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的深秋，10月29日上午，著名作家从维熙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从维熙出生于1933年，河北玉田人，年轻时曾任教师，后任北京日报记者、编辑。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长篇小说《北国草》，长篇纪实文学《走向混沌》等。
　　对于文学，从维熙一生抱有热忱：“我必须把它写出来，对历史，对良心负责，也对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负责，让他们留下自己的声音。”
　　与巴金的不解之缘
　　《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从维熙的代表作之一，当时发表于《收获》。从维熙曾给《收获》撰文回忆，之所以选择将手稿寄给《收获》，是因为当时耳闻到巴金将主持《收获》复刊的工作。“我从青少年时代就熟读了巴老的《家》《春》《秋》等系列作品，在我潜在的感悟中，巴老在文坛中不是作家中追风之柳絮，而是一棵有文胆良知端庄的梧桐。
　　事后，从维熙得知，最终敢于拍板，让其最终发表的正是巴金。《收获》副总编钟红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后来在《文艺报》举行小说评奖时，这篇小说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从维熙的作品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作品的代表作，表达了面对挫折和正视历史的勇气。”钟红明说。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巴金诞辰55周年纪念日，上，从维熙曾来到上海的巴金故居参观，当场嚎啕大哭，可见他对巴金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作为不同时代的中国作家，巴金和从维熙都以真诚的心态来感染读者，他们的文字中都充满感情。巴老写了《随想录》，从维熙写了回忆录，他们面对历史，都有深深的反思。”
　　周立民认为，在《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之前，从维熙和巴金之间并无私交。“在巴金的主导下，《收获》曾发表许多有争议的作品，那一代青年作家和巴老都有文学上的交往，这就是文学精神的传承。在巴金的一生中，他一直在肯定青年作家的创作，甚至当他们遭受质疑和批判时，也会挺身而出为他们说话。如果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巴金就像当时文坛的一棵大树，很多青年作家都受到了庇护。”
　　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就在一个月前，巴金故居经过李辉先生的同意，拿到《大墙下的红玉兰》手稿，就在一天前刚印好了样书，准备送给病中的从维熙，没想到，没能赶上他的最后一面，“这是一生的遗憾。”
　　敢于表达的性情中人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子善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维熙是新时期文学起步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属于“伤痕文学”的一部分，“他的思想很开放，对港台的文学交流做出很大的贡献;同时，他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坚持文学就要反映生活，在写作中表达了真诚的感情。”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对澎湃新闻记者回忆，即便遇到挫折的从维熙，内心依旧很美。“在生活最困顿的时候，他也不忘给太太写情书，感动了很多人。”
　　“作为在新时期文学影响如此巨大的作家，从维熙是淡泊名利的。这几年他的社会活动非常少，我很欣賞他内心深处的清静，他的作品很沉重，但是文字很美。尽管叙述的是沉重的历史，但不是很阴暗，也不浑浊，能从历史的沉重中发掘一丝光亮，这对于当今的写作者来说，是对照和反思。”周立民表示。“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很有正义感，敢于承担也敢于表达。
　　《收获》主编程永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最近《收获》正在整理他所有发表的作品。“我从大学时开始看他的作品，在印象中，他的写作很诚恳，也不玩弄形式，用文学来表达内心真实的所思所想，用文字确立其在思想解放上的意义，对后来的文学发展，包括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产生了影响。
　　作家李辉在回忆性散文《我与老从》中提到，老从与他是忘年交。“他很愿意听我说，因为他知道我是爱护他的。有时候，他会给我打电话抱怨文章发不出来。我就劝他，跟着时代走，做有意义的事，没意思的事不做。”
　　“老从的好处就是能拿得起，放得下。他也是一位很幸运的作家，能写出很好的作品。”李辉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