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县，公交车是主要的公共出行工具，基本能通到各村屯。各条公交线路，短的十多公里，长的50多公里，覆盖了90%的村屯。村民想外出，或赶集或走亲戚，就到路边等着，招手即停。
　　从3月下旬开始，我跟着各路复工的公交车走走停停，和司机乘客聊聊他们的故事。
　　我先认识的是219路的张师傅。他是作登瑶族乡大板村人，却驾驶着一条由县城开往江城镇的线路。为什么不驾驶自己村庄的公交线路呢？张师傅说，不太好，作登线都是乡里乡亲的，不好收费。张师傅每天早上6点准时上班，下午6点收班。他所走的江城线，有公交车14辆，每辆车每天往返三趟。
　　3月25日，原计划第二天坐公交车去义圩镇，晚上微信群突然传来消息，说有一个从香港回来的人发烧了，坐过这趟车的全被拉去检查。我每天都跟着这些公交车来来回回，有些后怕，还好后来证实并不是新冠肺炎。
　　疫情也让我意识到，我们对医学的认识还是比较有限的。锰矿厂的工人郭师傅一上车就非常“吸睛”，他戴的是防毒口罩。开采锰矿会产生大量粉尘，特别是在洗矿的时候，于是厂里发放了防毒防粉尘的口罩。郭师傅说，既然这个口罩能防住矿里那么恶劣的环境，也应该能防住新冠病毒。
　　在印茶镇，原本外出打工的青年阿武因疫情没能按时返工。车来了，他还稳稳地坐在候车席上。等大家都挤上了车，他才站起來，最后一个上车。
　　阿武是僚坤村人，之前在广东中山打工，回家过年。后来封村封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返城方式，也担心务工地区风险更高。他对复工并不着急，和坐公交车一样。“虽然复工了，但工厂的订单量比较少，没有什么工作可做。虽然在老家挣不到钱，但生活成本也低，慢慢来吧。”
　　像阿武一样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在田东县非常多。比较贫困的村庄，一半的青壮年都会外出打工，而在作登瑶族乡梅林村这样的深度贫困村，五十多岁的中老年人也会出去搏一搏。
　　田东县各乡镇最热闹的日子就是“圩日”（赶集日）。2月初，“圩日”因疫情暂停，公交车也停了，后来才慢慢恢复。公交车上许多人都是奔着赶圩来的，三天一个圩。卖猪肉的，卖活鸡活鸭的，基本都是“圩日”才会出现，村民也赶着这个日子购置物件。
　　3月22日是江城镇的“圩日”，一位老大爷买了小鸡幼崽，准备回家再养三个月就可以卖了。上一趟车他已经挤上去了，但因为人太多，鸡笼又大，占用太多空间，司机叫他等下一趟，他只好搬下来，老老实实继续等。本想和他多聊聊，但他说的是南部壮语，我听不太懂，实在可惜。
　　在义圩镇，我遇见一个收集鸡鸭毛的阿婆。宰鸡杀鸭这事，在城市已经专业化，鸡鸭毛都由市场摊贩统一处理。但在乡村，家家户户杀鸡杀鸭，大多自己动手，鸡毛鸭毛也得以保存下来。阿婆已经77岁，平日里走村串户收购鸡鸭毛，晒干后再卖给乡镇老板。收购鸡鸭毛是小本生意，一只鸡的羽毛，收购价是一块钱。“哎呀，没办法，不能不做，也不习惯不做。”
　　这样的老人在田东不在少数。子女外出务工没法照顾，老人就做这些贴补家用。他们勤劳惯了，闲下来并不适应。
　　伴随着“圩日”开放到来的，还有春耕播种。凡是有田地的，都要赶着农时播种。住在印茶镇的妈进坐车到县城买种子。在我们农村，一些妇女在结婚后不再喊自己名字，“妈进”，其实就是阿进的妈妈。之前她已经来过镇上一次，但是觉得不太够，又来补充采购。当地政府会提供补贴鼓励种粮食，但有的农民不太愿意，因为成本太高，收购价格又太低。种的粮食基本上就是自家一年的口粮，如果亩数多，才会卖掉一些。
　　那拔镇六柳村的黄忠，跑到县城购买果苗。他戴着口罩，一路上小心扶着，生怕果苗受伤。手机响了，他掏出来贴到耳边，“喂喂”地叫，但铃声响个不停，原来他忘记按下接听键了。对于乡村的人来说，现代科技还没有完全走入生活。
　　4月21日，一对来自作登瑶族乡坡圩村的龙凤胎跟着爷爷奶奶到县城玩，再过三天就是他们的生日，今天要在县城里订个蛋糕。父母都在广东打工，孩子平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村里的小卖部只提供基本的生活用品，想要订个蛋糕，就必须早早地赶公交车去镇上或者县城。
　　3月28日，我在公交车站遇到印茶镇的麻老板，她和女儿一起到县城购买鸡苗。女儿已经大二了，学的是教育专业，学校因为疫情暂缓开学。我问女孩，以后想去哪里发展呀？她说，才大二呢，以后再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