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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是该校首任校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占领了北平，高校纷纷南迁，而燕京大学一度以独特的“孤岛”方式保留下来。燕京大学的外籍教师居多，他们中的很多人利用欧美等外籍教师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殊身份，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美籍新闻系教师斯诺：
只身奔赴陕北撞大运
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应邀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新闻系当时只有六七个教员，其中一半是美国、英国和德国一些通讯社和报社驻华记者兼任的。
斯诺担任新闻撰述学、旅行通讯等课程的教学。第一次上课，斯诺的开场白颇具亲和力：“我不是来教的，而是来学的，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
斯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收藏了大量国民党“禁书”给学生看，还经常在家中向学生们披露那些被国民党封锁的国内外消息，学生们称斯诺家是一个“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
1935年6月，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仍兼任燕大的讲师。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当时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清华的姚依林（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燕大的黄华（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北大的黄敬（后任一机部部长）都是斯诺家的常客。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斯诺联络了好几个国家的记者到示威现场采访，“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1935年底，斯诺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立即产生了冒险到那块红色区域采访的强烈愿望。在宋庆龄和中共华北局的帮助下，1936年6月，他带着向友人怀特借的16毫米小型摄影机和一架照相机，从北平出发，经西安辗转到了陕北。
7月8日，斯诺在安塞百家坪遇见周恩来。周恩来亲自为第一位采访红色区域的西方记者拟定了参观访问日程，并说：“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斯诺原以为他在陕北的采访、摄影要受到限制，听了周恩来的话，感到非常意外和兴奋。
7月11日，斯诺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的迎接。毛泽东对他说：“你这个险冒得好，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新闻，你真是撞上大运了，肯定能出一本畅销书。”
斯诺能够自由地在陕甘宁边区及红军西征前线进行采访，其对象包括中共领导人、红军将领以及普通红军战士和群众。
毫无疑问，采访毛泽东才是斯诺此行的重头戏。7月、9月、10月，斯诺多次在保安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同他长谈，通常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凌晨2点结束。毛泽东跟他无所不谈，包括共产党，苏维埃运动，红军的成长，五次反围剿，长征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普通红军战士的英雄故事，等等。应斯诺的恳求，毛泽东还首次讲述了他个人的生活经历。
在一次白天采访时，斯诺提出给毛泽东拍照，毛泽东欣然应允。斯诺选好角度，发现毛泽东头发很长，他想“戴上军帽才更像红军领袖”，于是就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戴在毛泽东的头上，他摁下快门，相机记录下毛泽东的历史性镜头。
10月底，斯诺带着记得满满的采访笔记和拍摄的大量胶卷及电影胶片，离开保安经西安返回北平。11月初，斯诺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叙述了自己的见闻，展示了他拍摄的一张张照片。11月14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斯评论报》率先刊登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并配发了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照片。接着，世界许多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登载斯诺的报道和摄影照片。
1937年2月5日晚，燕大新闻学会在未名湖畔临湖轩召开全体大会，斯诺在会上首次放映了反映陕北的影片，燕大学生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的形象。2月22日晚，燕大历史学会在临湖轩召开选举会，新闻系的一位学生代表斯诺用汉语作了访陕见闻报告，然后放映了斯诺拍摄的幻灯片300多张，电影300余尺，使长期禁锢的国统区青年学生看到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
1937年6月，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不久该书在英国公开出版。英文版本最早来到了燕大，在许多学生中流传。1938年2月，中译本在上海出版，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
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后，又侵占了北平，大肆搜捕抗日爱国人士。斯诺在住所掩护了不少抗日青年，其中就有不少被列入黑名单的燕大学生。斯诺帮助这些学生扮成乞丐、苦力或小贩逃离北平，有的奔赴了延安，有的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斯诺家中存放着西山抗日游击队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黄金、珠宝。游击队请他帮助变卖以解决军需，并提出给斯诺高额回扣。斯诺说：“我一分钱也不要。但我建议你们把扣留的几名意大利修道士放了。”游击队接受斯诺的建议，释放了那几个意大利修道士，斯诺也托人帮助游击队把黄金、珠宝变卖了出去。
“七七”事变时，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为了尽快离开战乱地区，邓颖超去燕大找到斯诺，请他设法带她出去。斯诺让邓颖超化装成他家的“保姆”，一起乘火车抵达天津，日军在车站严查所有中国旅客。斯诺对日本人说：“我是美国记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日本人挥手放行。然后，斯诺将她送到英法租界，托付给好朋友、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爱泼斯坦于当夜亲自护送邓颖超乘船去了山东烟台。
斯诺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1939年9月下旬，斯诺赴延安与毛泽东重聚。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身上，斯诺看到中国人民热情澎湃的高昂斗志和精神面貌。他把《西行漫记》赠给毛泽东。毛泽东在为斯诺举行的欢迎晚会上举着这本书说：“这是一本真实地报道我们的情况，介绍我们党的政策的书。”
《西行漫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许多中国青年学生。他们中不少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身边带的除了路费和行李，就是《西行漫记》。
1941年，斯诺返回美国，但他仍关心、关注着中国，于1960年、1964年、1970年三次访华，毛泽东每次都同他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每次到访，斯诺都毫无例外地造访燕园，徜徉于未名湖畔，寄托对燕京大学的深深眷念。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逝世。在弥留之际，他一吐毕生之情感：“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毛泽东发唁电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3年10月19日，斯诺的一半骨灰安葬于燕园的未名湖畔。毛泽东送了花圈，周恩来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在湖光塔影的映照下，斯諾长眠于他称之为“花园一样可爱的小湖”边。
美籍新闻系教师斯诺：
只身奔赴陕北撞大运
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应邀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新闻系当时只有六七个教员，其中一半是美国、英国和德国一些通讯社和报社驻华记者兼任的。
斯诺担任新闻撰述学、旅行通讯等课程的教学。第一次上课，斯诺的开场白颇具亲和力：“我不是来教的，而是来学的，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
斯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收藏了大量国民党“禁书”给学生看，还经常在家中向学生们披露那些被国民党封锁的国内外消息，学生们称斯诺家是一个“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
1935年6月，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仍兼任燕大的讲师。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当时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清华的姚依林（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燕大的黄华（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北大的黄敬（后任一机部部长）都是斯诺家的常客。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斯诺联络了好几个国家的记者到示威现场采访，“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1935年底，斯诺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立即产生了冒险到那块红色区域采访的强烈愿望。在宋庆龄和中共华北局的帮助下，1936年6月，他带着向友人怀特借的16毫米小型摄影机和一架照相机，从北平出发，经西安辗转到了陕北。
7月8日，斯诺在安塞百家坪遇见周恩来。周恩来亲自为第一位采访红色区域的西方记者拟定了参观访问日程，并说：“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斯诺原以为他在陕北的采访、摄影要受到限制，听了周恩来的话，感到非常意外和兴奋。
7月11日，斯诺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的迎接。毛泽东对他说：“你这个险冒得好，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新闻，你真是撞上大运了，肯定能出一本畅销书。”
斯诺能够自由地在陕甘宁边区及红军西征前线进行采访，其对象包括中共领导人、红军将领以及普通红军战士和群众。
毫无疑问，采访毛泽东才是斯诺此行的重头戏。7月、9月、10月，斯诺多次在保安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同他长谈，通常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凌晨2点结束。毛泽东跟他无所不谈，包括共产党，苏维埃运动，红军的成长，五次反围剿，长征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普通红军战士的英雄故事，等等。应斯诺的恳求，毛泽东还首次讲述了他个人的生活经历。
在一次白天采访时，斯诺提出给毛泽东拍照，毛泽东欣然应允。斯诺选好角度，发现毛泽东头发很长，他想“戴上军帽才更像红军领袖”，于是就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戴在毛泽东的头上，他摁下快门，相机记录下毛泽东的历史性镜头。
10月底，斯诺带着记得满满的采访笔记和拍摄的大量胶卷及电影胶片，离开保安经西安返回北平。11月初，斯诺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叙述了自己的见闻，展示了他拍摄的一张张照片。11月14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斯评论报》率先刊登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并配发了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照片。接着，世界许多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登载斯诺的报道和摄影照片。
1937年2月5日晚，燕大新闻学会在未名湖畔临湖轩召开全体大会，斯诺在会上首次放映了反映陕北的影片，燕大学生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的形象。2月22日晚，燕大历史学会在临湖轩召开选举会，新闻系的一位学生代表斯诺用汉语作了访陕见闻报告，然后放映了斯诺拍摄的幻灯片300多张，电影300余尺，使长期禁锢的国统区青年学生看到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
1937年6月，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不久该书在英国公开出版。英文版本最早来到了燕大，在许多学生中流传。1938年2月，中译本在上海出版，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
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后，又侵占了北平，大肆搜捕抗日爱国人士。斯诺在住所掩护了不少抗日青年，其中就有不少被列入黑名单的燕大学生。斯诺帮助这些学生扮成乞丐、苦力或小贩逃离北平，有的奔赴了延安，有的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斯诺家中存放着西山抗日游击队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黄金、珠宝。游击队请他帮助变卖以解决军需，并提出给斯诺高额回扣。斯诺说：“我一分钱也不要。但我建议你们把扣留的几名意大利修道士放了。”游击队接受斯诺的建议，释放了那几个意大利修道士，斯诺也托人帮助游击队把黄金、珠宝变卖了出去。
“七七”事变时，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为了尽快离开战乱地区，邓颖超去燕大找到斯诺，请他设法带她出去。斯诺让邓颖超化装成他家的“保姆”，一起乘火车抵达天津，日军在车站严查所有中国旅客。斯诺对日本人说：“我是美国记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日本人挥手放行。然后，斯诺将她送到英法租界，托付给好朋友、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爱泼斯坦于当夜亲自护送邓颖超乘船去了山东烟台。
斯诺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1939年9月下旬，斯诺赴延安与毛泽东重聚。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身上，斯诺看到中国人民热情澎湃的高昂斗志和精神面貌。他把《西行漫记》赠给毛泽东。毛泽东在为斯诺举行的欢迎晚会上举着这本书说：“这是一本真实地报道我们的情况，介绍我们党的政策的书。”
《西行漫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许多中国青年学生。他们中不少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身边带的除了路费和行李，就是《西行漫记》。
1941年，斯诺返回美国，但他仍关心、关注着中国，于1960年、1964年、1970年三次访华，毛泽东每次都同他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每次到访，斯诺都毫无例外地造访燕园，徜徉于未名湖畔，寄托对燕京大学的深深眷念。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逝世。在弥留之际，他一吐毕生之情感：“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毛泽东发唁电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3年10月19日，斯诺的一半骨灰安葬于燕园的未名湖畔。毛泽东送了花圈，周恩来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在湖光塔影的映照下，斯諾长眠于他称之为“花园一样可爱的小湖”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