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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西安兴教寺，游客比平常多了好几倍。不时有人围着主持宽池法师，表达对僧团的支持。
从1990年起，宽池法师就一直生活在这里。而现在，这个寺庙的2/3建筑都已经被当地政府列入拆迁范围。
身着黄色僧袍，手持念珠的宽池，特别感谢信众，说：“要不是大家的关注，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困难。”
大和尚的烦恼从去年底开始。因为寺里供奉三位法师的玄奘塔、窥基塔、圆测塔被列入丝绸之路的申遗行列，有关部门要求拆除寺内部分与古迹冲突的新建筑。3月8日，兴教寺收到通知，要求拆除工程在5月30日之前完成。
僧人们反对这个决定。如今，无论是兴教寺的山门、大殿，还是供奉着玄奘铜像的大遍觉堂等都张贴着寺方打印的布告：《坚决反对强拆唐僧遗骨所在寺庙》，引来不少游客围观。
宽池担心申遗的结果最终变成权贵资本“围寺敛财”，“一切向钱看的风气，把社会搞坏了。”兴教寺僧团对商业开发没受诱惑，只有反感。他们认为，兴教寺是清修之地，赶和尚下山“是对僧众人权的粗暴践踏”。
宽池指着山下那片刚平出来的庄稼地：“他们（政府）已经在修停车场了，外面他们怎么弄我们管不了，但别把手伸进寺内。”
兴教寺是唐代樊川八大寺院之首，也称护国兴教寺，位于西安城南20余公里处的长安区少陵塬，是俗称唐僧的玄奘法师灵骨所在地，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官方看来，此次拆迁风波有点出乎意料。“最开始寺里也是同意我们的拆迁计划。”西安市长安区民宗局文物管理与文物鉴定科科长赵晓宁，具体负责此次兴教寺拆迁工作，她说：“因为我们这次的拆迁不涉及任何古建筑，只是拆掉距离申遗的几座塔太近的一些生活建筑，这些都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僧人们自建的。”
政府称兴教寺被拆除的部分是“违法建筑”。西安申遗办称，新建的兴慈楼、方丈楼、斋堂、僧舍等，由于建筑体量、密度过大，与兴教寺塔环境风貌不相协调将被拆除，僧众将迁往新驻地。丝绸之路申遗文本负责人、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也坚持认为兴教寺的新建筑与古迹不搭调，必须拆除。
但寺方对此并不认同，宽池法师称，“都是他们单方面的筹划”。在兴教寺的法律顾问邢利平看来，政府使用“违法”一词，“很可能会以此为由为拆迁铺路” 。
这一次，中国佛教协会也站在了兴教寺这一边。4月11日，在一份声明中，中国佛教协会表示对强拆深感震惊和忧虑，强拆违反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强烈要求有关方面重视佛教界的合理诉求，在处理拆除兴教寺建筑的问题上，与兴教寺僧团充分协商，认真听取佛教界意见。
兴教寺发言人宽树法师也承认，由于历史原因，寺庙的产权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全面解决，除了三塔和大殿外，别的建筑手续都不全。
但他并不认为这些寺庙自建的部分属于违建。新建的地方原来都有老建筑，只是年久失修，加上5年前四川大地震的影响，“我们在原建筑基础上做了改造而已。”
僧人们认为，兴教寺的建筑是历代积累下来的，现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玄奘塔建于公元669年，弟子窥基和新罗王之孙圆测的灵塔，分别造于公元682年和公元1115年，也都不是同一个年代。他认为兴教寺的新建筑以明清风格为主，与历代建筑相映成趣，诠释着这座名刹的悠久历史。
宽树认为申遗部门全凭自己的好恶定夺拆迁，无视不同意见，他无法理解这样的专横。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也撰文支援兴教寺，认为赶僧众出他们的世居之地，将使玄奘塔“从一个活的圣物，变成一个死的文物。”
政府承诺将给僧众的新居，但在宽树法师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没有诚意的计划。“直到现在，具体建在哪儿、怎么建都没有具体规划，连村民的动迁都没开始，先把僧众赶出山门。”宽树法师说。
长安区官员曾告诉媒体会给僧众租个独院，绝不会让他们和群众混住。“但他们一开始不是这么说的，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找房子租，钱他们出。”宽树法师说，“有个宗教部门的人甚至说让我们先住帐篷过渡，这是尊重僧人的表现么？”
玄奘法师为两代唐皇器重，遗愿却是远离权贵，舍利藏于荒郊的兴教寺。政府眼中的玄奘灵塔是物质遗产，是商机，但在僧团看来，“坚持塔、寺、僧三位一体，离尘清修是更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南都周刊》记者获悉，其实早在此次申遗风波爆发之前，各级政府以及曲江文化产业集团就曾多次酝酿兴教寺的商业化。从2006年到2012年期间，关于兴教寺的商业开发的论证和招标一直没有停止。
4月11日，前来朝拜兴教寺“唐三藏塔”的僧人比以往多了不少。
法门寺自从被景区围寺后，门票从30元涨到120元。宽池担心兴教寺塔借申遗商业化后，门票涨至上百，会将贫寒的信众拒之门外。
让兴教寺卷入商业化狂潮的是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陕西省文物局的官网称：“自2006年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启动以来，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而近年来一直备受争议的曲江系，则在这个重要的申遗项目中起到操盘手的作用。
据曲江新区官网2008年“曲江新略”的文案称，曲江坚定扛起丝绸之路整体申遗的龙头，“将参与整修鸠摩罗什舍利塔、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大秦寺塔、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等世界文化遗产”。
2011年，长安区政府在政务答复中称，大明宫投资集团投资建设的兴教寺佛教文化旅游景区，占地面积412亩，计划总投资8000万元人民币，建成后将成为集佛教文化、佛教养生、佛教旅游为一体的高规格旅游文化景区。 大明宫集团是由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隶属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曲江文投”）。产业主要涉及房地产开发、酒店、投资和园林绿化等领域，实际投资120亿元的大明宫遗址公园是其最著名的项目之一。
作为业内知名的文化产业群“曲江系”的母公司，曲江文投主导了“曲江模式”，即先在历史文物附近圈地，炒作文化概念，后进行招商引资，打造项目使得地价升值。“曲江系”在迅速走红的同时，其模式也饱受争议。
2012年5月，迫于各方舆论压力，著名旅游景区陕西宝鸡法门寺宣布，原定于2013年赴港上市的计划暂时搁置。而法门寺背后，也是“曲江系”在运作。
法门寺自从被景区围寺后，门票从30元涨到120元。宽池担心兴教寺塔借申遗商业化后，门票涨至上百，会将贫寒的信众拒之门外。
和绝大多数名刹不同，法门寺内基本没有商业设施，进门处的香台放着香烛，牌子上用繁体字写着：無人售香，錢投入櫃。
在宽池看来，目前法门寺的僧团还能保持寺僧合一，如若兴教寺被拆，“僧团连居住的地方都保不住了”。
在兴教寺僧团抗争声中，4月10日，曲江新区管委会通过微博发布声明，称在2011年的西洽会上，长安区政府与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签订了《兴教寺佛教旅游文化景区合作框架意向协议》，“在兴教寺周边进行环境提升保护工作，未涉及寺院保护建设内容”。
但声明还称，早在今年初，按政府要求，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不再参与兴教寺周边环境改造工作。长安区官方也称，自从2012年兴教寺塔纳入申遗计划后，商业开发计划就停止了。
丝绸之路申遗文本负责人、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教授在一份申明中表示，整个（申遗）过程不涉及任何房地产公司和开发项目，“已经将商业行为屏蔽在外。”
但有多份文件证实，在政府看来，商业开发与申遗并非如此不可调和。2011年，《西安建成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三年工作方案》中专门提到了“跨国丝路申遗引爆项目”，文中称将整合丝路申遗名录景区，大手笔策划丝路旅游活动；推出高端系列丝路旅游精品线路；开展媒体大炒作，激发西安旅游连环效应。
兴教寺僧人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今年3月7日相关部门来视察落实申遗工作时，人员中就包括“曲江文化集团”的相关人士。 视察人员当时拿出一张已经做好的兴教寺规划方案。当日，某官员曾口头提到将把兴教寺打造成“第二个法门小镇”。该官员曾在曲江新区管委会担任领导工作。
如僧众的表述属实，则证明直到今年3月份，有关部门并未放弃对兴教寺的商业开发计划。
4月11日，兴教寺提交了退出申遗报告，称该寺的整体院落格局是历代逐步形成的，申遗要求拆除的建筑是对寺、塔一体性和历史真实性的破坏；僧人将失去宗教活动保障和基本生活保障；玄奘塔千百年来一直由僧众全体守护，如果僧团和寺塔分离，颠覆了中国乃至世界佛教佛、法、僧三宝一体的千年传统。
4月11日，长安区少陵塬畔兴教寺。当天，兴教寺提交了退出申遗报告。
申遗的主要目的是不是商业开发？从现有世遗项目的现状看，兴教寺僧众的担忧不无道理。
2006年，时任文化部长孙家正就谈到世遗工作中有“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以及建设性破坏和过度的开发等倾向。
登封的“天地之中”申遗政府花费了8亿，五台山光景区整治搬迁等费用就达到8亿元。而同为丝路申遗的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官方称“整个未央宫遗址申遗需要资金125亿元。”
巨大的投入如何回收？世遗项目基本无一例外：商业化。
媒体曾报道，庐山申遗时，将索道取下以应付专家检查，拿到“金字招牌”后又重新搭建，继续赚钱。
仅2007年，中国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的就达6处，1998年，张家界因为超容量地开发，受到黄牌警告。今年1月，张家界再次被警告，而一同被警告的还有江西庐山和黑龙江五大连池。
去年3月，长安区招商局发布的一份文件显示，兴教寺旅游区项目总投资为2.3亿元，年营业收入为4500万元，初步测算年盈利可达3000万元，6年内全部收回投资。
4月15日，陕西省申遗办一位姓韩的女士告诉《南都周刊》，对于兴教寺退出申遗的要求，有关部门目前还没有具体意见。她表示，申遗的主体是政府，也是最终的决定者。
北京大学吴必虎教授认为，兴教寺塔是不是参加申遗，以及如何参加申遗，“不能由这批负责申遗的专家来决定，应该由僧众还有全国关心玄奘、唐朝文化、佛教文化人，以及其他专业专家一起来共同参与来决定。”
作为西安市政府顾问，吴建议兴教寺可以整体申遗， 塔、寺、僧，三位一体，方为遗产全貌。“那种只认空壳不认内涵的认识片面了。”
吴必虎认为，兴教寺事件反映了中国文物界对佛教活动的排他性价值观。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中存在大量没有僧人的佛教文物。仅以北京来说，就有智化寺、承恩寺等12处佛教寺庙没有僧人进驻。他认为有继承，才有活的文化。
但现实的情况是，备受争议中的兴教寺仍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4月15日，在其山门外，一位信众摇着头对记者说，兴教寺以前还被寄予护国的功能：“现在，他们连护寺都成了问题。”
从1990年起，宽池法师就一直生活在这里。而现在，这个寺庙的2/3建筑都已经被当地政府列入拆迁范围。
身着黄色僧袍，手持念珠的宽池，特别感谢信众，说：“要不是大家的关注，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困难。”
大和尚的烦恼从去年底开始。因为寺里供奉三位法师的玄奘塔、窥基塔、圆测塔被列入丝绸之路的申遗行列，有关部门要求拆除寺内部分与古迹冲突的新建筑。3月8日，兴教寺收到通知，要求拆除工程在5月30日之前完成。
僧人们反对这个决定。如今，无论是兴教寺的山门、大殿，还是供奉着玄奘铜像的大遍觉堂等都张贴着寺方打印的布告：《坚决反对强拆唐僧遗骨所在寺庙》，引来不少游客围观。
宽池担心申遗的结果最终变成权贵资本“围寺敛财”，“一切向钱看的风气，把社会搞坏了。”兴教寺僧团对商业开发没受诱惑，只有反感。他们认为，兴教寺是清修之地，赶和尚下山“是对僧众人权的粗暴践踏”。
宽池指着山下那片刚平出来的庄稼地：“他们（政府）已经在修停车场了，外面他们怎么弄我们管不了，但别把手伸进寺内。”
拆迁争议
兴教寺是唐代樊川八大寺院之首，也称护国兴教寺，位于西安城南20余公里处的长安区少陵塬，是俗称唐僧的玄奘法师灵骨所在地，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官方看来，此次拆迁风波有点出乎意料。“最开始寺里也是同意我们的拆迁计划。”西安市长安区民宗局文物管理与文物鉴定科科长赵晓宁，具体负责此次兴教寺拆迁工作，她说：“因为我们这次的拆迁不涉及任何古建筑，只是拆掉距离申遗的几座塔太近的一些生活建筑，这些都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僧人们自建的。”
政府称兴教寺被拆除的部分是“违法建筑”。西安申遗办称，新建的兴慈楼、方丈楼、斋堂、僧舍等，由于建筑体量、密度过大，与兴教寺塔环境风貌不相协调将被拆除，僧众将迁往新驻地。丝绸之路申遗文本负责人、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也坚持认为兴教寺的新建筑与古迹不搭调，必须拆除。
但寺方对此并不认同，宽池法师称，“都是他们单方面的筹划”。在兴教寺的法律顾问邢利平看来，政府使用“违法”一词，“很可能会以此为由为拆迁铺路” 。
这一次，中国佛教协会也站在了兴教寺这一边。4月11日，在一份声明中，中国佛教协会表示对强拆深感震惊和忧虑，强拆违反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强烈要求有关方面重视佛教界的合理诉求，在处理拆除兴教寺建筑的问题上，与兴教寺僧团充分协商，认真听取佛教界意见。
兴教寺发言人宽树法师也承认，由于历史原因，寺庙的产权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全面解决，除了三塔和大殿外，别的建筑手续都不全。
但他并不认为这些寺庙自建的部分属于违建。新建的地方原来都有老建筑，只是年久失修，加上5年前四川大地震的影响，“我们在原建筑基础上做了改造而已。”
僧人们认为，兴教寺的建筑是历代积累下来的，现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玄奘塔建于公元669年，弟子窥基和新罗王之孙圆测的灵塔，分别造于公元682年和公元1115年，也都不是同一个年代。他认为兴教寺的新建筑以明清风格为主，与历代建筑相映成趣，诠释着这座名刹的悠久历史。
宽树认为申遗部门全凭自己的好恶定夺拆迁，无视不同意见，他无法理解这样的专横。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也撰文支援兴教寺，认为赶僧众出他们的世居之地，将使玄奘塔“从一个活的圣物，变成一个死的文物。”
政府承诺将给僧众的新居，但在宽树法师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没有诚意的计划。“直到现在，具体建在哪儿、怎么建都没有具体规划，连村民的动迁都没开始，先把僧众赶出山门。”宽树法师说。
长安区官员曾告诉媒体会给僧众租个独院，绝不会让他们和群众混住。“但他们一开始不是这么说的，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找房子租，钱他们出。”宽树法师说，“有个宗教部门的人甚至说让我们先住帐篷过渡，这是尊重僧人的表现么？”
玄奘法师为两代唐皇器重，遗愿却是远离权贵，舍利藏于荒郊的兴教寺。政府眼中的玄奘灵塔是物质遗产，是商机，但在僧团看来，“坚持塔、寺、僧三位一体，离尘清修是更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商业开发冲动
据《南都周刊》记者获悉，其实早在此次申遗风波爆发之前，各级政府以及曲江文化产业集团就曾多次酝酿兴教寺的商业化。从2006年到2012年期间，关于兴教寺的商业开发的论证和招标一直没有停止。
法门寺自从被景区围寺后，门票从30元涨到120元。宽池担心兴教寺塔借申遗商业化后，门票涨至上百，会将贫寒的信众拒之门外。
让兴教寺卷入商业化狂潮的是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陕西省文物局的官网称：“自2006年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启动以来，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而近年来一直备受争议的曲江系，则在这个重要的申遗项目中起到操盘手的作用。
据曲江新区官网2008年“曲江新略”的文案称，曲江坚定扛起丝绸之路整体申遗的龙头，“将参与整修鸠摩罗什舍利塔、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大秦寺塔、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等世界文化遗产”。
2011年，长安区政府在政务答复中称，大明宫投资集团投资建设的兴教寺佛教文化旅游景区，占地面积412亩，计划总投资8000万元人民币，建成后将成为集佛教文化、佛教养生、佛教旅游为一体的高规格旅游文化景区。 大明宫集团是由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隶属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曲江文投”）。产业主要涉及房地产开发、酒店、投资和园林绿化等领域，实际投资120亿元的大明宫遗址公园是其最著名的项目之一。
作为业内知名的文化产业群“曲江系”的母公司，曲江文投主导了“曲江模式”，即先在历史文物附近圈地，炒作文化概念，后进行招商引资，打造项目使得地价升值。“曲江系”在迅速走红的同时，其模式也饱受争议。
2012年5月，迫于各方舆论压力，著名旅游景区陕西宝鸡法门寺宣布，原定于2013年赴港上市的计划暂时搁置。而法门寺背后，也是“曲江系”在运作。
法门寺自从被景区围寺后，门票从30元涨到120元。宽池担心兴教寺塔借申遗商业化后，门票涨至上百，会将贫寒的信众拒之门外。
和绝大多数名刹不同，法门寺内基本没有商业设施，进门处的香台放着香烛，牌子上用繁体字写着：無人售香，錢投入櫃。
在宽池看来，目前法门寺的僧团还能保持寺僧合一，如若兴教寺被拆，“僧团连居住的地方都保不住了”。
在兴教寺僧团抗争声中，4月10日，曲江新区管委会通过微博发布声明，称在2011年的西洽会上，长安区政府与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签订了《兴教寺佛教旅游文化景区合作框架意向协议》，“在兴教寺周边进行环境提升保护工作，未涉及寺院保护建设内容”。
但声明还称，早在今年初，按政府要求，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不再参与兴教寺周边环境改造工作。长安区官方也称，自从2012年兴教寺塔纳入申遗计划后，商业开发计划就停止了。
丝绸之路申遗文本负责人、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教授在一份申明中表示，整个（申遗）过程不涉及任何房地产公司和开发项目，“已经将商业行为屏蔽在外。”
但有多份文件证实，在政府看来，商业开发与申遗并非如此不可调和。2011年，《西安建成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三年工作方案》中专门提到了“跨国丝路申遗引爆项目”，文中称将整合丝路申遗名录景区，大手笔策划丝路旅游活动；推出高端系列丝路旅游精品线路；开展媒体大炒作，激发西安旅游连环效应。
兴教寺僧人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今年3月7日相关部门来视察落实申遗工作时，人员中就包括“曲江文化集团”的相关人士。 视察人员当时拿出一张已经做好的兴教寺规划方案。当日，某官员曾口头提到将把兴教寺打造成“第二个法门小镇”。该官员曾在曲江新区管委会担任领导工作。
如僧众的表述属实，则证明直到今年3月份，有关部门并未放弃对兴教寺的商业开发计划。
退出申遗
4月11日，兴教寺提交了退出申遗报告，称该寺的整体院落格局是历代逐步形成的，申遗要求拆除的建筑是对寺、塔一体性和历史真实性的破坏；僧人将失去宗教活动保障和基本生活保障；玄奘塔千百年来一直由僧众全体守护，如果僧团和寺塔分离，颠覆了中国乃至世界佛教佛、法、僧三宝一体的千年传统。
申遗的主要目的是不是商业开发？从现有世遗项目的现状看，兴教寺僧众的担忧不无道理。
2006年，时任文化部长孙家正就谈到世遗工作中有“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以及建设性破坏和过度的开发等倾向。
登封的“天地之中”申遗政府花费了8亿，五台山光景区整治搬迁等费用就达到8亿元。而同为丝路申遗的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官方称“整个未央宫遗址申遗需要资金125亿元。”
巨大的投入如何回收？世遗项目基本无一例外：商业化。
媒体曾报道，庐山申遗时，将索道取下以应付专家检查，拿到“金字招牌”后又重新搭建，继续赚钱。
仅2007年，中国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的就达6处，1998年，张家界因为超容量地开发，受到黄牌警告。今年1月，张家界再次被警告，而一同被警告的还有江西庐山和黑龙江五大连池。
去年3月，长安区招商局发布的一份文件显示，兴教寺旅游区项目总投资为2.3亿元，年营业收入为4500万元，初步测算年盈利可达3000万元，6年内全部收回投资。
4月15日，陕西省申遗办一位姓韩的女士告诉《南都周刊》，对于兴教寺退出申遗的要求，有关部门目前还没有具体意见。她表示，申遗的主体是政府，也是最终的决定者。
北京大学吴必虎教授认为，兴教寺塔是不是参加申遗，以及如何参加申遗，“不能由这批负责申遗的专家来决定，应该由僧众还有全国关心玄奘、唐朝文化、佛教文化人，以及其他专业专家一起来共同参与来决定。”
作为西安市政府顾问，吴建议兴教寺可以整体申遗， 塔、寺、僧，三位一体，方为遗产全貌。“那种只认空壳不认内涵的认识片面了。”
吴必虎认为，兴教寺事件反映了中国文物界对佛教活动的排他性价值观。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中存在大量没有僧人的佛教文物。仅以北京来说，就有智化寺、承恩寺等12处佛教寺庙没有僧人进驻。他认为有继承，才有活的文化。
但现实的情况是，备受争议中的兴教寺仍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4月15日，在其山门外，一位信众摇着头对记者说，兴教寺以前还被寄予护国的功能：“现在，他们连护寺都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