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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是远古百越的南越支系。大约在中原殷周之际，黎族先民就已经劳动生息在海南岛上，并且遍布全岛。黎族纺织的历史非常悠久，其“广幅布”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载入史册。黎族妇女用彩线挈花织成的黎锦，自古享有“机杼精工，百卉千华”的盛誉。元初女纺织家黄道婆，在流寓海南的30多年中，虚心地向黎族人民学习先进的纺织技术。13世纪90年代，黄道婆回到家乡松江乌泥泾镇（今上海华泾），引进了黎族的纺织工具加以改进，制成了弹、纺、织等一整套生产工具，广泛传授黎族妇女织造黎锦、龙被时发明的非常别致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中国历史博物馆里立有黄道婆的塑像，以纪念这位在中国纺织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女科学家。
海南黎族龙被的渊源考溯
海南黎族龙被是黎锦的精华，是纺、织、染、绣四大工艺中难度最大、文化品位最高的织锦美术工艺品。
海南黎族的纺织品大多以棉花为料品，通称“织贝”。各种史籍记述中的黎锦、黎单、旨花布、五斑布、白布、按搭、食单、龙被等等，都是在织贝的基础上发展的棉纺织品。据《尚书·禹贡》所记：“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汉书》也称，在珠崖：“男子耕农，种禾稻麻，女子桑蚕织绩。”各种史籍中关于织贝的记述很多，评价也很高。
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平服南越后，在海南岛开设珠崖、儋耳两郡。珠崖郡下领潭都、玳瑁（相当于今之海口市琼山区）、苟中（今澄迈县）、紫贝（今文昌市）、临振（今三亚市）五县；儋耳郡下领九龙（今东方市）、至来（今昌江县）、儋耳（今儋州市）三县。汉朝在海南岛设郡县，标志着封建政治势力开始进入海南，海南有名的纺织品，也开始成为朝廷的贡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还说儋耳“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可见距今2000多年前的黎族织贝已经堪称卓然不群的织品，所以朝廷和地方官都加剧了征调和搜刮，黎族同胞不堪其苦，被迫造反，杀了横征暴敛的郡守，也中断了织贝的岁贡。
黎族龙被产生于东汉明帝时代，是汉朝中兴的产物。《黄通志》载：“东汉光武帝十九年癸卯（43年），马援平定交趾，往来南海，抚定珠崖，调立城郭，置井邑。时珠崖慕义来归，复置珠崖县，属合浦郡，而省朱卢县。”海南虽然撤郡而归属合浦郡，但海南和朝廷的关系却因朝廷抚定措施的得力而更加密切起来。《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十七年（74年），儋耳“慕义贡献”。这样，黎族织贝又重新成为贡品。“黎锦光辉艳若云”，人见人爱，正是由于朝廷对黎族织贝的重视和对黎族纺织工艺的垂青，黎族同胞又从强烈拒征织贝转为“慕义贡献”，促使黎族龙被应运而生，脱颖而出，成为黎族织贝中的奇葩。
当然，深层次的原因是汉明帝吸取王莽篡汉的教训，高度重视政治文化的作用。他是光武帝的儿子，继位之后，继续推行刘秀“柔道治国”的策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东汉出现了天下太平、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的政治局面。同时，他大力推动文化建设，除了突出儒教的尊崇地位之外，也十分注重佛教，尤其倡导具有鲜明统治阶级意识的龙文化。龙是汉朝皇权的象征，秦灭汉兴之始，汉高祖刘邦认为他代表火德兴邦，自称为赤龙转世。汉朝宫廷的建筑物上，皇家的服饰上、器具上，到处都有龙的形象。汉明帝则开设画院，广召著名画师、艺匠和纺织良工，专为皇室设计制作各种雕绘龙章龙纹的建筑和用品。由于有纺织工参与宫廷画院的设计，龙的形象开始出现在黎族岁贡的织贝上，龙被艺术也开始出现。这种“天上取样人间织”的龙被，经过心灵手巧的黎家妇女的精心织绣，龙的形象格外生动传神，成为艺术史上的一大创举。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推陈出新，龙被越发精彩纷呈，美不胜收。龙被的开幅，也发展为有单幅、双联幅、三联幅、四联幅和五联幅等不同幅式，适应了各种不同的使用场合。魏景初二年（238年），魏明帝送给日本卑弥呼女王的礼物中，有绛地蛟龙锦、粟锦、茜绛、绀青、绀地句文锦、细斑华等，在这些锦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大蛟龙、小蛟龙、凤凰及朱雀图案。南北朝则从以龙、凤为主体的图案渐渐向生动灵巧及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演变，有大象、狮、孔雀、鸳鸯、莲荷、牡丹、海棠等动植物图案，并且体现了佛教艺术的影响。盛唐以后，龙被图案千变万化，而以吉祥鸟兽成双成对花团锦簇的龙被最为流行。
海南黎族龙被的文化内涵
龙作为天子权威的象征，其形象在很古时代就被描绘在华夏的王者旗帜上。《诗·周颂·载见》云：“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阳阳，和铃中央。”《礼记·乐记》也说：“龙旗九旒，天子之旌也。”而与天子权力相关的一切，也都被冠以龙名、饰以龙章，比如龙体、龙颜、龙冠、龙服、龙座、龙衮等等。黎族龙被作为贡品，也是宣示天子独尊地位的饰物，只有宫廷才能使用。后来，龙被可以当作国礼馈赠外邦显扬上国天威，可以奖赏大臣以示恩宠，题材越来越广泛，图纹越来越多姿多彩。除了双龙戏珠、龙凤呈祥、鱼跃龙门外，还有双凤朝阳、双狮戏球、麒麟吐书、福禄寿三星高照、儒道佛三教图景、鹤鹿同春、金鸡唱晓、喜鹊登枝、竹报平安等等。这样，黎族龙被就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黎族龙被生动地体现了龙的精神。
离开了中国传统的政治话语体系，龙就是中华民族发祥和肇端的象征。中华人文祖先伏羲氏，以龙为民族标志，堪称中华祖龙。伏羲、炎帝、蚩尤、黄帝，皆为龙族。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指出，龙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狗的爪，鱼的麟和须”。因而龙是一个本来不存在的各种动物的混合体。龙的造型，表明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以蛇为图腾的远古华夏民族、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逐渐形成华夏大民族。它的图腾也兼取了被融合、吞并了的其他氏族、部落的图腾，最后拼合为一种虚拟的综合性神灵，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龙。龙上可腾云驾雾，下可遁地入海，变幻莫测，气象万千，不可战胜。黎族龙被上的龙，千姿百态，矫健无比，活灵活现地折射出龙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精神，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可估量的创造力。
二、黎族龙被展示了独具一格的中华文明。
黎族龙被图案绚丽，色彩斑斓，耐人品赏，堪称稀世珍品。其物化象征手法包括符号象征、物事象征和仪式象征三大类。所谓符号象征，是指龙的图案本身就是中国封建皇权的象征，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所有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所谓物事象征，就是借助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来表达某种意象，寄托着我国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所谓仪式象征，是指民俗文化在龙被中的广泛运用，其主要功能是表示对神仙的崇拜，对人的敬重、友好、祝愿，显示了理想美和人情美。黎族龙被中的符号、物事、仪式等有形无形的构成因素，都是具有中华民族特定内涵的文化符号。
海南黎族龙被的民族性，还突出地表现在龙被艺术的汉字装饰方面。龙被从早期开始就伴有汉字出现，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标名孝古，潺架鹊桥”、“天降麟麟子，今朝在我家”、“双凤朝阳”、“福、禄、寿、祠、禧”等等，这是最典型的民族特色。明代龙被《福禄寿三星图》中，汉字上绣有祥云，衬以五彩飘带和八宝图纹，“福、禄、寿”犹如从天空缓缓降临人间。这种具有鲜明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黎族龙被，令人叹为观止。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博物馆或图书馆都视之为文化瑰宝加以珍藏。1931年至1934年，德国还有学者到海南白沙县等黎族地区走村串寨，搜寻收购黎被，带回国内收藏。
三、黎族龙被张扬万物和谐的生态观。
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天人相类”，要求自称真龙天子的帝王也必须法天行道，顺天应人，以求天人的和谐统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就是“万物一体”。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王守仁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理念，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整体，提倡“民胞物与”，要求自然社会与人和谐发展。这种理念是中国古代确立有机整体的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内涵。中华民族传统的生态文明观突出地反映在黎族龙被中。从汉代肇始的龙被起，不论什么开幅什么图案的龙被，龙与龙、龙与凤、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界中所有动植物之间，都处于和谐统一之中，天地万物“莫不实有以亲之”而各得其所，成为相依相亲相谐的生态图景。
四、黎族龙被表现了黎族同胞非凡的智慧和才情。
龙被是黎族妇女聪明才智和呕心沥血的结晶。黎家姑娘从13岁开始就要学习纺织，不少黎族妇女整个一生就是年复一年地织绣龙被，不休不止地探索龙被艺术。黄道婆对我国纺织业的贡献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对黎族纺纱和织布的工具加以改革和创新，制造出更新的“捍、弹纺织工具”，大大提高了棉花去籽和弹花的功效；二是她采用新的技术织造被、褥、带、等织品，使织品能织出折枝花卉、团凤、棋局、字样、云雾、花草等各种图案花纹。这两个方面的工艺，都来自于黎族龙被织绣工艺。黄道婆善于向黎族妇女学习，也善于总结经验，所以能够建立“衣被神州”的丰功伟绩。
海南黎族龙被的意蕴嬗变
龙被要织绣龙的形象，其意旨是封建帝王要宣扬真龙天子的神威。而与真龙天子相适应的，便是政治的宗法等级制度。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金祠白帝，龙祚水德。祥应陈宝，妖除丰特”（《史记·秦本纪·索隐述赞》）。自此，龙始为皇帝所独专。汉高祖刘邦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史记·高祖本纪》）。连司马迁也相信刘邦是真龙天子转世，可见经过封建王朝的大力宣扬，“君权神授”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
龙被以龙为主，但织绣凤也是应有之义，因为在龙成为帝王政治权威象征之时，凤则成了后妃权势的象征，“龙凤呈祥”也成为太平盛世的标志，更何况凤也可以象征皇帝权势，例如皇帝的车驾就叫“凤车”或“凤辇”。龙的种类也很多，不同的龙，具体意义有区别，分属不同的龙氏。炎帝因感神龙而生，又得火德，属赤龙氏。黄帝得土德，属黄龙氏。属于伏羲氏系统的还有长龙氏、降龙氏、潜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飞龙氏。中国龙的变格形式分作夔龙、应龙和黄龙。海南黎族龙被产生于汉朝，因此龙被中的龙主要属于应龙和黄龙。
汉至唐属于应龙时期。汉代龙被出现的龙是应龙，应龙的形体学特征，就是在文化本体龙的基体上添加双翼，翼从前肢伸出，爪三、四、五不等，头大长角，口裂露齿，身体细长，状如四足撑起的爬虫走兽。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手稿陈列室中的《龙马跃出黄河图》龙被，龙身长翼，造型大方，粗犷奔放，表现了三对龙马在许多吉祥动植物陪衬下腾挪起飞的动态，是龙马精神的写真。
宋至清属于黄龙时期。黄龙的形体学特征，是巨头上长双鹿角，额大，喙长，钝吻略卷，长两须，口缝波状，门齿侧生獠牙，下颏有须，耳鬓有鬣，龙背锯齿状，龙尾箕裂，巨蟒之身，通体披鳞，腹有节，肘、臀处生火焰纹，四足，四爪或五爪。从元朝起，正黄色五爪龙被定为皇帝的徽号，任何人均不得越制。宋元时期，龙的形态普遍雄健凶猛，而黎族妇女织绣在龙被上的龙则威而不怒，富有变化。明代龙被堪称华美富丽。《黄龙升天图》中，祥云氤氲，黄龙麟光闪闪，一飞冲天，势不可挡。《苍龙教子图》则富有人情味，让人感受到龙可亲可爱的一面。
在明清两朝，龙被最突出的变化就是没有龙的龙被大量出现。许多龙被图案中代龙而起的是民间喜闻乐见的福、禄、寿星和其他神仙、人物、动植物吉祥图形，民族特色更加浓郁。龙被中的其他纹饰则有水波纹、藻条纹、彩虹纹、云雾纹、几何图案纹、星月圆点纹、花卉纹、草木纹、蛙纹、虫纹等，多至120多种。没有龙章龙纹的龙被也就没有龙的忌讳，龙被于是“飞入寻常百姓家”。而随着清朝的灭亡，龙再也不是封建帝王权威的象征，龙被作为朝廷贡品的历史也结束了，不论有龙无龙的龙被，都能够在民间广泛地使用。一是用于宗教活动，如祭祖、祈雨、拜神等；二是用于喜事活动，如婚礼、祝寿、盖房等；三是用于白事活动，如法事、盖棺、葬礼等。
“文化大革命”时期，黎族龙被被当作最典型的“四旧”大毒品，黎族同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使少量龙被幸存下来。《龙被艺术》的编著者蔡于良先生历尽艰辛，倾其所有，花了几十年时间搜集到龙被近百幅，对这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做了令人敬佩的抢救保护工作。
龙被从发轫起在很长时间内就是朝廷贡品，工艺上要求甚高，黎族妇女在长期织绣中又不断精益求精，因此客观上促进了织造工艺技术的发展提高，并且得到普遍推广，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纺织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海南省行政学院）
海南黎族龙被的渊源考溯
海南黎族龙被是黎锦的精华，是纺、织、染、绣四大工艺中难度最大、文化品位最高的织锦美术工艺品。
海南黎族的纺织品大多以棉花为料品，通称“织贝”。各种史籍记述中的黎锦、黎单、旨花布、五斑布、白布、按搭、食单、龙被等等，都是在织贝的基础上发展的棉纺织品。据《尚书·禹贡》所记：“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汉书》也称，在珠崖：“男子耕农，种禾稻麻，女子桑蚕织绩。”各种史籍中关于织贝的记述很多，评价也很高。
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平服南越后，在海南岛开设珠崖、儋耳两郡。珠崖郡下领潭都、玳瑁（相当于今之海口市琼山区）、苟中（今澄迈县）、紫贝（今文昌市）、临振（今三亚市）五县；儋耳郡下领九龙（今东方市）、至来（今昌江县）、儋耳（今儋州市）三县。汉朝在海南岛设郡县，标志着封建政治势力开始进入海南，海南有名的纺织品，也开始成为朝廷的贡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还说儋耳“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可见距今2000多年前的黎族织贝已经堪称卓然不群的织品，所以朝廷和地方官都加剧了征调和搜刮，黎族同胞不堪其苦，被迫造反，杀了横征暴敛的郡守，也中断了织贝的岁贡。
黎族龙被产生于东汉明帝时代，是汉朝中兴的产物。《黄通志》载：“东汉光武帝十九年癸卯（43年），马援平定交趾，往来南海，抚定珠崖，调立城郭，置井邑。时珠崖慕义来归，复置珠崖县，属合浦郡，而省朱卢县。”海南虽然撤郡而归属合浦郡，但海南和朝廷的关系却因朝廷抚定措施的得力而更加密切起来。《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十七年（74年），儋耳“慕义贡献”。这样，黎族织贝又重新成为贡品。“黎锦光辉艳若云”，人见人爱，正是由于朝廷对黎族织贝的重视和对黎族纺织工艺的垂青，黎族同胞又从强烈拒征织贝转为“慕义贡献”，促使黎族龙被应运而生，脱颖而出，成为黎族织贝中的奇葩。
当然，深层次的原因是汉明帝吸取王莽篡汉的教训，高度重视政治文化的作用。他是光武帝的儿子，继位之后，继续推行刘秀“柔道治国”的策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东汉出现了天下太平、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的政治局面。同时，他大力推动文化建设，除了突出儒教的尊崇地位之外，也十分注重佛教，尤其倡导具有鲜明统治阶级意识的龙文化。龙是汉朝皇权的象征，秦灭汉兴之始，汉高祖刘邦认为他代表火德兴邦，自称为赤龙转世。汉朝宫廷的建筑物上，皇家的服饰上、器具上，到处都有龙的形象。汉明帝则开设画院，广召著名画师、艺匠和纺织良工，专为皇室设计制作各种雕绘龙章龙纹的建筑和用品。由于有纺织工参与宫廷画院的设计，龙的形象开始出现在黎族岁贡的织贝上，龙被艺术也开始出现。这种“天上取样人间织”的龙被，经过心灵手巧的黎家妇女的精心织绣，龙的形象格外生动传神，成为艺术史上的一大创举。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推陈出新，龙被越发精彩纷呈，美不胜收。龙被的开幅，也发展为有单幅、双联幅、三联幅、四联幅和五联幅等不同幅式，适应了各种不同的使用场合。魏景初二年（238年），魏明帝送给日本卑弥呼女王的礼物中，有绛地蛟龙锦、粟锦、茜绛、绀青、绀地句文锦、细斑华等，在这些锦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大蛟龙、小蛟龙、凤凰及朱雀图案。南北朝则从以龙、凤为主体的图案渐渐向生动灵巧及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演变，有大象、狮、孔雀、鸳鸯、莲荷、牡丹、海棠等动植物图案，并且体现了佛教艺术的影响。盛唐以后，龙被图案千变万化，而以吉祥鸟兽成双成对花团锦簇的龙被最为流行。
海南黎族龙被的文化内涵
龙作为天子权威的象征，其形象在很古时代就被描绘在华夏的王者旗帜上。《诗·周颂·载见》云：“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阳阳，和铃中央。”《礼记·乐记》也说：“龙旗九旒，天子之旌也。”而与天子权力相关的一切，也都被冠以龙名、饰以龙章，比如龙体、龙颜、龙冠、龙服、龙座、龙衮等等。黎族龙被作为贡品，也是宣示天子独尊地位的饰物，只有宫廷才能使用。后来，龙被可以当作国礼馈赠外邦显扬上国天威，可以奖赏大臣以示恩宠，题材越来越广泛，图纹越来越多姿多彩。除了双龙戏珠、龙凤呈祥、鱼跃龙门外，还有双凤朝阳、双狮戏球、麒麟吐书、福禄寿三星高照、儒道佛三教图景、鹤鹿同春、金鸡唱晓、喜鹊登枝、竹报平安等等。这样，黎族龙被就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黎族龙被生动地体现了龙的精神。
离开了中国传统的政治话语体系，龙就是中华民族发祥和肇端的象征。中华人文祖先伏羲氏，以龙为民族标志，堪称中华祖龙。伏羲、炎帝、蚩尤、黄帝，皆为龙族。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指出，龙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狗的爪，鱼的麟和须”。因而龙是一个本来不存在的各种动物的混合体。龙的造型，表明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以蛇为图腾的远古华夏民族、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逐渐形成华夏大民族。它的图腾也兼取了被融合、吞并了的其他氏族、部落的图腾，最后拼合为一种虚拟的综合性神灵，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龙。龙上可腾云驾雾，下可遁地入海，变幻莫测，气象万千，不可战胜。黎族龙被上的龙，千姿百态，矫健无比，活灵活现地折射出龙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精神，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可估量的创造力。
二、黎族龙被展示了独具一格的中华文明。
黎族龙被图案绚丽，色彩斑斓，耐人品赏，堪称稀世珍品。其物化象征手法包括符号象征、物事象征和仪式象征三大类。所谓符号象征，是指龙的图案本身就是中国封建皇权的象征，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所有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所谓物事象征，就是借助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来表达某种意象，寄托着我国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所谓仪式象征，是指民俗文化在龙被中的广泛运用，其主要功能是表示对神仙的崇拜，对人的敬重、友好、祝愿，显示了理想美和人情美。黎族龙被中的符号、物事、仪式等有形无形的构成因素，都是具有中华民族特定内涵的文化符号。
海南黎族龙被的民族性，还突出地表现在龙被艺术的汉字装饰方面。龙被从早期开始就伴有汉字出现，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标名孝古，潺架鹊桥”、“天降麟麟子，今朝在我家”、“双凤朝阳”、“福、禄、寿、祠、禧”等等，这是最典型的民族特色。明代龙被《福禄寿三星图》中，汉字上绣有祥云，衬以五彩飘带和八宝图纹，“福、禄、寿”犹如从天空缓缓降临人间。这种具有鲜明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黎族龙被，令人叹为观止。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博物馆或图书馆都视之为文化瑰宝加以珍藏。1931年至1934年，德国还有学者到海南白沙县等黎族地区走村串寨，搜寻收购黎被，带回国内收藏。
三、黎族龙被张扬万物和谐的生态观。
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天人相类”，要求自称真龙天子的帝王也必须法天行道，顺天应人，以求天人的和谐统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就是“万物一体”。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王守仁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理念，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整体，提倡“民胞物与”，要求自然社会与人和谐发展。这种理念是中国古代确立有机整体的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内涵。中华民族传统的生态文明观突出地反映在黎族龙被中。从汉代肇始的龙被起，不论什么开幅什么图案的龙被，龙与龙、龙与凤、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界中所有动植物之间，都处于和谐统一之中，天地万物“莫不实有以亲之”而各得其所，成为相依相亲相谐的生态图景。
四、黎族龙被表现了黎族同胞非凡的智慧和才情。
龙被是黎族妇女聪明才智和呕心沥血的结晶。黎家姑娘从13岁开始就要学习纺织，不少黎族妇女整个一生就是年复一年地织绣龙被，不休不止地探索龙被艺术。黄道婆对我国纺织业的贡献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对黎族纺纱和织布的工具加以改革和创新，制造出更新的“捍、弹纺织工具”，大大提高了棉花去籽和弹花的功效；二是她采用新的技术织造被、褥、带、等织品，使织品能织出折枝花卉、团凤、棋局、字样、云雾、花草等各种图案花纹。这两个方面的工艺，都来自于黎族龙被织绣工艺。黄道婆善于向黎族妇女学习，也善于总结经验，所以能够建立“衣被神州”的丰功伟绩。
海南黎族龙被的意蕴嬗变
龙被要织绣龙的形象，其意旨是封建帝王要宣扬真龙天子的神威。而与真龙天子相适应的，便是政治的宗法等级制度。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金祠白帝，龙祚水德。祥应陈宝，妖除丰特”（《史记·秦本纪·索隐述赞》）。自此，龙始为皇帝所独专。汉高祖刘邦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史记·高祖本纪》）。连司马迁也相信刘邦是真龙天子转世，可见经过封建王朝的大力宣扬，“君权神授”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
龙被以龙为主，但织绣凤也是应有之义，因为在龙成为帝王政治权威象征之时，凤则成了后妃权势的象征，“龙凤呈祥”也成为太平盛世的标志，更何况凤也可以象征皇帝权势，例如皇帝的车驾就叫“凤车”或“凤辇”。龙的种类也很多，不同的龙，具体意义有区别，分属不同的龙氏。炎帝因感神龙而生，又得火德，属赤龙氏。黄帝得土德，属黄龙氏。属于伏羲氏系统的还有长龙氏、降龙氏、潜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飞龙氏。中国龙的变格形式分作夔龙、应龙和黄龙。海南黎族龙被产生于汉朝，因此龙被中的龙主要属于应龙和黄龙。
汉至唐属于应龙时期。汉代龙被出现的龙是应龙，应龙的形体学特征，就是在文化本体龙的基体上添加双翼，翼从前肢伸出，爪三、四、五不等，头大长角，口裂露齿，身体细长，状如四足撑起的爬虫走兽。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手稿陈列室中的《龙马跃出黄河图》龙被，龙身长翼，造型大方，粗犷奔放，表现了三对龙马在许多吉祥动植物陪衬下腾挪起飞的动态，是龙马精神的写真。
宋至清属于黄龙时期。黄龙的形体学特征，是巨头上长双鹿角，额大，喙长，钝吻略卷，长两须，口缝波状，门齿侧生獠牙，下颏有须，耳鬓有鬣，龙背锯齿状，龙尾箕裂，巨蟒之身，通体披鳞，腹有节，肘、臀处生火焰纹，四足，四爪或五爪。从元朝起，正黄色五爪龙被定为皇帝的徽号，任何人均不得越制。宋元时期，龙的形态普遍雄健凶猛，而黎族妇女织绣在龙被上的龙则威而不怒，富有变化。明代龙被堪称华美富丽。《黄龙升天图》中，祥云氤氲，黄龙麟光闪闪，一飞冲天，势不可挡。《苍龙教子图》则富有人情味，让人感受到龙可亲可爱的一面。
在明清两朝，龙被最突出的变化就是没有龙的龙被大量出现。许多龙被图案中代龙而起的是民间喜闻乐见的福、禄、寿星和其他神仙、人物、动植物吉祥图形，民族特色更加浓郁。龙被中的其他纹饰则有水波纹、藻条纹、彩虹纹、云雾纹、几何图案纹、星月圆点纹、花卉纹、草木纹、蛙纹、虫纹等，多至120多种。没有龙章龙纹的龙被也就没有龙的忌讳，龙被于是“飞入寻常百姓家”。而随着清朝的灭亡，龙再也不是封建帝王权威的象征，龙被作为朝廷贡品的历史也结束了，不论有龙无龙的龙被，都能够在民间广泛地使用。一是用于宗教活动，如祭祖、祈雨、拜神等；二是用于喜事活动，如婚礼、祝寿、盖房等；三是用于白事活动，如法事、盖棺、葬礼等。
“文化大革命”时期，黎族龙被被当作最典型的“四旧”大毒品，黎族同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使少量龙被幸存下来。《龙被艺术》的编著者蔡于良先生历尽艰辛，倾其所有，花了几十年时间搜集到龙被近百幅，对这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做了令人敬佩的抢救保护工作。
龙被从发轫起在很长时间内就是朝廷贡品，工艺上要求甚高，黎族妇女在长期织绣中又不断精益求精，因此客观上促进了织造工艺技术的发展提高，并且得到普遍推广，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纺织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海南省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