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7日，京师警察总监致函溥仪内务府，称北京市地方长官“京兆尹”刘梦庚准备“借用圆明园故址内少许废旧山石，或酌给价值”，请内务府“可否之处，希即酌示”。
　　内务府居然当真了。溥仪的生父醇亲王载沣专门批示，称不能同意，因“该园太湖石应加意保存，碍难拨借”，并请警察总监薛子衍“婉言代答”。
　　可这是1922年，满族人已经失去了最后一点儿保护圆明园的能力，他们早该体会出这封信不过是假惺惺走个过场，给名义上的主人一个面子。
　　信中虽客气备至，但已决定“拟于内日派员起运。并已函至聂统领查照”。换句话说，就是开始拆运。文中所提“聂’统领”乃当日步军统领聂宪藩，是北洋政府责令保护圆明园遗址的，他本人一上任先从长春园拉了352大车太湖石，经他查照，结果如何可想而知了。
　　2年后，溥仪离开故宫。根据12年前的清帝逊位协议，圆明园被划入皇家财产为前朝皇家所有。随着末代皇帝的仓皇辞庙，它由驻扎在西苑的国民军接管，寻常人等也可以身临其境地遥想当年皇家的生活。
　　不过，即使在被称为“革命之都”的北京，这处后来被赋予重要意义的园林并没有为频繁的群众运动所重视。当然，也有文人志士以悲歌之态寄情于满目疮痍，并在外敌入侵时成为爱国宣传之载体。但它终于为大多人忽视和忘记，并失去了最后那些显示往日荣光的痕迹。
　　
　　北郊的石料厂
　　
　　北洋政府在这件事情上还真是言出必行。去函次日，刘梦庚就派人进园挑选太湖石，接着用大车60余辆、扛夫数十人没日没夜地拉运石料，首领太监、园户等人多番“婉言拦阻”而无效。内务府无奈，求助于当时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王也懒得料理，只假意应允，称“写信恐怕形诸笔端，诸多不便，准备面见婉商，请其勿再拉运”。
　　然而9月19日至24日6天之内，刘梦庚拉走长春园太湖石201车、绮春园青云片石104车。运石劳累，又歇了十几天，于10月6日重新开工，8天里拉走长春园太湖石422车。
　　圆明园最初毁于英法联军的“火劫”，但其时许多建筑还算完整，且山水花木依旧。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后，京城秩序大乱，土匪地痞及游散的八旗兵丁趁火打劫，在圆明园拆运木料、砍伐古树，大料作为木材，小料作为木炭，满园古树荡然无存，是为“木劫”。
　　然而，终使圆明园成为过眼烟云的还是民国时期持续不断的“石劫”。
　　在刘梦庚到圆明园大掠的时候，驻扎西苑附近的陆军13师、16师等部队已在过去3年间多次派人强行拆毁圆明园西大墙，北大墙、台卫城墙的城砖和院内山石，拉运砖石出售。
　　中南海开辟新华门，门前石狮缺底座，由袁世凯批准从圆明园挪用。
　　上文提到的王怀庆，更是为修建自己的私人花园“达园”，大肆拆毁圆明园围墙。自1919年秋季起历时3年，他不仅公开拉运，而且责令由中营副将——本应是直接负责保护遗址的最高长官——亲自督办。
　　于是乎，北洋政府大小衙门官员、驻军、洋人、土匪都盯上了圆明园，窃运园内遗物的车辆络绎不绝。
　　这样的建筑热情甚至把洋人也看得眼热，纷纷加入“捡拾”石材砖块的行列。1923年5月的一个晚上，海淀百望山麓的天平沟教堂派人偷拆圆明园西大墙，不巧被看守者拿获；
　　到1928年后，这处“北郊石料厂”的“贡献”达到顶峰。
　　时值北伐战争结束，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大肆宣传“破除封建迷信”，煽动各地民众捣毁庙宇，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甚至曾提出议案，拍卖故宫这个“天字第一号逆产”。
　　与此同时，神州大地难得处于战争缝隙的和平期，社会秩序稳定。新政府积极建设公路和铁路，改善公共设施，北京的石料、砖块供不应求。在此背景下，圆明园自然首当其冲。
　　这一年，当局成立了“清理圆明园园产事务所”，专门负责将园内的废旧砖石变价批卖。
　　中山公园初创，1915年至1927年曾先后三次由此运走太湖石156块，云片石百余车，包括兰亭碑、“青莲朵石”、“绘月”石、“搴芝”石等著名太湖奇石。龙泉孤儿院、香山慈幼院、北京图书馆等等无一不有圆明园的印记。
　　彼时北京城里里外外的建设大多有“万园之园”输出的石料、木料。圆明园本身虽一无所有，却又因到处做奠基或点缀而无处不在。近年在上海又发现了圆明园石料，据称是李鸿章带去的。
　　
　　不一样的悲情
　　
　　虽然圆明园的石木遍布北京，但人们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应当，连激昂的学生们似乎也没有注意这一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象征，甚至于安享圆明园石木点缀的校园。
　　仅从“鸿慈永祜”运往燕京大学的物品就包括一对汉白玉石麒麟、三根华表、几块石帘以及欧式建筑的雕刻石块，甚至还有一座喷泉平台和一座石桥。
　　1919年那次著名的游行示威的路线上也多有圆明园的痕迹。比如正阳门的两只石麒麟就是1915年从安逸堂搬走的。
　　当然，并不能因此说明群众运动忽视圆明园遗址。也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圆明园的悲剧，抑或有赵家楼这样现实的建筑作为目标。但的确很难解释，燕京大学的运动没有把只有一墙之隔的圆明园作为经常性的爱国主义集会地点。虽然学生们经常把这里作为散游、休闲之地。
　　当然，还是有人记得圆明园。
　　中共先驱李大钊在1913年与朋友游览圆明园。他登高目睹一片凄凉，当即口占一首：圆明两度昆明劫，鹤化千年未忍归。一曲悲笳吹不尽，残灰犹共晚烟飞。玉阙琼楼接碧埃，兽蹄鸟迹走荒苔。残碑没尽官人老，空向蒿莱拨劫灰。
　　被“五四”运动攻击的林纾则有旬日：“掩泪上车行，回头望残照。”
　　这时的圆明园更像是远游志士悲古伤今、怀秋抒情的所在。
　　等到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后的1980年，曾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游览圆明园遗址时也填词《如梦令》：秋日偷闲郊游，圆明遗址又游。怒目看废址，不忘联军寇仇。整修整修，还我河山锦绣。
　　其对圆明园意义的看法已与几十年前大有不同。
　　
　　一闪而过的宣传
　　
　　民国时期对圆明园产生兴趣的只有少数学者。他们在满目疮痍中，生发出对国家命运凋零的哀叹，试图提醒民众们这不仅仅是一处皇家财产的损失，更是整个民族国家的伤痛。而外敌再次入侵终于唤醒了国人之于圆明园的关注。
　　1931年3月21日至22日，由梁思成组织的中国营造学社与北平图书馆在中山公园联合举办“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试图以圆明园的现状唤起民众对于国家罹难的记忆。展览上展出了圆明园烫样模型三幅摄影、清乾隆铜版西洋楼水法图，以及文源阁石栏、安祐宫残瓦等拓片。
　　其时观者万人。《北京画报》还特别出版专刊，提出了圆明园“在中国文化上、艺术上，影响綦大，吾人不当以普通帝王苑囿视之也”。
　　但到了5月，政府翻修高亮桥至海淀石碴公路，批准拆除圆明园东墙虎皮石料，补足石碴不足。6月，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落成，又从圆明园运去华表两根。
　　展览后不到半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民族危亡情绪在全国上下激荡，圆明园适时成为抗战传单上屡见不鲜的标志性图腾。
　　次年，中国营造学社还与北京市政府协商，共同组成“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制定遗址保管办法，并自10月起，由文化费项下按月拨发工务局200元，以资园内各项建设之用。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里有从文化学术机关、大学等处聘任的学者16人，从市政府及所属机关委派的8人，并规定在长春园转马台上建造3间看守警察住宿房，由公安局长巡查维护。
　　为了对遗址渐次整理，他们还对三园遗址勘定界石，并测绘成1：2000的《遗址形势实测图》，对后期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圆明园原可依此进入正式管理保护。但不久政府又命令将圆明园交给清华办农事试验场，所有驻园稽查员、警察不得不全部撤出。等到1937年日军入侵，北平沦陷，清华大学被迫解散，之于圆明园的建设也不了了之。
　　不过战时由于北京粮食紧张，贫民大量前往圆明园开田种粮。经营旱地的不断平毁遗址，要种水田的就挖山填湖，养猪养牛也要拉土垫圈。园内水土流失严重。
　　其实早在光绪末年，圆明三园遗址就部分出租给附近农民耕种。1933年时收入租金2683元。1918年前后开始有人迁入遗址墙内，最初都是管园太监的亲属，后来越迁越多，日后终于酿成了可能将整个遗址彻底从地面上夷平的威胁。
　　此番“土劫”一直持续到“文革”时期，圆明园湖山之胜终于荡然无存。“万园之园”自此开始了从物质遗产向精神象征的彻底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