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徐家没有孬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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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徐子建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在《父亲的军装》出版前,徐子建在媒体上的身份经常是“徐静蕾的父亲”;《父亲的军装》出版后,他希望再加上一个新的身份——“抗日老兵徐成沄的儿子”。
  今年103岁的徐成沄,在2015年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金质纪念奖章。他在抗日战场上的立功记录,曾经尘封在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近70年,直到徐子建将它找到。
2019年7月出版的《父亲的军装》。

  今年8月,《环球人物》记者在徐子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家中采访了他。会客室不大,三面都是书架,其中一个架子上摆放着现代京剧《红灯记》的主演浩亮、刘长瑜的签名剧照。在《父亲的军装》中,徐子建追溯了家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记录了自己的父亲是如何从抗日战争与侵略者作战的硝烟中,走向解放战争与劳苦大众站在一起的人生经历。

男人血,女人泪,儿童们的苦难


  我们徐家的祖籍是湖北汉阳。听上辈人说,1870年,我的祖父徐方兴离开家乡,只身来到湖南湘潭,开始经营一些产业,后来成了英国怡和船运公司的买办。在我父亲徐成沄13岁时,祖父去世,家道开始中落。为了谋生,父亲学了中医,之后应征入伍,又进了军医研究班深造。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火线毕业”,成为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192师的军医,开始了抗战生涯。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父亲所在的192师1120团被改编为28军63师377团,父亲担任团军医主任兼卫生队长。淞沪会战极其惨烈,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连日军都称之为“血肉磨坊”。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的陈诚曾说:“只要能够完成任务,全军打光打尽也在所不惜!”
  然而,中国人虽多,装备却远远落后于日军,又没有空中优势,因此伤亡惨重。陈诚曾总结说,中国军队失利的最大原因就是装备太差,“人海战术毕竟难敌火海战术”。
  父亲在战争中也经历了尸山血海的洗礼。他告诉我,中国士兵的伤亡大多是被日军炮火击中的,被枪打中的是少数。有些伤员抬到急救室,七窍流血,但全身见不到伤痕,有经验的老兵说,这是被大炮震死的。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我找到了当年63师的《战斗详报》,其中有“烟尘蔽日,弹片如雨”的记载。据父亲回忆,当时初上战场,没见过如此猛烈的炮火,人的生命像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悬在半空,随时就能被一块弹片终结。一个新兵被炸昏了头,坐在壕沟里发愣,连长跑过去大骂:“起来!越怕死越死得快!”另一个新兵抱着头一直哆嗦,连长一把揪起来:“你不杀鬼子,鬼子就杀你!”
  很快,日军端着刺刀冲到了阵前,中国士兵也拿起刺刀冲了出去,双方短兵相接、杀声震天。父亲在远处的壕沟里救治伤员,看到中国士兵跟敌人肉搏时用枪托打、用手榴弹砸……战斗结束后,父亲陪同一营营长龙鹏看望伤员,一名双脚被炸断的老兵已经昏迷,口里还一直念叨“我要回去种田了”;一名士兵只有15岁,肉搏战中被敌人砍断了右臂,他含着眼泪问父亲:“长官,你看我的手还能接上吗?”父亲心情非常沉重,“这些农家子弟为保卫国家走上战场,流血牺牲,没有一个临阵逃脱的孬种”。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父亲在战场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母亲在经历了长沙大火后千里大逃亡,我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夭折在颠沛流离的路上。所以我才在书里写道:“战争是男人的血,女人的泪,儿童们的苦难。”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期间,朝中国军队阵地猛攻的日军。

  因为政治环境的关系,父亲早年绝口不提自己的抗战经历。后来环境变了,我让他讲一讲,他的脸往下一沉,说:“国民党是消极抗日。”我说:“你看看中央领导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你的观念要变一变啦。”
  父亲听了我的话后,还专门买了一本中国社科院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看完后对我说:“抗战的事我可以说了!”

因“民心所向”加入解放军


  因为我们家族里出了不少抗日军人,他们有些去了台湾,所以写书过程中我还去台湾考察过,向那边的亲戚询问当年的情况,他们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大溃败。用我一位堂姐夫的话说就是“寸步难行”。国民党的军队打日本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到了跟解放军打仗时,更是一战即溃。在堂姐夫看来,原因就是“老百姓都向着共产党”。
  1946年9月,父亲在解放战争期间打的第一仗就被俘虏了。当时几个解放军战士将他围住,喊的一句话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父亲战战兢兢地说自己是军医,没有枪。解放军战士的态度马上缓和下来,领头的年轻军官放下枪,拉着父亲的手,一边走一边做起了宣传工作:“到我们这边来干吧,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跟着国民党反动派没有出路。”走了一大段路后,他告诉父亲自己18岁,之前是班长,在火线上刚刚提拔成排长。这是父亲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军队,这位年轻排长的态度和话语,令他至今难忘。
  被俘期间,父亲没有和其他俘虏关在一起,而是被安排与中原野战军民运部的穰明德部长住一套房子。穰部长比父亲大几岁,人很随和,让父亲参加解放军的事也只提了一次,便再没有提起。   开饭时,父亲和穰部长一起吃,有时炒两个鸡蛋,有时会有些肉片。负责送饭的炊事班长姓朱,是个老八路。熟悉之后,父亲对他说:“你们长官的伙食不错,每餐都有肉有蛋的。”老朱笑了笑:“首长是沾了你的光,按规定平常每周只能打两次牙祭。”父亲又问他,八路军抓不抓壮丁?老朱说:“八路军不兴抓壮丁。穷人要翻身,大家要抗日,都是自愿参加八路军的。”
  穰部长告诉父亲,在解放军里,伙夫叫炊事员,勤务兵叫警卫员,军官叫指挥员,这是刘伯承司令员早年从苏联回来后确定的称呼,体现了革命军队人人平等。而且,刘邓首长住的地方离他们的住处不过几百米。
  在那里,父亲还见到了数不清的、自愿来的“支前民工”——有肩挑手提送水送饭的,有推车送粮、送弹药的,有抬担架运送伤员的,有帮忙押解俘虏的……父亲想到国民党军队的民夫,或是强行抓来,或是花钱雇用,不管干什么都要派兵看管;连打带骂是家常便饭,逃跑的事也时有发生。
徐成沄(中)百岁时与徐子建和徐静蕾的合影。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位张副政委来见父亲。他也是湖南人,在询问了父亲的经历后说:“我们打江山,就是为解放全中国的老百姓。”见面后,穰部长告诉父亲,这位张副政委就是晋冀鲁豫军区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父亲一惊,心想这可是相当于国民党军队里顾祝同那样级别的高级将领啊,竟如此平易近人。
  两军的对比、人心的向背,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父亲。最终,他选择了留在共产党军队里,继续做军医,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12月,父亲被任命为重庆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兼医政科长。

八年磨一“剑”


  写《父亲的军装》之前,我从没有写过文学作品。我一辈子都跟工厂打交道,一开始在国营企业上班,30多年前就下海了。不过,我一直保持着阅读习惯,各种各样的书看了不少。
  10年前,我有了写一下家族历史的想法,真正动笔是2011年。当时我觉得自己写的东西还可以,结果第一篇文章在我姑娘(徐静蕾)那里就没通过,她说“这不行,跟学生作文似的”。为了提高水平,我参加了北京市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这是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主办的,有专业的老师、作家给学员上课。
  那段时间,我经常拉着组织这个研修班的作家杜芳伦老师一起吃饭。他边吃邊讲,我边吃边听。他说的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文学创作是一条艰难的朝圣之路。”就是说,你得下苦功,得有朝圣的精神才能见到“真佛”。
  这样培训3个月后,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土匪进家门》。这是我小时候的真事儿。还是先过我闺女这一关,她说:“哎,这篇还不错。”我又给杜老师看,他说:“写得像换了一个人。”我问他:“怎么在您这儿才3个月,我就开窍了?”杜老师说:“你是有基础的,在我这儿听课被激发出来了。”前前后后,我在研修班学习了3年,受益良多。
  我闺女说我是那种特别认真的人,一辈子都是。在国有企业工作时,我是车间主任,手下管着几百人,工业生产一点也错不得;下海后做生意,合同写错一句话就完了,图纸看错一个数字也完了,所以养成了认真的习惯。
  《父亲的军装》成稿不到18万字,却写了将近8年,家里的小客厅改成了书房,传记、回忆录、战争书籍买了一大堆。这些年,我不断给老父亲打电话,询问战争时期的事。他虽年过百岁,很多人的姓名、重要的电报文稿却张口就能说出来。为了核实,我不断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当年的文字记录,还走访了不少战场遗址、从当地老乡那里搜集口述史料。
  辛苦是辛苦,但有意义。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的上两辈人见证了中华民族百年的深重灾难。在日寇铁蹄践踏国土时,徐氏家族11人参加抗战,这本书记录了这段历史,既是对民族苦难经历的一种记录,也是对先辈事迹的永恒纪念。

徐静蕾眼中的爷爷和爸爸


  《环球人物》:你第一次见到爷爷是多大?印象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徐静蕾:具体多大我不太记得了,比较有印象的是小学快毕业的时候,他总笑眯眯的、很和气,一看就很爱玩儿,所有话都是笑着说的,很有亲和力。有一类人,你只要和他说几句话就会喜欢他,我爷爷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人。
  《环球人物》:与父亲最初的文笔相比,你怎么评价《父亲的军装》?
  徐静蕾:他开始写的确实和现在感觉都已经不是同一个作者了。开始的时候比较爱用“大词”,我也就是稍微地、很婉转地提醒了一下吧,毕竟他是我爸,我哪儿敢多说什么,哈哈。主要还是他自己的努力、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这些真的很令人尊重。
  现在的成品文笔算是很平实,细节非常丰富,他认真地找了很多资料来确认当时的一些事情,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对这些事件的描述本身就应该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环球人物》:在父亲写书过程中,你有没有提供一些帮助?他遇到挫折时,对你诉过苦吗?
  徐静蕾:我帮他查过一些国民党的老资料,我都看晕了。他写作过程中会有瓶颈,中间我也说过要不要找个人,他口述、别人帮他写,但是后来试了一下还是算了,毕竟还是自己写最是自己的风格。
  诉苦倒没有过,他是那种不会轻言放弃的人,好像没有什么挫折可以打败他,这方面,简直是我偶像……写作对他来说虽然是挺累的,但好像不能算“苦”。他疲劳的时候,我会劝他先休息休息,他其实很快又开始继续写了。
  《环球人物》:与早年相比,父亲在你心中的形象有没有变化?如果用几句话简单描述他,你会怎样描述?
  徐静蕾:最大的变化是他的脾气比原来好太多了,可能是年龄的原因,也可能是后来焦虑的事情比较少了。几句话描述……我觉得他很坚韧不拔,也可以说“鸡血满满”,哈哈。他的人生总是有目标,总是能让自己很充实,无论是学习、工作、打球还是写作。
  《环球人物》:《父亲的军装》追溯了徐家几代人的历史,尤其是抗战期间的经历,你之前对这些家族史有了解吗?看到这些内容时,有怎样的感想?
  徐静蕾:之前有比较简单的了解。我很喜欢看这种题材的书,觉得一代代的人经历了自己的人生,有的成了别人笔下的人物,有的已经被遗忘……他们有各自的悲痛和喜悦、精彩和无奈,功过也很难一概而论,一言难尽……
  《环球人物》:如果条件允许,你会不会创作此类题材的电影?
  徐静蕾:我感觉自己拍不了这样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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