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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张爱玲小说中，其女性主角有为择婿而忙的淑媛们，有正经历着平淡生活而努力抓钱的妇人们，有红颜渐老经历过婚姻而欲再嫁的少妇们，有形单影只没落淫荡的寡妇们。其小说真实地描写了这些女性的生存困境和不幸命运，深刻揭示了存在于她们自身的悲剧性根源，意以此唤起女性的自省。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 群体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特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上世纪40年代初期，她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蜚声文坛，从而成为丁玲、庐隐等第一代女作家之后的另一座女性文学的高峰。张爱玲一方面承继着第一代女作家创造出的叙述笔法，将笔锋倾斜于女性的深层心理；另一方面扎根于她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站在时代的潮头上，力图展示出由于时局动荡、家庭变故、人文理念改变等因素而给女性带来的不幸和危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的心理特征，真切地描绘出由于几千年的传统理念所造成的依附于男性的女性百态图。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多为没落淑女，这类女性与当时左翼作家笔下的新女性截然不同，她们往往出身于败落的封建大家庭，虽然接受新式的教育，享受新式的现代都市生活，可她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新的人生观，有的只是旧式的文雅修养和妻道训练，她们被自古以来的封建传统意识困扼着，无法跟进时代的脚步；再加上家庭没落，金钱的恐慌一直威胁着她们，尽管她们并没有落到没钱过日子的地步，但生存的危机感仍迫使她们只能走上“待价而沽”之路，充当一名合格的“结婚员”，因而她们的生存方式就是一方面感慨繁华过后的物是人非，另一方面努力抓钱、继续寻找金钱的依靠。根据她们所处的婚姻状况不同，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张爱玲笔下的没落的淑女群体做出分析：
一 为择婿而忙的淑媛们
“通过婚姻获得一张长期饭票成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奋斗的终极目标”，这是评论家们对张爱玲小说中一类女性形象的深刻总结，这是专指那些没落家庭中正当花样年华的小姐们，这类女性虽然锦衣玉食的长大，但是在以父权制为核心的男性中心文化传统中一样备受压制，这不但使她们早已养成了女性的从属于男性的心理，而且自觉地奴化和物化成男性附属品，并无条件地服从成了她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尽管她们都有着良好的修养，可为门第所限，她们都不可能出去工作过自食其力的生活，而且她们自身也没有这种自立自强的生存意识，只知道在家庭里过着寄生生活。如《心经》中的女大学生许小寒和段绫卿、《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女中学生葛薇龙、《红玫瑰与白玫瑰》中马上可以毕业的大学生孟烟鹂等等，都是为寻找一张长期饭票而奔忙的淑媛。她们在新式的学校教育中学会了新式的生存之道，学会了如跳舞、交际、开聚会、穿着打扮等都市女性的家政技能，再加上美貌与学识，就能让她们得以炫目地坐在“待嫁席”上，等待着男性的挑选。但可悲的是，她们没有独立意识，不会从女性价值观的角度去评估自己的存生，在她们的心目中，天生的美貌只是待价而沽的筹码，拥有的学识只是一种生存技巧，家族的身份只是她们择婿的一个特定条件，或者说是一个局限。她们对于婚姻也没有理想和憧憬，不过把婚姻看成是她们人生的一个转换家庭环境、更长期地寄生于男性身上的一个手段罢了。她们生活在衰败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里，家族的显赫繁华已成历史，长辈们的叹息、失落、专制让她们有一种沉闷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在这种封闭、沉闷、昏暗的环境中，她们度日如年，急欲摆脱，甚至到了一刻都不想多待的地步。如段绫卿为了逃离母亲嫂子的亲情牢狱，在心理上已达到了“人尽可夫”的地步：
“任何人……当然这‘人’字是代表某一阶段与年龄范围内的未婚者……在这个范围内，我是‘人尽可夫’的！”
段绫卿们清楚要脱离家庭就必须找到经济依靠，而她们自身又没有独立的能力，于是钱财成了她们择婿的第一标准，“在家从父”的她们只能“出门从夫”，而且要从一个有钱的丈夫。为此，她们中的某些人甚至可以放弃千百年来女性最为看重的夫妻的名分，可以不要求男人的责任与法律的保护，甘心把自己一生的幸福维系在一场婚外情中。这些没落家庭的淑媛们，或把金钱作为择婿的唯一标准后，主动逃离家庭，如段绫卿；或屈服于家庭而开始悲剧的一生，如冯碧落、郑川嫦；这些女性虽然经历了不同内容的婚姻与人生，但在精神的层面上她们又有了同质性，即生性软弱而又缺乏独立意识，“新女性”其表，“旧女性”其中，并且她们在心灵深处主动地承认男权的权威性，男性的爱是她们生命的核心，她们心甘情愿地做一个男权社会里的奴仆，这种性格特质注定她们只能是金钱和男人的附庸，她们的结局也只能是悲剧，正如张爱玲所言：
“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二 平淡婚姻中努力抓钱的妇人们
这类女性在名分上已经成功地当了一名结婚员，按照她们各自的家庭所规定的客观标准找到了生活的依靠，但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使她们的生活显得平淡无奇，婚后的生活成了她们苍白的未嫁生活的翻版。而她们所嫁之人也多是封建遗老遗少之后，思想上与她们一样迂腐而固执，大大地滞留于时代之后，因此这些嫁了人的韶华已逝的妇人们，就像月份牌上发黄的照片似的早已过了时，她们婚后生活的遗憾与缺失是早已注定了的，她们虽心有不甘，也只是口头上表示自己的不满，内心里依然以丈夫为天，她们明白自己没有独立的能力，也没有勇气脱离这个家庭，更没有在婚姻上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所以她们只能紧紧地抓住金钱，用金钱筑起自己的生存堡垒。
而当这类妇人们的丈夫开始适应社会，有了自己的事业之后，她们自身的匮乏与苍白更毫不留情地暴露了出来。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听从父母的安排嫁给了振保，婚后不久，“等我问问振保看”、“顶好带把伞，振保说待会儿要下雨的”这一类的话就成了她的口头禅，知道丈夫讨厌她，出去宿娼，她也毫无反抗的意识，被丈夫厌倦地弃置隔绝在家，她也毫无逃离意向，成了一个典型的封建时代的女奴；《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劝早已离婚七、八年的女儿回前夫家做寡妇，为的也是解决生存问题和多从夫家得到些钱财；《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在旧家规中回味着昔日的辉煌，来弥补自己被社会遗忘的失落与寂寞，让她感到宽慰的也是丈夫的财产。由于金钱，青年时代的她们错嫁进平淡的婚姻里，更因为金钱，使她们牢牢地拴在了旧式的没有爱情的家庭之中，金钱就是她们的牢笼。这类女性的婚姻生活的空虚虽然用金钱得到了填补，而她们作为女性的人性价值已被金钱挤压得没有缝隙了。
三 红颜渐老又欲再嫁的少妇们
正如《留情》开篇所描绘的那样：
“炭起初是树木，后来死了，现在，身子里通过红隐隐的火，又活过来，然而，活着，就快成炭了。”
炭终归是炭，它们再燃烧一次，也不能回归成青枝绿叶的树木，因为它们的生命本源已经丧失了。这类红颜渐老而又欲再嫁的少妇们永远挣脱不开以男性为生活支柱的意识，她们的再嫁，同样是生活在男性的阴影里，这类女性的第一场婚姻以失败告终，然而她们一贯信守的依附于男性的思想注定她们的第二场婚姻也逃不出失败的宿命。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结婚几年后毅然地选择了离婚，从这一点来看，她似乎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新女性。当读者们有理由期待着她成为张爱玲笔下众多消沉的女性中的一个亮点的时候，却突然发现，白流苏的离婚不是女性追求平等追求独立的自觉选择，而是丈夫的外遇侵犯了她作为贵族小姐与生俱来的骄纵霸道的性情，从而产生的一种狭隘的自尊罢了。这也就注定了在白流苏的思想意识上并没有多大程度的觉醒，她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女性而抛弃了旧式的婚姻生活的，所以离婚后的白流苏没有走向社会、走向独立的自食其力的生活场中，而是别无选择地寄食于娘家，饱受兄嫂的欺凌，并在心底期待着另一次婚姻把她拯救出来。白流苏之所以积极地与外界交往，也只是为了重获婚姻而取得更加富足的生活，以此来报复她的哥嫂，而这一目的也成了她的内动力，使她这位贵族小姐放下身份，为了钱财和善于调情的情场老手范柳原开始了一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为了得到经济上的依靠，流苏从妻子退而求其次，甘心作范柳原的情妇，幸亏一场变故，成全了她和范柳原，使她成了范柳原的妻子。正如张爱玲自己评价的那样：
“她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时代的总量。”
白流苏找到了坚强的经济依靠，她可以在家人面前扬眉吐气了，这场婚姻的所有目的便都已经实现了，而作为女性的价值体现在哪里？白流苏的生活经历并没有给读者以答案。
四 形单影只又没落淫荡的寡妇们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们结婚的唯一目的便是为了钱，所以她们在成为阔人的太太或者姨太太之后，就专心地等着遗产到手的那一天。只可惜得了钱财而失了青春的她们，心底的不平衡却永远也不能消失。于是为了找回青春的平衡感，这类女性的心理与性格开始扭曲，行为开始变得放纵。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嫁给年逾耳顺的粤东富商梁季腾的梁太太，她出嫁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钱财。正因为她的唯钱是亲，所以她不惜六亲不认，孤身一人来到香港，其目的就是要牢牢地抓住老丈夫的人和他的钱包。一个花样年华的姑娘嫁给年逾耳顺的老人，本就是对正常人性的一种抹杀，是对正常的生理需求的扭曲，从而导致得了钱财而失了青春的梁太太，为满足自己的情欲，填满心里的饥荒，在老丈夫去世之后不惜用一切手段引诱男性到家中纵欲。当天真美丽的侄女葛薇龙踏进香港姑妈梁太太的府第时，梁太太如获至宝，决心用她做实现自己欲望的诱饵，梁太太张开了物欲的大网，用壁橱里那“金翠辉煌”的衣服诱惑着年轻的葛薇龙，让她去勾引青年男子供自己享乐用，于是姑侄主仆共用一个男人的淫荡景象出现了：
“睇睇（丫环）走了，她如失左右手，一方面另起炉灶，用全力去训练薇龙，她费了一番心血，把薇龙捧得略微有些资格了，正在风头上，身价十倍的时候，乔琪乔又来坐享其成。这还不甘心，同时又顺手牵羊吊上了睨儿（丫环）。梁太太赔了夫人又折兵，身边出色人才，全被他一网打尽，如何不气？”
在梁太太的眼里，封建社会提倡的寡妇守节观和现代女性应有的洁身自爱的理念，已被她摈弃得一无所剩。她先是做了金钱的奴隶，现在又做了欲望的奴隶。正如张爱玲所言：
“正经女人虽然痛恨荡妇,其实若有机会扮个妖妇的角色的话,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
上述张爱玲笔下的四种女性形象，已构成了旧式婚姻的四个阶段，也构成了那个时代没落淑女的人生轨迹，即从待嫁到结婚——再到抓钱——再到改嫁——再到放纵的人生四部曲，同时也构画出了一条择婿、依夫、弃夫、再嫁、荒淫的女性心灵历程。张爱玲说过：“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而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因为处于乱世之中的社会原因，她们经历的情感就更加的不平静、不完美、不能善始善终，这些人物或因家庭的变故，或因封建礼教的重压、或因某种道德的困扼，其感情生活往往以悲剧或类悲剧收场，但归根结底，女性若没有对其依赖性、自卑感等心理痼疾的深刻反省,对“自信、自尊、自立、自强”的新观念的确认与重新建构，是难以改造自身生活质量、提升自我生命价值的，而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最缺乏的正是这一气质。因此，张爱玲借小说中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展露出一个没落时代女性的心理痼疾，从而达到关照女权尊严、解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威压之客观效果，更能达到提升女性本体意识的社会学目的。
参考文献：
[1] 水晶：《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
[2] 李大钊：《现代女权运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 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张爱玲的文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
[4] 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前言》，三联书店，1995年版。
[5] 王岳川：《中国镜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毕静枝，女，1966—，河南获嘉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工作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 群体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特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上世纪40年代初期，她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蜚声文坛，从而成为丁玲、庐隐等第一代女作家之后的另一座女性文学的高峰。张爱玲一方面承继着第一代女作家创造出的叙述笔法，将笔锋倾斜于女性的深层心理；另一方面扎根于她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站在时代的潮头上，力图展示出由于时局动荡、家庭变故、人文理念改变等因素而给女性带来的不幸和危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的心理特征，真切地描绘出由于几千年的传统理念所造成的依附于男性的女性百态图。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多为没落淑女，这类女性与当时左翼作家笔下的新女性截然不同，她们往往出身于败落的封建大家庭，虽然接受新式的教育，享受新式的现代都市生活，可她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新的人生观，有的只是旧式的文雅修养和妻道训练，她们被自古以来的封建传统意识困扼着，无法跟进时代的脚步；再加上家庭没落，金钱的恐慌一直威胁着她们，尽管她们并没有落到没钱过日子的地步，但生存的危机感仍迫使她们只能走上“待价而沽”之路，充当一名合格的“结婚员”，因而她们的生存方式就是一方面感慨繁华过后的物是人非，另一方面努力抓钱、继续寻找金钱的依靠。根据她们所处的婚姻状况不同，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张爱玲笔下的没落的淑女群体做出分析：
一 为择婿而忙的淑媛们
“通过婚姻获得一张长期饭票成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奋斗的终极目标”，这是评论家们对张爱玲小说中一类女性形象的深刻总结，这是专指那些没落家庭中正当花样年华的小姐们，这类女性虽然锦衣玉食的长大，但是在以父权制为核心的男性中心文化传统中一样备受压制，这不但使她们早已养成了女性的从属于男性的心理，而且自觉地奴化和物化成男性附属品，并无条件地服从成了她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尽管她们都有着良好的修养，可为门第所限，她们都不可能出去工作过自食其力的生活，而且她们自身也没有这种自立自强的生存意识，只知道在家庭里过着寄生生活。如《心经》中的女大学生许小寒和段绫卿、《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女中学生葛薇龙、《红玫瑰与白玫瑰》中马上可以毕业的大学生孟烟鹂等等，都是为寻找一张长期饭票而奔忙的淑媛。她们在新式的学校教育中学会了新式的生存之道，学会了如跳舞、交际、开聚会、穿着打扮等都市女性的家政技能，再加上美貌与学识，就能让她们得以炫目地坐在“待嫁席”上，等待着男性的挑选。但可悲的是，她们没有独立意识，不会从女性价值观的角度去评估自己的存生，在她们的心目中，天生的美貌只是待价而沽的筹码，拥有的学识只是一种生存技巧，家族的身份只是她们择婿的一个特定条件，或者说是一个局限。她们对于婚姻也没有理想和憧憬，不过把婚姻看成是她们人生的一个转换家庭环境、更长期地寄生于男性身上的一个手段罢了。她们生活在衰败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里，家族的显赫繁华已成历史，长辈们的叹息、失落、专制让她们有一种沉闷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在这种封闭、沉闷、昏暗的环境中，她们度日如年，急欲摆脱，甚至到了一刻都不想多待的地步。如段绫卿为了逃离母亲嫂子的亲情牢狱，在心理上已达到了“人尽可夫”的地步：
“任何人……当然这‘人’字是代表某一阶段与年龄范围内的未婚者……在这个范围内，我是‘人尽可夫’的！”
段绫卿们清楚要脱离家庭就必须找到经济依靠，而她们自身又没有独立的能力，于是钱财成了她们择婿的第一标准，“在家从父”的她们只能“出门从夫”，而且要从一个有钱的丈夫。为此，她们中的某些人甚至可以放弃千百年来女性最为看重的夫妻的名分，可以不要求男人的责任与法律的保护，甘心把自己一生的幸福维系在一场婚外情中。这些没落家庭的淑媛们，或把金钱作为择婿的唯一标准后，主动逃离家庭，如段绫卿；或屈服于家庭而开始悲剧的一生，如冯碧落、郑川嫦；这些女性虽然经历了不同内容的婚姻与人生，但在精神的层面上她们又有了同质性，即生性软弱而又缺乏独立意识，“新女性”其表，“旧女性”其中，并且她们在心灵深处主动地承认男权的权威性，男性的爱是她们生命的核心，她们心甘情愿地做一个男权社会里的奴仆，这种性格特质注定她们只能是金钱和男人的附庸，她们的结局也只能是悲剧，正如张爱玲所言：
“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二 平淡婚姻中努力抓钱的妇人们
这类女性在名分上已经成功地当了一名结婚员，按照她们各自的家庭所规定的客观标准找到了生活的依靠，但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使她们的生活显得平淡无奇，婚后的生活成了她们苍白的未嫁生活的翻版。而她们所嫁之人也多是封建遗老遗少之后，思想上与她们一样迂腐而固执，大大地滞留于时代之后，因此这些嫁了人的韶华已逝的妇人们，就像月份牌上发黄的照片似的早已过了时，她们婚后生活的遗憾与缺失是早已注定了的，她们虽心有不甘，也只是口头上表示自己的不满，内心里依然以丈夫为天，她们明白自己没有独立的能力，也没有勇气脱离这个家庭，更没有在婚姻上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所以她们只能紧紧地抓住金钱，用金钱筑起自己的生存堡垒。
而当这类妇人们的丈夫开始适应社会，有了自己的事业之后，她们自身的匮乏与苍白更毫不留情地暴露了出来。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听从父母的安排嫁给了振保，婚后不久，“等我问问振保看”、“顶好带把伞，振保说待会儿要下雨的”这一类的话就成了她的口头禅，知道丈夫讨厌她，出去宿娼，她也毫无反抗的意识，被丈夫厌倦地弃置隔绝在家，她也毫无逃离意向，成了一个典型的封建时代的女奴；《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劝早已离婚七、八年的女儿回前夫家做寡妇，为的也是解决生存问题和多从夫家得到些钱财；《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在旧家规中回味着昔日的辉煌，来弥补自己被社会遗忘的失落与寂寞，让她感到宽慰的也是丈夫的财产。由于金钱，青年时代的她们错嫁进平淡的婚姻里，更因为金钱，使她们牢牢地拴在了旧式的没有爱情的家庭之中，金钱就是她们的牢笼。这类女性的婚姻生活的空虚虽然用金钱得到了填补，而她们作为女性的人性价值已被金钱挤压得没有缝隙了。
三 红颜渐老又欲再嫁的少妇们
正如《留情》开篇所描绘的那样：
“炭起初是树木，后来死了，现在，身子里通过红隐隐的火，又活过来，然而，活着，就快成炭了。”
炭终归是炭，它们再燃烧一次，也不能回归成青枝绿叶的树木，因为它们的生命本源已经丧失了。这类红颜渐老而又欲再嫁的少妇们永远挣脱不开以男性为生活支柱的意识，她们的再嫁，同样是生活在男性的阴影里，这类女性的第一场婚姻以失败告终，然而她们一贯信守的依附于男性的思想注定她们的第二场婚姻也逃不出失败的宿命。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结婚几年后毅然地选择了离婚，从这一点来看，她似乎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新女性。当读者们有理由期待着她成为张爱玲笔下众多消沉的女性中的一个亮点的时候，却突然发现，白流苏的离婚不是女性追求平等追求独立的自觉选择，而是丈夫的外遇侵犯了她作为贵族小姐与生俱来的骄纵霸道的性情，从而产生的一种狭隘的自尊罢了。这也就注定了在白流苏的思想意识上并没有多大程度的觉醒，她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女性而抛弃了旧式的婚姻生活的，所以离婚后的白流苏没有走向社会、走向独立的自食其力的生活场中，而是别无选择地寄食于娘家，饱受兄嫂的欺凌，并在心底期待着另一次婚姻把她拯救出来。白流苏之所以积极地与外界交往，也只是为了重获婚姻而取得更加富足的生活，以此来报复她的哥嫂，而这一目的也成了她的内动力，使她这位贵族小姐放下身份，为了钱财和善于调情的情场老手范柳原开始了一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为了得到经济上的依靠，流苏从妻子退而求其次，甘心作范柳原的情妇，幸亏一场变故，成全了她和范柳原，使她成了范柳原的妻子。正如张爱玲自己评价的那样：
“她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时代的总量。”
白流苏找到了坚强的经济依靠，她可以在家人面前扬眉吐气了，这场婚姻的所有目的便都已经实现了，而作为女性的价值体现在哪里？白流苏的生活经历并没有给读者以答案。
四 形单影只又没落淫荡的寡妇们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们结婚的唯一目的便是为了钱，所以她们在成为阔人的太太或者姨太太之后，就专心地等着遗产到手的那一天。只可惜得了钱财而失了青春的她们，心底的不平衡却永远也不能消失。于是为了找回青春的平衡感，这类女性的心理与性格开始扭曲，行为开始变得放纵。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嫁给年逾耳顺的粤东富商梁季腾的梁太太，她出嫁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钱财。正因为她的唯钱是亲，所以她不惜六亲不认，孤身一人来到香港，其目的就是要牢牢地抓住老丈夫的人和他的钱包。一个花样年华的姑娘嫁给年逾耳顺的老人，本就是对正常人性的一种抹杀，是对正常的生理需求的扭曲，从而导致得了钱财而失了青春的梁太太，为满足自己的情欲，填满心里的饥荒，在老丈夫去世之后不惜用一切手段引诱男性到家中纵欲。当天真美丽的侄女葛薇龙踏进香港姑妈梁太太的府第时，梁太太如获至宝，决心用她做实现自己欲望的诱饵，梁太太张开了物欲的大网，用壁橱里那“金翠辉煌”的衣服诱惑着年轻的葛薇龙，让她去勾引青年男子供自己享乐用，于是姑侄主仆共用一个男人的淫荡景象出现了：
“睇睇（丫环）走了，她如失左右手，一方面另起炉灶，用全力去训练薇龙，她费了一番心血，把薇龙捧得略微有些资格了，正在风头上，身价十倍的时候，乔琪乔又来坐享其成。这还不甘心，同时又顺手牵羊吊上了睨儿（丫环）。梁太太赔了夫人又折兵，身边出色人才，全被他一网打尽，如何不气？”
在梁太太的眼里，封建社会提倡的寡妇守节观和现代女性应有的洁身自爱的理念，已被她摈弃得一无所剩。她先是做了金钱的奴隶，现在又做了欲望的奴隶。正如张爱玲所言：
“正经女人虽然痛恨荡妇,其实若有机会扮个妖妇的角色的话,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
上述张爱玲笔下的四种女性形象，已构成了旧式婚姻的四个阶段，也构成了那个时代没落淑女的人生轨迹，即从待嫁到结婚——再到抓钱——再到改嫁——再到放纵的人生四部曲，同时也构画出了一条择婿、依夫、弃夫、再嫁、荒淫的女性心灵历程。张爱玲说过：“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而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因为处于乱世之中的社会原因，她们经历的情感就更加的不平静、不完美、不能善始善终，这些人物或因家庭的变故，或因封建礼教的重压、或因某种道德的困扼，其感情生活往往以悲剧或类悲剧收场，但归根结底，女性若没有对其依赖性、自卑感等心理痼疾的深刻反省,对“自信、自尊、自立、自强”的新观念的确认与重新建构，是难以改造自身生活质量、提升自我生命价值的，而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最缺乏的正是这一气质。因此，张爱玲借小说中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展露出一个没落时代女性的心理痼疾，从而达到关照女权尊严、解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威压之客观效果，更能达到提升女性本体意识的社会学目的。
参考文献：
[1] 水晶：《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
[2] 李大钊：《现代女权运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 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张爱玲的文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
[4] 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前言》，三联书店，1995年版。
[5] 王岳川：《中国镜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毕静枝，女，1966—，河南获嘉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工作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