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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不是将民主思想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却是在中国倡导民主制度名声很高的思想家。他给民主和科学取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昵称，曾在“五四”期间名噪一时，但他也遭到北洋政府的迫害、专制皇权遗老遗少的咒骂。他一生勇敢地捍卫民主政治，用民主这个标准衡量政党和社会制度的优劣，却长期被党史研究者忽视。
【民主导致阶级专政的消解】
“五四”时期，陈独秀批判中国传统的君臣秩序，同儒家的民本思想也格格不入。他认为，儒家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等观念“皆一文不值”。他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把封建士大夫创造的尊民爱民的美好思想，视为统治者以我为中心的体现。“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而与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换汤不换药耳”。[《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正是这一理念，使陈独秀钟爱民主自由，倾其一生为捍卫人权而奋斗。法国大革命精神和马克思等人的自由思想对他的影响深远，他认为，19世纪初，社会主义兴盛于法兰西，“其后数十年，得意志之À¬萨尔（Lassalle）及马克斯（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同上)
1919年12月陈独秀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强调，建立劳动阶级的专政，是为了实现民主。他说：“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实现这些生活必需品，必须“人民自身同时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同上）他在《答柯庆施》一文中，针对俄国工人阶级政权的建立，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行了修正，指出：“现在有许多人拿‘德谟克À¬西’(指民主——编者注)和‘自由’等口头禅来反对无产的劳动阶级专政，我要问问他们的是：（一）¾¬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À¬西’？（二）¾¬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为什么不合乎‘德谟克À¬西’？那班得不着自由底财产家，为什么不去劳动？到了没有了不劳动的财产家，社会上都是无产的劳动者，还有什么专政不专政？”［《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陈独秀认为，只有建立劳工当政的国家，人民才能实现各种自由权利，而一旦劳工阶级取得政权，全社会都是劳动者，就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了。陈独秀这个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符合民主制度发展逻¼¬的。
【倡导党内讨论自由、行动统一】
1927年7月国共合作破裂，陈独秀离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处于被抛弃的境遇。闲暇之余，他对苏俄革命和恩格斯、列宁关于党内民主的思想进行了研究，对党内需要平等的意见讨论深有所感。1929年7月，他先后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拥护苏联”，“发动群众游行”支持苏联的做法，受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严厉斥责。8月5日他给中共中央常委会再次写信，引用列宁的话强调党在报刊上开展公开讨论的重大意义。信中说：“德谟克À¬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Ô¬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
他在信中引用列宁的话，对党报批评和党内批评自由作了分析，他的观点在70多年后苏联解体不久，中国理论界才有人提出来。他写道：“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的德谟克À¬西也根本取消，并不是什么‘相当缩小’¡¬¡¬同志们对于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见一概不许开口，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传达机关’¡¬¡¬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辩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¾¬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
陈独秀告诫：“如果你们老是固执你们的偏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漠克À¬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简单的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陈独秀的上述观点，批判了党内、包括在党的报刊上以权压制不同意见的观点，是非常深刻、正确的。
1929年底，陈独秀等人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援引列宁的话写道：“我们曾¾¬屡次确定对于工人政党的队伍中纪律之重要与见解。行动统一，讨论和批评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一个纪律，才配称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他认为当时的中共中央不允许他的批评，对他实行铁的纪律，是违背列宁关于党内批评自由的Ô¬则的。
【对苏联集权体制的批判】
陈独秀对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的失败负有重要责任，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应负主要责任，加上他因中东路问题公开批评中央推行“盲动路线”，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这样危难的环境中，1936年3月，他在狱中以“孔甲”为笔名，在《火花》杂志上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一文，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并非抛弃民主主义，而应扩大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是民主主义的真正代表。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现在应予以矫正。
出狱后，他阅读了中国托派译介的几本揭露苏联“大清洗”内幕的书籍，不断反思苏联的社会制度，渐渐形成他晚年的民主观。自 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陈独秀除了写些文章宣传抗战，还发表了4篇文章和写给朋友的6封信，猛烈抨击苏联对人权和言论自由的践踏，发出严厉的质问：“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焉有是理。”（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陈独秀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1940年7月在《给连根的信》中，陈独秀提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观点，被称为“最后的政治见解”。他说：“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民主之基本内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样的”（转引自王思睿：《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载《书屋》2000年第4期）
1940年9月在给朋友西流的信中，陈独秀强调，苏联的专制不能全部归罪于斯大林，而是独裁体制的逻¼¬发展，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针对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不必为民主斗争，陈独秀痛心疾首地声明：这就“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晚年陈独秀坚决主张建立人民的民主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
1938年，陈独秀被王明、康生和共产国际定为托派，并被王明、康生诬为“日本间谍”，他要求恢复党籍的愿望没有实现。1942年5月，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为民主思想奋斗的战士于四川½¬津病逝。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讲“七大”工作方针时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人受陈独秀和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民主导致阶级专政的消解】
“五四”时期，陈独秀批判中国传统的君臣秩序，同儒家的民本思想也格格不入。他认为，儒家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等观念“皆一文不值”。他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把封建士大夫创造的尊民爱民的美好思想，视为统治者以我为中心的体现。“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而与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换汤不换药耳”。[《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正是这一理念，使陈独秀钟爱民主自由，倾其一生为捍卫人权而奋斗。法国大革命精神和马克思等人的自由思想对他的影响深远，他认为，19世纪初，社会主义兴盛于法兰西，“其后数十年，得意志之À¬萨尔（Lassalle）及马克斯（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同上)
1919年12月陈独秀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强调，建立劳动阶级的专政，是为了实现民主。他说：“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实现这些生活必需品，必须“人民自身同时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同上）他在《答柯庆施》一文中，针对俄国工人阶级政权的建立，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行了修正，指出：“现在有许多人拿‘德谟克À¬西’(指民主——编者注)和‘自由’等口头禅来反对无产的劳动阶级专政，我要问问他们的是：（一）¾¬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À¬西’？（二）¾¬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为什么不合乎‘德谟克À¬西’？那班得不着自由底财产家，为什么不去劳动？到了没有了不劳动的财产家，社会上都是无产的劳动者，还有什么专政不专政？”［《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陈独秀认为，只有建立劳工当政的国家，人民才能实现各种自由权利，而一旦劳工阶级取得政权，全社会都是劳动者，就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了。陈独秀这个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符合民主制度发展逻¼¬的。
【倡导党内讨论自由、行动统一】
1927年7月国共合作破裂，陈独秀离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处于被抛弃的境遇。闲暇之余，他对苏俄革命和恩格斯、列宁关于党内民主的思想进行了研究，对党内需要平等的意见讨论深有所感。1929年7月，他先后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拥护苏联”，“发动群众游行”支持苏联的做法，受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严厉斥责。8月5日他给中共中央常委会再次写信，引用列宁的话强调党在报刊上开展公开讨论的重大意义。信中说：“德谟克À¬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Ô¬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
他在信中引用列宁的话，对党报批评和党内批评自由作了分析，他的观点在70多年后苏联解体不久，中国理论界才有人提出来。他写道：“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的德谟克À¬西也根本取消，并不是什么‘相当缩小’¡¬¡¬同志们对于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见一概不许开口，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传达机关’¡¬¡¬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辩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¾¬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
陈独秀告诫：“如果你们老是固执你们的偏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漠克À¬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简单的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陈独秀的上述观点，批判了党内、包括在党的报刊上以权压制不同意见的观点，是非常深刻、正确的。
1929年底，陈独秀等人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援引列宁的话写道：“我们曾¾¬屡次确定对于工人政党的队伍中纪律之重要与见解。行动统一，讨论和批评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一个纪律，才配称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他认为当时的中共中央不允许他的批评，对他实行铁的纪律，是违背列宁关于党内批评自由的Ô¬则的。
【对苏联集权体制的批判】
陈独秀对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的失败负有重要责任，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应负主要责任，加上他因中东路问题公开批评中央推行“盲动路线”，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这样危难的环境中，1936年3月，他在狱中以“孔甲”为笔名，在《火花》杂志上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一文，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并非抛弃民主主义，而应扩大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是民主主义的真正代表。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现在应予以矫正。
出狱后，他阅读了中国托派译介的几本揭露苏联“大清洗”内幕的书籍，不断反思苏联的社会制度，渐渐形成他晚年的民主观。自 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陈独秀除了写些文章宣传抗战，还发表了4篇文章和写给朋友的6封信，猛烈抨击苏联对人权和言论自由的践踏，发出严厉的质问：“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焉有是理。”（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陈独秀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1940年7月在《给连根的信》中，陈独秀提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观点，被称为“最后的政治见解”。他说：“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民主之基本内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样的”（转引自王思睿：《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载《书屋》2000年第4期）
1940年9月在给朋友西流的信中，陈独秀强调，苏联的专制不能全部归罪于斯大林，而是独裁体制的逻¼¬发展，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针对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不必为民主斗争，陈独秀痛心疾首地声明：这就“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晚年陈独秀坚决主张建立人民的民主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
1938年，陈独秀被王明、康生和共产国际定为托派，并被王明、康生诬为“日本间谍”，他要求恢复党籍的愿望没有实现。1942年5月，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为民主思想奋斗的战士于四川½¬津病逝。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讲“七大”工作方针时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人受陈独秀和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