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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吉登斯(Giddens)在《超越左与右》中指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人为不确定性的世界，其中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早期阶段的风险完全不同”。狂飙突进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风险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等在摧毁着现代制度应对风险所依托的理性理念和概率计算方法，德国学者贝克(Beck)大声疾呼：对工业时代现代制度产生根本性冲击的“风险社会”已经来临了!
对科学技术与社会、自然的关系的探讨一直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上世纪七十年代，科学的中立性才第一次受到严重的质疑和重大的文化干预。今日，面对粗暴的技术——经济主义对社会和生态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危害与风险，科学与社会立场的争论日益引起政府及公众的关注，美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纷争就发生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之下。
美国是世界上食品安全保护体系最完善的国家之一，从一八七四年伊利诺伊州制订美国第一部州食品法开始，历经百余年的发展，迄今美国已建立了包括三十五部联邦法律和五十部联邦政府部门之间的食品安全监管协议：以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监督局(FSIS)和人类卫生服务部的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为两大主体的十二个联邦政府行政监管部门；各州政府食品安全立法与执法等组成的食品安全体系，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效仿模式。由于法律制度的健全，政府监管有力，美国以科学实证为原则的食品安全管理多年来取得了民众的大力支持与信赖。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转基因食品所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正在冲击美国多年来以可靠的科学证据为基础的食品安全管理理念。
“转基因”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改变生物的基因片断，或将一种生物的基因片断植入另一种生物，使其生物性状或机能发生部分改变。这一技术称为转基因技术，或基因工程技术。经转基因技术修饰的生物体常被称为“遗传修饰过的生物体”(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简称GMO)。以转基因生物体直接作为食品或以其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GM food)。
美国是转基因食品的发源地，转基因技术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也是世界上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最广泛的国家。一九八三年，美国成功培植了世界上第一例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烟草。一九九三年，第一种市场化的转基因食物——保鲜延熟型西红柿在美国上市，高科技产物转基因食品从此就与普通市民的消费联系在一起。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全力进行转基因技术开发并促其商品化，转基因食品以惊人的速度向全球扩散。
转基因食品自问世以来，其安全性一直备受争议。作为一个新兴的高科技领域，目前的基因工程技术手段还未能达到确切地了解和控制插入基因的位置、表达状态和全部影响，因而不能够从科学原理上证明转基因食品完全无害或确定有害。被人为地改变了生物经过数亿年进化而形成的稳定基因结构的转基因作物到底会给人类健康带来怎样的危险呢?这让很多人心存疑虑。
尽管目前“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甚至包括欧盟自己组织的调查也没有发现已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害的证据，但欧盟坚持认为科学是有局限性的，现在的科学证据不能证明其有害，并不能保证日后它不会逐渐显现出有害后果，但政府不能等到最坏的结果发生后才采取行动。因而，欧盟以风险预防为原则，对于转基因食品采取强制性特殊标签制度，加强控制。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食品法将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同等对待。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FDA宣称在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之间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根本性的差别。在美国科学实证的原则规范下，食品生产商只要有确实的证据证明食品“无掺假”、对人类健康“无害”，就可以上市销售。因而，到目前为止，美国的食品法既不要求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也没有要求任何独立的机构检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尽管美国目前的政策、法律对转基因食品持积极、扶持的态度，将转基因食品等同传统食品，依然在原有食品安全法《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及其《食品添加剂修正案》的框架下规范转基因食品的生产与销售，但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批转基因食品在美国上市以来，美国国内的非赢利组织、生物科技公司、食品生产商和消费者围绕其安全性上存在的风险一直争执不休、纷扰不断。
最早引起美国国内广泛关注的是奶牛业使用rBST的争端。牛的身体中存在一种天然的生长激素BST(Bovine Somatotropin)影响牛的新陈代谢与生长。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从屠宰的牛的脑垂体中提取天然激素注射到奶牛身上可以增加奶牛的产奶量。但是由于提取天然激素代价高昂，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项重大的科学成果一直未能实现商业化。生物科技的迅猛发展改变了这一格局。一九八一年美国率先克隆了牛生长激素基因，并很快研发出人工合成的转基因牛生长激素rBST(recombinant Bovine Somatotropin)。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生物科技处于国际最领先地位的美国孟山都(Monsanto)公司生产的rBST(商品名为Posilac)获得美国政府批准可用于奶牛业，并于一九九四年二月即美国国会颁布九十天暂禁期结束后准予正式销售，自此引发了围绕rBST的系列争端。美国的消费者联盟(consumer union)很快做出反应，发布消费者报告，鼓动公众反对rBST。杰里米·瑞夫钦组织的纯净食品运动(pure food campaign)，还和消费者联盟共同组织食品连锁店和牛奶场批发商联合抵制rBST奶产品。但是一九九五年，在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牛生长激素上市一年后，FDA内部评审认为孟山都公司的产品“没有引起新的动物健康问题”；美国国家技术评估办公室预测，如果美国全面使用rBST，全国奶产量可增加11.5％。美国消费者联盟也收回了rBST牛奶会威胁人类健康的言论，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它在致《时代》杂志的公开信中写道：“我们并不认为rBST会立即危害健康，也不愿意让用于牛的rBST使消费者害怕饮用牛奶。”
围绕rBST的使用还引起了两起轰动性的民间挑战食品法的法律诉讼。一九九四年，一个消费者团体状告美国卫生部和FDA，提出：消费者普遍希望对食用了转基因激素rBST的奶牛的奶制品采取强制性标签。如果制造商不在这种奶制品标签上对此加以说明，则违反了美国食品安全法中有关标签必须反映食品“实质信息”的规定。这个案件轰动一时。但法院认为这两种奶制品之间缺乏具有实质性差异的证据而无需标识，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佛蒙特州是美国最早要求转基因食品强制性标识的州。一九九五年佛蒙特州制定“标签法”，该法要求对使用转基因激素的奶制品在出售时都必须贴标签说明，违者要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一九九六年，一些奶制品制造商为此提起诉讼，认为佛蒙特州的法律违宪，要求法院颁布禁令，阻止该法律的执行。这就是国际乳制品案。该案结局是法院颁发禁令，禁止执行佛蒙特州的“标签法”。围绕rBST在奶牛业使用的争议最终以对现有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的维护而告终。
如果说rBST使用争端只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间暗潮汹涌的群雄竞逐，那么近年的“星联”玉米系列事件(StarLink corn episode)则是令各路英豪折戟沉沙的伤心之旅。“星联”转基因玉米是美国Aventis公司为用于喂养家畜和工业用途而开发的，并未经获准作为供人用食品而销售。但是二○○○年九月市场上却发现一些厂家生产的供人食用的玉米饼等食品中含有这种转基因成分。虽然公司和美国政府斥巨资迅速从市场上召回相关食品，但仍有几十名消费者称自己因食用了这种玉米薄饼而出现了起疹、腹泻、呕吐和发痒等症状。星联事件使食品生产厂商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转基因食品生产也被认为是充满风险的产业。卡夫(Kraft)公司仅因墨西哥薄饼这一个产品的损失估计就有一千万美元。Aventis、Garst和四家食品公司(Kraft、Kellogg、Azteca Food、Mission Food)承担了一起由消费者提起的集团诉讼，赔偿九百万美元给那些声称饱受过敏反应之苦的消费者。整个事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达十亿美元。而且，“星联”污染了其他玉米种子，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据美国农业部实验室的检测，三年后在全国1％的玉米抽样中仍可以发现它。
“星联”事件使美国人对转基因食品风险的认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媒体报道起了强大的风险提示(risk communication)作用。二○○○年十月美国媒体及时跟进深入揭露报道“星联”玉米事件，传播转基因食品的相关知识。美国一支非赢利研究机构——皮优食品与生物科技计划(Pew Initiative on Food and Biotechnology)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星联事件几个月之后，44％的消费者获得了很多转基因食品的知识。
“星联”事件促使美国食品安全管理部门FDA考虑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管制，二○○一年一月，FDA发布了“有关生物工程食品上市前通知的建议”，建议通过立法强制要求食品制造商在将转基因食品投放市场之前一百二十天通知FDA，并向公众公布有关信息。虽然这一建议转变为实际的立法还有待进一步磋商，但是转基因食品所体现出的影响巨大、难以控制、难以计量的晚期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必然会对现有的食品安全保护制度以及其他社会制度提出政策制定的新思路的期待。
对科学技术与社会、自然的关系的探讨一直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上世纪七十年代，科学的中立性才第一次受到严重的质疑和重大的文化干预。今日，面对粗暴的技术——经济主义对社会和生态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危害与风险，科学与社会立场的争论日益引起政府及公众的关注，美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纷争就发生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之下。
美国是世界上食品安全保护体系最完善的国家之一，从一八七四年伊利诺伊州制订美国第一部州食品法开始，历经百余年的发展，迄今美国已建立了包括三十五部联邦法律和五十部联邦政府部门之间的食品安全监管协议：以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监督局(FSIS)和人类卫生服务部的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为两大主体的十二个联邦政府行政监管部门；各州政府食品安全立法与执法等组成的食品安全体系，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效仿模式。由于法律制度的健全，政府监管有力，美国以科学实证为原则的食品安全管理多年来取得了民众的大力支持与信赖。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转基因食品所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正在冲击美国多年来以可靠的科学证据为基础的食品安全管理理念。
“转基因”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改变生物的基因片断，或将一种生物的基因片断植入另一种生物，使其生物性状或机能发生部分改变。这一技术称为转基因技术，或基因工程技术。经转基因技术修饰的生物体常被称为“遗传修饰过的生物体”(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简称GMO)。以转基因生物体直接作为食品或以其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GM food)。
美国是转基因食品的发源地，转基因技术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也是世界上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最广泛的国家。一九八三年，美国成功培植了世界上第一例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烟草。一九九三年，第一种市场化的转基因食物——保鲜延熟型西红柿在美国上市，高科技产物转基因食品从此就与普通市民的消费联系在一起。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全力进行转基因技术开发并促其商品化，转基因食品以惊人的速度向全球扩散。
转基因食品自问世以来，其安全性一直备受争议。作为一个新兴的高科技领域，目前的基因工程技术手段还未能达到确切地了解和控制插入基因的位置、表达状态和全部影响，因而不能够从科学原理上证明转基因食品完全无害或确定有害。被人为地改变了生物经过数亿年进化而形成的稳定基因结构的转基因作物到底会给人类健康带来怎样的危险呢?这让很多人心存疑虑。
尽管目前“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甚至包括欧盟自己组织的调查也没有发现已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害的证据，但欧盟坚持认为科学是有局限性的，现在的科学证据不能证明其有害，并不能保证日后它不会逐渐显现出有害后果，但政府不能等到最坏的结果发生后才采取行动。因而，欧盟以风险预防为原则，对于转基因食品采取强制性特殊标签制度，加强控制。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食品法将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同等对待。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FDA宣称在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之间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根本性的差别。在美国科学实证的原则规范下，食品生产商只要有确实的证据证明食品“无掺假”、对人类健康“无害”，就可以上市销售。因而，到目前为止，美国的食品法既不要求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也没有要求任何独立的机构检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尽管美国目前的政策、法律对转基因食品持积极、扶持的态度，将转基因食品等同传统食品，依然在原有食品安全法《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及其《食品添加剂修正案》的框架下规范转基因食品的生产与销售，但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批转基因食品在美国上市以来，美国国内的非赢利组织、生物科技公司、食品生产商和消费者围绕其安全性上存在的风险一直争执不休、纷扰不断。
最早引起美国国内广泛关注的是奶牛业使用rBST的争端。牛的身体中存在一种天然的生长激素BST(Bovine Somatotropin)影响牛的新陈代谢与生长。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从屠宰的牛的脑垂体中提取天然激素注射到奶牛身上可以增加奶牛的产奶量。但是由于提取天然激素代价高昂，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项重大的科学成果一直未能实现商业化。生物科技的迅猛发展改变了这一格局。一九八一年美国率先克隆了牛生长激素基因，并很快研发出人工合成的转基因牛生长激素rBST(recombinant Bovine Somatotropin)。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生物科技处于国际最领先地位的美国孟山都(Monsanto)公司生产的rBST(商品名为Posilac)获得美国政府批准可用于奶牛业，并于一九九四年二月即美国国会颁布九十天暂禁期结束后准予正式销售，自此引发了围绕rBST的系列争端。美国的消费者联盟(consumer union)很快做出反应，发布消费者报告，鼓动公众反对rBST。杰里米·瑞夫钦组织的纯净食品运动(pure food campaign)，还和消费者联盟共同组织食品连锁店和牛奶场批发商联合抵制rBST奶产品。但是一九九五年，在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牛生长激素上市一年后，FDA内部评审认为孟山都公司的产品“没有引起新的动物健康问题”；美国国家技术评估办公室预测，如果美国全面使用rBST，全国奶产量可增加11.5％。美国消费者联盟也收回了rBST牛奶会威胁人类健康的言论，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它在致《时代》杂志的公开信中写道：“我们并不认为rBST会立即危害健康，也不愿意让用于牛的rBST使消费者害怕饮用牛奶。”
围绕rBST的使用还引起了两起轰动性的民间挑战食品法的法律诉讼。一九九四年，一个消费者团体状告美国卫生部和FDA，提出：消费者普遍希望对食用了转基因激素rBST的奶牛的奶制品采取强制性标签。如果制造商不在这种奶制品标签上对此加以说明，则违反了美国食品安全法中有关标签必须反映食品“实质信息”的规定。这个案件轰动一时。但法院认为这两种奶制品之间缺乏具有实质性差异的证据而无需标识，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佛蒙特州是美国最早要求转基因食品强制性标识的州。一九九五年佛蒙特州制定“标签法”，该法要求对使用转基因激素的奶制品在出售时都必须贴标签说明，违者要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一九九六年，一些奶制品制造商为此提起诉讼，认为佛蒙特州的法律违宪，要求法院颁布禁令，阻止该法律的执行。这就是国际乳制品案。该案结局是法院颁发禁令，禁止执行佛蒙特州的“标签法”。围绕rBST在奶牛业使用的争议最终以对现有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的维护而告终。
如果说rBST使用争端只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间暗潮汹涌的群雄竞逐，那么近年的“星联”玉米系列事件(StarLink corn episode)则是令各路英豪折戟沉沙的伤心之旅。“星联”转基因玉米是美国Aventis公司为用于喂养家畜和工业用途而开发的，并未经获准作为供人用食品而销售。但是二○○○年九月市场上却发现一些厂家生产的供人食用的玉米饼等食品中含有这种转基因成分。虽然公司和美国政府斥巨资迅速从市场上召回相关食品，但仍有几十名消费者称自己因食用了这种玉米薄饼而出现了起疹、腹泻、呕吐和发痒等症状。星联事件使食品生产厂商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转基因食品生产也被认为是充满风险的产业。卡夫(Kraft)公司仅因墨西哥薄饼这一个产品的损失估计就有一千万美元。Aventis、Garst和四家食品公司(Kraft、Kellogg、Azteca Food、Mission Food)承担了一起由消费者提起的集团诉讼，赔偿九百万美元给那些声称饱受过敏反应之苦的消费者。整个事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达十亿美元。而且，“星联”污染了其他玉米种子，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据美国农业部实验室的检测，三年后在全国1％的玉米抽样中仍可以发现它。
“星联”事件使美国人对转基因食品风险的认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媒体报道起了强大的风险提示(risk communication)作用。二○○○年十月美国媒体及时跟进深入揭露报道“星联”玉米事件，传播转基因食品的相关知识。美国一支非赢利研究机构——皮优食品与生物科技计划(Pew Initiative on Food and Biotechnology)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星联事件几个月之后，44％的消费者获得了很多转基因食品的知识。
“星联”事件促使美国食品安全管理部门FDA考虑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管制，二○○一年一月，FDA发布了“有关生物工程食品上市前通知的建议”，建议通过立法强制要求食品制造商在将转基因食品投放市场之前一百二十天通知FDA，并向公众公布有关信息。虽然这一建议转变为实际的立法还有待进一步磋商，但是转基因食品所体现出的影响巨大、难以控制、难以计量的晚期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必然会对现有的食品安全保护制度以及其他社会制度提出政策制定的新思路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