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画这个东西，会的人很多，画得好的极少，画得好上加好的，可以说是少而又少，邢先生当然算是少而又少的。
　　丰子恺大师与邢振龄先生的画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画，他们别开了中国画的新天地。他们画出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但又是以小见大。画的是活的人生，活的社会，所以他们画的是历史，是历史的画，是与历史永存的。
　　“晨起舞墨夜读书，错将花甲当花季。”这是邢振龄先生写的诗，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邢振龄先生很勤奋：去年初，他在宏宝堂举办了“邢振龄孺子牛画展”；十月份又举办了《邢振龄人间情味水墨小品展》。两个展览的数百幅作品，世态万象，构思各异，韵味生动。参观者络绎不绝，展出的作品不到一周，全部被购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这是近年来北京琉璃厂未曾见到的景象。
　　邢先生的画有许多大人物都评论过，包括大诗人艾青、大作家汪曾祺等。艾青说：“读振龄的画，就像见到在阳光下沾着泥巴、蹒跚学步的农家娃，质朴，可爱。”艾青的话说得很是中肯，他告诉我们，邢先生的画离生活有多近，跟生活有多亲，阳光下的泥巴，农家娃的质朴、可爱，在邢先生的画笔下实在是生动极了。大作家汪曾祺评论邢先生：“是天生一双丹青手。”谁都知道汪曾祺是画中国画的高手，在字、画、文章等方面修养可谓深厚，通过他的评语我们知道了邢先生是大智慧的人，在画画方面有极高的天赋。画画这个东西，会的人很多，画得好的极少，画得好上加好的，可以说是少而又少，邢先生当然算是少而又少的。
　　说起我与邢振龄先生的相识，可谓是缘分加缘分。先是我们同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作品，他发表画作，我发表文章，我们虽然不相识，但是彼此应是相知的。我看到一幅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作，给人耳目一新，但不知这已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之作。世上无巧不成书，我们在琉璃厂的一个画店偶遇，一聊起来，双方才知原来在报上常看到其名的人就站在自己的面前，真是喜出望外。我眼前这位老者爽朗的笑声溢满整个屋子，给所有的人带来一股朝气。而后更巧的事情又发生了，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邢先生的画作又刊登在我的文章旁。说这是偶然也好，缘分也吧，真像是上天的安排。
　　我看了一些关于邢先生的文章，大家都把他说成是丰子恺式的风格，邢先生也同我说过，他确实是受丰子恺的影响。那么丰子恺是如何理解自己的画的呢?他认为，一是画的随意；二是源于生活。这两点邢先生确实与丰子恺先生有相近之处。所谓随意就是在不经意中经意，在不讲究处讲究，能达到此境界，才可谓天然雕成。观邢先生画画，是信笔由来，一点不做作，看去好像是不加思考，其实是胸有成竹。说到来源于生活，丰子恺有过一段文字：“我住在万丈红尘的上海，看见无数屋脊中浮出一只纸鸢来，恍悟春到人间，就作《都会之春》。看见楼窗里挂下一只篮来，就作《买粽子》。看见工厂职员散工归家，就作《星期六之夜》。看见白渡桥边白相人调笑苏州卖花女，就作《卖花女》。”当我们看到这些文字，再去观丰子恺的画，就能体会得更深入。邢先生也如此，他画一个小孩子给爷爷挠痒痒，画叫《搔痒图》，并附文字于旁：“小竹挠尺把长，怎及小手挠痒痒，我是爷爷痒痒挠，挠在爷爷心坎上。”画面上那位老爷爷开心的笑，跃然纸上。他画母子情，一位老母亲坐在板凳上望着墙上的表，时针指向离七点还很远。邢先生将此画取名叫《相约图》，并题字：“相约七点钟。听儿电话声。”让人体会母亲盼儿心切，一定不知看过多少次表了，生怕错过了儿子的电话。这些要是没有细心的观察和体会，是绝然画不出来；所以生活成就了邢振龄，给予了他的画的生命。
　　我不能不提到他给许多友人写的信札。他是一边写一边画，写什么内容就画什么内容，图文并茂。邢先生过去也从事文字工作，有很好的文字功底，漂亮的文字加上惟妙惟肖的画面，很有一番趣味。他给老外交部长李肇星写了一封信，信的起因是李部长送给他一本诗集，所以他回信道：“在卷首的自序开篇中我看到了您那位‘慈祥老成、博学多才’却是位妙龄姑娘的赵健老师，她将您作文要去作纪念，临终您那本‘充满稚气的小诗和别的作文陪着她在地下安眠……’读到此，我不禁潸然泪下，不由地联想起我的小学老师，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老师，在我离开山东老家来北京时，她向我要了四幅墨竹，其实都是半临摹的儿童画，谁知这不成立的画，老师却只是在每年的春节才拿出来挂。”写到此，邢先生画了一幅一个学生向老师递交作业的场面，其文其画，相得益彰，让人读后倍感亲切。
　　丰子恺大师与邢振龄先生的画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画，他们别开了中国画的新天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扩展了中国画的内容和画风，但又不失中国画的风采，他们这种对中国画的探索和创新是前无古人，他们画出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但又是以小见大，画的是活的人生，活的社会，所以他们画的是历史，是历史的画，是与历史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