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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世界上真正投入到解决“最大问题”的物质资源和人才比例,依然微小得让人讶异。比如,疟疾每年夺去超过80万人的生命,而全球从事疟疾疫苗研发的科学家竟不足100个
在微软工作的那些年里,我会定期走访世界各地的大学。我喜欢和师生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同时也向他们讲述我为什么会对计算机科技如此着迷。
今年4月,我又进行了一次大学之旅。不同的是,如今的我已经告别微软,全职在我和我夫人梅琳达于2000年创建的盖茨基金会工作。像往常一样,我与老师和学生们见面,了解他们正在开展的研究。但这一次,我还想探讨一个近来一直萦绕在脑海中的大问题:如何才能让更多聪明且精力充沛的人致力于解决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呢?
当然,这个问题的本身就会引发更多的问题。比如,谁是聪明而精力充沛的人?中国顶尖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大学生显然属于此类。然而,什么又是“最重要的问题”呢?对于这个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相信那些给贫穷国家的人们带来苦难的健康和发展问题一定榜上有名,还有一些全球性的问题,比如能源和气候变化等等。
今年年初,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度周末。大家的话题主要围绕着两个主题:一个是体育。对于一些大型运动赛事的历史和种种细节,我的朋友们简直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另一个话题是金融,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近期哪些股票涨了,哪些又跌了,而且,大家似乎都对新近的一些金融衍生工具特别感兴趣。
朋友们在体育和金融这两个领域所投注的巨大精力着实让我惊讶。同时,也引发了我的深思——我们怎样才能让人们对食品、健康、教育或能源等问题也产生同样的热情?怎样才能让世界上更多有聪明才干的人致力于这些领域呢?
令人振奋的是,有迹象表明这种资源投入发生着转变。比如,中国过去几年的科研投资大幅增加,其中控制并治疗艾滋病和肝炎等已被列入重大项目之列。此外,在全球健康领域像美国科学家保罗·法默 (Paul Farmer)这样默默耕耘的英雄们也日益受到关注。我上个月所访问的大学里,超过10%的学校都申请参与了“教学为美国”活动,该活动致力于鼓励优秀的师资到美国的一些学校去教学交流。以上种种都是积极信号。然而,总体而言,世界上真正投入到解决“最大问题”的物质资源和人才比例却依然微小得让人讶异。比如,疟疾每年夺去超过80万人的生命,而全球从事疟疾疫苗研发的科学家竟不足100个!
我从13岁起就开始对软件着迷,幸运的是,软件业现在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可能给人类带来深远影响的产业。如今,我已经把全部时间投入到盖茨基金会的慈善工作中。而现在我所发现并关注的问题,也像我在微软工作时面临的那些问题一样富有挑战性。
其中之一就是全球健康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世界在全球健康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我最喜欢引用的统计数据之一就是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该数字在最近几十年里实现了大幅下降—— 从1960年的2000万直落到如今的不足900万。跟1960年相比,今天实际上有更多的孩子出生。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看到死亡率至少是下降了一半以上。
这里存在几个因素使得我们可以把死亡率降下去。其中,最重要的是疫苗的应用——针对全球儿童展开的大规模免疫运动把数百万孩子从天花、脊髓灰质炎、麻疹和其他疾病的死亡威胁中挽救回来。但是,关于免疫我们仍存在若干重大问题尚待解决。比如,什么样的激励可以鼓励制药公司为那些买不起疫苗的人们生产新疫苗呢?另外,我们还没有找到最佳的方式为那些需要的人们提供这些疫苗。疫苗在生产出来之后到使用之前这段时间都应该低温保存,否则就会坏掉。可是,当我们需要把疫苗运送到那些根本没有电力的偏远地区时,又该如何保持冷藏链的正常运转呢?
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领域急需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投入,包括改善农业生产、帮助穷人建立储蓄机制、实现良好的治理、寻找清洁能源等等。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在这些领域工作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和重要性。或者说,即使他们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他们往往不知道该领域究竟取得了多少进展。就经验而言,人们往往在看到成功的先例之后,才会更愿意大胆投身某项事业。虽然一个研究疟疾的科学家赚到的钱,可能永远都比不上一个专攻新一代秃顶治疗的研究员,但是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其他途径来认可他们对世界的贡献。
我相信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有聪明才干的人投身于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新一代治疗秃顶的药物推迟数年面世。但是,如果我们能因此而争取到时间和资源,从而研发出若干挽救生命的疫苗,那么这也该算是个相当公平的交易了。★
(作者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联席主席)
在微软工作的那些年里,我会定期走访世界各地的大学。我喜欢和师生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同时也向他们讲述我为什么会对计算机科技如此着迷。
今年4月,我又进行了一次大学之旅。不同的是,如今的我已经告别微软,全职在我和我夫人梅琳达于2000年创建的盖茨基金会工作。像往常一样,我与老师和学生们见面,了解他们正在开展的研究。但这一次,我还想探讨一个近来一直萦绕在脑海中的大问题:如何才能让更多聪明且精力充沛的人致力于解决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呢?
当然,这个问题的本身就会引发更多的问题。比如,谁是聪明而精力充沛的人?中国顶尖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大学生显然属于此类。然而,什么又是“最重要的问题”呢?对于这个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相信那些给贫穷国家的人们带来苦难的健康和发展问题一定榜上有名,还有一些全球性的问题,比如能源和气候变化等等。
今年年初,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度周末。大家的话题主要围绕着两个主题:一个是体育。对于一些大型运动赛事的历史和种种细节,我的朋友们简直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另一个话题是金融,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近期哪些股票涨了,哪些又跌了,而且,大家似乎都对新近的一些金融衍生工具特别感兴趣。
朋友们在体育和金融这两个领域所投注的巨大精力着实让我惊讶。同时,也引发了我的深思——我们怎样才能让人们对食品、健康、教育或能源等问题也产生同样的热情?怎样才能让世界上更多有聪明才干的人致力于这些领域呢?
令人振奋的是,有迹象表明这种资源投入发生着转变。比如,中国过去几年的科研投资大幅增加,其中控制并治疗艾滋病和肝炎等已被列入重大项目之列。此外,在全球健康领域像美国科学家保罗·法默 (Paul Farmer)这样默默耕耘的英雄们也日益受到关注。我上个月所访问的大学里,超过10%的学校都申请参与了“教学为美国”活动,该活动致力于鼓励优秀的师资到美国的一些学校去教学交流。以上种种都是积极信号。然而,总体而言,世界上真正投入到解决“最大问题”的物质资源和人才比例却依然微小得让人讶异。比如,疟疾每年夺去超过80万人的生命,而全球从事疟疾疫苗研发的科学家竟不足100个!
我从13岁起就开始对软件着迷,幸运的是,软件业现在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可能给人类带来深远影响的产业。如今,我已经把全部时间投入到盖茨基金会的慈善工作中。而现在我所发现并关注的问题,也像我在微软工作时面临的那些问题一样富有挑战性。
其中之一就是全球健康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世界在全球健康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我最喜欢引用的统计数据之一就是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该数字在最近几十年里实现了大幅下降—— 从1960年的2000万直落到如今的不足900万。跟1960年相比,今天实际上有更多的孩子出生。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看到死亡率至少是下降了一半以上。
这里存在几个因素使得我们可以把死亡率降下去。其中,最重要的是疫苗的应用——针对全球儿童展开的大规模免疫运动把数百万孩子从天花、脊髓灰质炎、麻疹和其他疾病的死亡威胁中挽救回来。但是,关于免疫我们仍存在若干重大问题尚待解决。比如,什么样的激励可以鼓励制药公司为那些买不起疫苗的人们生产新疫苗呢?另外,我们还没有找到最佳的方式为那些需要的人们提供这些疫苗。疫苗在生产出来之后到使用之前这段时间都应该低温保存,否则就会坏掉。可是,当我们需要把疫苗运送到那些根本没有电力的偏远地区时,又该如何保持冷藏链的正常运转呢?
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领域急需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投入,包括改善农业生产、帮助穷人建立储蓄机制、实现良好的治理、寻找清洁能源等等。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在这些领域工作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和重要性。或者说,即使他们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他们往往不知道该领域究竟取得了多少进展。就经验而言,人们往往在看到成功的先例之后,才会更愿意大胆投身某项事业。虽然一个研究疟疾的科学家赚到的钱,可能永远都比不上一个专攻新一代秃顶治疗的研究员,但是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其他途径来认可他们对世界的贡献。
我相信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有聪明才干的人投身于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新一代治疗秃顶的药物推迟数年面世。但是,如果我们能因此而争取到时间和资源,从而研发出若干挽救生命的疫苗,那么这也该算是个相当公平的交易了。★
(作者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联席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