬意的享受，自可获得心灵片刻的宁静。无需多言，且让吾辈“共君一醉一陶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