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滨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推出了《蚀》系列电影：《春风桃李》《章台秋柳》《怀朴抱素》《江枫渔火》《霜天晓角》——全部改编自茅盾的小说，讲的是上世纪20年代大学毕业生在大时代中不断追求、幻灭的沉浮故事。
　　作为《蚀》系列电影的总编剧，吴滨对电影并不陌生。1988年夏天，他和王朔、刘毅然在北影厂招待所改剧本，闲余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民间影视创作机构，也是第一个带有商品经济属性的作家团体——“海马影视创作室”。
　　山东大学中文系出身的吴滨，从校园诗人、先锋派作家成为一名编剧。
　　他“改行”27年后推出的这个系列电影，是以严肃文学著称的作家出版社的一次重大尝试：2013年，作家出版社成为全国唯一的全版权运营试点单位，成立了专门的研发部门，最终投入上亿元人民币，用于开发茅盾的代表作《蚀》三部曲。
　　“2014年，中国电影票房达到296亿元，出版业大约有800亿元，虽然是电影行业的两倍有余，但电影行业36.15%的同比增长率，是出版市场望尘莫及的。”吴滨告诉本刊记者，“全版权”就是要把出版业的产业链做得更长，和今天的网络文学操作模式类似。
　　赶上了政策扶持，老牌出版社的转型之路似乎更加顺畅。可“茅盾电影”，赢得过“韩寒电影”和“郭敬明电影”吗？

　　经典文学作品的力量
　　作家出版社这样的老牌出版机构不是没有“电影缘”：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然后改编为电影。
　　那时莫言看到自己的作品在银幕上出现，给吴滨打电话讨要稿费。吴滨没当回事：“也没多少钱，就一万块吧，不着急，下次给？”
　　莫言急道：“不行，我这还等着交水电费呢！”
　　这位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坐着公交车来拿稿费的。
　　“大部分有价值留传的影视作品都来源于文学经典的改编。”吴滨认为，这是以出版严肃文学见长的作家出版社的优势所在。
　　他列举了诸如《教父》和《乱世佳人》这样的例子，以及张艺谋至今仍为人称道的作品，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无一不是来自文学经典。“而张艺谋自己创作的诸如《英雄》《十面埋伏》等电影，反而在口碑上不尽如人意。”
　　作为成立于1953年的国家级大型文学出版社，2011年作家出版社成立了控股影视公司百城映像（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城映像”），专司社内的版权开发。
　　在原有的8个图书编辑室之外，作家出版社建立了研发中心。吴滨“一马双跨”，既任百城映像总编剧，还兼任作家出版社研发中心主任。
　　百城映像成立时只有一名导演、一名总编剧、一名制片人，更像一个节目组，打出的口号却是“扛起文学电影的大旗”。
　　《蚀》是茅盾的小说处女作，由三个系列中篇《幻灭》《动摇》《追求》组成，三部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蚀》这样的作品拿到别的影视公司，很可能不会提上影视化议程。”百城映像总经理、《蚀》系列电影总制片人许刚告诉本刊记者。
　　作家出版社改编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许刚称，“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
　　《蚀》最早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一时间洛阳纸贵。吴滨觉得，其中描写的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的选择，几乎就是我们当下年轻人生活的翻版。“相隔一个世纪，他们今天在成长中遇到的困惑、迷惘、抉择、奋争，与故事中的人物那样相似！”

　　《蚀》系列电影总导演郑大圣认为，《蚀》可以说是一部“民国青春片”。
　　郑大圣解释说，茅盾的作品曾在不同时期被反复拍摄改编，是因为 “迎合了当下社会潜在的话题需求”，甚至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踉踉跄跄的现代化进程的印证”。
　　总之，正是看中经典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能够穿透年代而照进现在”的力量，才有了对其影视化的决心。
　　郑大圣出身于电影艺术世家，外祖父为戏剧大师黄佐临，母亲是“第四代”导演黄蜀芹。他自己曾导演了多部文艺气息浓厚的作品，却并未考虑过走商业路线。
　　“人多的地方我不去！”他说。
　　文学电影的盈利预期
　　在《蚀》之前，2012年百城映像还改编过天津籍著名作家林希的作品《天津闲人》《醉月婶娘》，另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是作家贾大山的《村戏》
　　2014年1月，《光明日报》刊登了习近平忆作家贾大山的旧文《忆大山》，让早逝的贾大山进入公众视野。2015年年初，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贾大山小说精选集》，销量相当不错。
　　项目投资方看好《村戏》，认为其有拿下“五个一工程”奖项的潜质，甚至有希望冲击国外电影节大奖。
　　此前，由《醉月婶娘》改编的《危城之恋》入围第36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世界聚焦”单元，郑大圣导演的《天津闲人》改编版，则入围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多元视角”单元展映，获得第13届华语传媒大奖最佳新演员提名。 　　这部演员全部使用天津话的电影，投资仅150万元人民币。
　　《蚀》虽然已经拿到“龙标”，会在影院上映，但并非商业片。“我们和电影频道合作出品，拥有电影频道的播出渠道，同时还可以利用影片策展、学术放映交流的方式，让影片与观众见面。”许刚解释说。
　　在他看来：“这种放映模式并不是完全的商业行为。一方面经典文学改编行为更纯粹些，不受市场干扰，能快速成片;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试错行为，为了把试错成本降到最低，我们选择了和电影频道合作。”
　　“当然，我们重点打造的是‘文学电影’，但不等于‘文艺电影’。”许刚强调。
　　对全版权运营，许刚认为最核心的就是“针对内容和市场改编为不同样式，如电影、网剧、电视剧等方向”。
　　《天津闲人》也曾改编为舞台剧，《危城之恋》则已改编为昆曲。成立至今，百城映像几个项目的盈利范围大约是20%到30%。
　　“我们的观众很极致，拒绝看好莱坞大片。”吴滨说，“在济南放映时，组织者还是个大四女生。她说两年来文艺片的观众越来越多。我认为这些观众足以支撑市场！”
　　吴滨觉得：“有时候我们将市场和情怀过于对立，好东西一定会被市场认可。其实市场和情怀的矛盾，最主要是转化的问题。”
　　只是，“我们首先看的是情怀。”吴滨说，“比如张炜的《古船》改编难度很大，但一直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跟风创作，只会千篇一律
　　面对严肃文学几十年，许刚认为：“作家出版社和百城映像的竞争力不在于和作家社的姻亲关系，而在于它的改编能力和辨识能力，并且有相应的团队能把这样的能力延伸到制作领域。将来，我们不仅仅改编名人名家作品，也做观众喜欢的、有商业价值的片子。”
　　作为中国文学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每年出版约400部长篇小说，从玄怪到推理各种门类都有。依靠作家出版社这块牌子，“作家非常信任我们。山东作协主席张炜的作品《你在高原》，别人给多少钱都不卖，但告诉我们，电影、电视剧随你们做！”吴滨说。
　　如何判别什么是“具有市场前景的好故事”？
　　吴滨认为，严肃文学并非意味着曲高和寡、没有市场。他例举冯唐的小说刊印3000册，但改编成《万物生长》后，仍旧获得1.4亿元票房。
　　在作家出版社的研发中心，十数名编辑每天的工作就是进行作品审读，在发现值得开发的好故事后，交叉阅读进行二次判别。研发中心也定期开例会，并向百城映像定期做作品推介。
　　同时，“按照类型片的思路去划线，在文学浩瀚的海洋中寻找类型片的篇章和内容，因为作者会自觉不自觉进行类型写作。”许刚认为，目前市场走俏的青春片并不是标准意义的“类型片”，流行只是暂时现象，并不值得去跟风，而且“永远跟不上”。
　　他说：“项目的挖掘就像是在赌石！”但他强调和坚持的是“文学根基”，“如果没有根基，只是跟风创作，只会产生千篇一律的作品，这很可怕。”
　　作为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文学正成为影视开发的基础。但吴滨说，某影视公司因获得了国内某知名科幻小说版权，号称投资6亿元打造史诗巨片，由此公司股票连续10个涨停板，“6亿元只相当于宣传费，他们是在用电影玩金融”。
　　郑大圣对此的评价是：“带着热钱一头扎入的是这些人，一个大马趴摔下的还是这些人，最快闪出的也是这些人。”
　　有意义、有意思、有收益
　　作为上海电影节活动中心的上海银星皇冠酒店，熙来攘往，觥筹交错，张口都是“投资”“IP”和“产业链”。
　　“闭上眼睛，乍一听还以为在华尔街！多可怕！”郑大圣说。
　　这几位拥有“强势版权”的人士，显然对“票房”和“资本”有些抵触。但“争取做行业中先进文化的引领者。”许刚说，选材时也要兼顾到未来几年的市场展望和预估，
　　《蚀》其实是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改编电影系列”的一部分。但它和《村戏》并非“文学电影”的全部。
　　早在5年前，百城映像就已经持有雷米所著的《心理罪》电影版权，另外一个正在改编中的《无尽藏》，据称是一个“中国版《达芬奇密码》”的故事，都属于推理、悬疑类型。许刚说：“这是中低成本类型片的代表，目前国内电影市场还很稀缺。”
　　“市场不缺钱，缺的是好项目。”许刚说，“作家出版社也只是一个获得版权的入口，我们的版权渠道是多元化的。”整个大华语写作，包括新加坡、港台都是他们的研发方向。
　　“我们团队要做的是三个层面的事情：做有意义的事，做有意思的事，做有收益的事。三者缺一不可。有意义就是我们那点情怀;有意思就是要好玩，充分享受快乐;有收益就是要赚钱生存。”许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