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言的“战争与和平”，所表述的是一种泛泛的、自然状态下的对立面。就国家之间而言，“战争与外交”才是真正的对立面。孙中山先生1917年发表的《中国存亡问题》一文，对这个问题有精当论述：外交是国家间交往，“两国之相遇，犹二人之相处，其间之行动，固有损己始能益人者，亦有不必损人始能益己者，择其不损人可以益己之道而行之，则外交之手段可以毕其事”；一国“若必损人以求益己，自然陷入战争”；国家间即使发生战争，也无法一直不间断地从事于战争，一旦战争结束后，势必会再回到外交手段上来；国家为达到某种政策目标，必先用外交手段，只有在外交手段用尽、不得已时才可进行战争。
　　既然外交与战争构成的是一种辩证关系，就必须要用辩证方法来认识和理解。辩证方法最早是由古希腊早期的人文主义哲学家提出来的，它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个别和一般、部分和整体、有限和无限等对立概念之间的关系。“世界万物中的一切都是相似的，就其本质而言没有区别。”“最大的物体表现在最小的物体之中，最远的事物存在于最近的事物之中。”“平衡是正在消失的不平衡。”诸如这样的一些论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独特的精神，被称为辩证精神。
　　到了古希腊晚期，论辩术日益兴盛，辩证方法更多地与修辞学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时的辩证法，已不再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而是直接地为政治服务，因而几乎等同于诡辩论。“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这样的话虽采用了辩证方法的句式，但在精神上已远离了辩证方法。
　　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用一种神秘化了的方法重新阐发了辩证方法，揭示出它所隐藏着的真正含义。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吸收了它的“合理内核”，并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特别是《资本论》的写作上。列宁1914年在他的《哲学笔记》第191页写道：“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黑格尔的学说之艰深难解，为世人所公认。卡尔·波普甚至认为，黑格尔之所以伟大，也正是因为他的学说难以理解，任何人都能够从他的著作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马克思虽然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并没有写出专门阐释辩证法这一科学认识方法的著作，这个工作留给了列宁。
　　列宁从1895年便开始深入地研究马克思的哲学。在1914和1915年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进入了疾风暴雨的年代，列宁却集中精力，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艰苦的、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和读书笔记。列宁阐释了关于辩证法的一些核心问题，如关于新的历史时代问题，关于对立面的斗争问题，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的性质问题，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趋势问题，等等。列宁还总结出了辩证法的16个要素，并给辩证法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辩证法是关于对立面统一、对立面斗争、客观世界发展的矛盾性以及它在我们认识中的反映和矛盾是发展源泉及其动力的学说。
　　1916年，列宁转向了帝国主义研究，写出了充满辩证精神的《帝国主义论》，提出了资本主义所达到的发展阶段已成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宁又敏锐地提出，世界历史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前提和条件。“十月革命”不仅是现代世界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刻，同时也记录了人类思想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它印证了这样一条真理：在政治环境处在极为复杂、瞬息万变、具有革命性转折年代特点的时期，特别需要研究辩证的方法，以确定正确的方向。因为“只有辩证法，能够预见最近的将来将向哪个方向发展”。
　　今天的中国所面对的外部政治环境，也进入了一个异常错综复杂的时期，因而，比以往更需要研究辩证法，运用辩证法。就对外关系而论，既然国家之间只有外交与战争这两种手段，那就不能因为运用外交是通常的规则便认为不存在战争。“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一个国家固然不宜轻言战争，但亦不可讳言战争。面对“必损人以求益己”之国，且“外交手段既尽”时，很可能会“自然陷入战争”。惟有深切地认识到战争的可能性，细致而周密地做好准备，才能够避免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