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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疫苗
1975年7月1日，代号7571的中国第一支乙肝病毒疫苗在陶其敏手中诞生了！
一个决定
一边是待验证的疫苗在冰箱里遥遥无期地等下去，一边是中国乙肝患者的成倍数增长，陶其敏一咬牙作出决定：不能再等了！自己先打！
一次量变
35年前，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比例高达10%，35年后下降到7%，5岁下儿童感染率更是从5%下降到了0.3%。
不能再等了，自己先打！她回到家告诉两个年幼的孩子：“妈妈要打一种针，可能会得病，你们暂时离我远点。”
之后，她回到实验室，从冰箱中拿出一支冷藏已久的乙肝疫苗，让同事注射进了她的体内。
这位勇敢的母亲，就是被誉为“中国乙肝疫苗之母”的陶其敏，她不仅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还亲身试验，成为中国注射乙肝疫苗的第一人。
回忆起35年前的这一幕，现今已80岁的陶其敏仍记忆犹新。
德国朋友汉斯·米勒的帮助
时钟被拨回到35年前。
“那时候，肝炎不分甲乙丙丁，但我发现同样是肝炎却有不同，有些黄疸明显，但治起来容易，甚至可自愈，而有些很晚才出现黄疸，而一旦出现就难治了。”陶其敏说，当时就觉得肝炎看来不只一种。
直到1963年，美国科学家在一个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血清中首次发现乙肝病毒感染的识别指标——澳大利亚抗原（澳抗）。后来1972年，澳抗被命名为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乙肝这才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文革’的时候中国封闭啊，我们很难看到外国杂志，更别说出去开会了。我现在能做到这些，全靠米大夫。”陶其敏说。
这位“米大夫”其实不姓米，他叫汉斯·米勒，出生在德国，1939年因反感德国的法西斯，毅然来到中国。
还在延安的时候，汉斯·米勒就注意到一些老干部大肚子，治不好，直到去世也不明病因。解放后，身为北京医学院副院长的他在乙肝病毒浮出水面后意识到：“十有八九就是它！”
当时中国与外界交流很少，怎么入手呢？终于在1972年，汉斯·米勒借随同夫人中村京子回日本探亲的机会，考察了刚研制出的乙肝病毒检测和诊断技术，并带回几个乙肝病毒检测试剂盒。
“米大夫从日本回来后，就召集几家医院开会，问谁愿意接手研究乙肝，我就说：‘我来吧。’”陶其敏骄傲地说起这件事。
自制试剂盒让日本人瞠目
要想研究乙肝病毒，就先得把它找出来。1973年初，虽然中国当时十分艰难，但米勒等领导还是想尽办法，派陶其敏前往日本学习最新的血凝法检测技术。
回国之后，很快日本带回的检测板用完了，要依赖日本的技术对全国人口进行大范围的抽样调查，这在当时无异于天方夜谭。“日本的不能用了，我们就自己做。”陶其敏说，仅用四个月，她们就造出了一套自己的乙肝检测试剂盒。日本专家检验完试剂盒后，被惊得目瞪口呆。
检测试剂盒很快在全国推广，并进行抽样调查，发现中国澳抗阳性人数比例竟高达10%！
“我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也知道乙肝不好治啊。”说起乙肝治疗，从来不服软的陶其敏也不得不承认想从治疗入手，非常困难。如果能找到一种疫苗，像对付天花、小儿麻痹这样对付乙肝，似乎是最好的办法。
1975年，陶其敏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看到一篇报道，美国科研人员从病毒携带者的血液中，分离出病毒并灭活，然后打在大猩猩身上，发现大猩猩产生了乙肝抗体，却并未感染乙肝。
“当时我看到这篇论文立即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不就是离心吗？”陶其敏对离心技术早就烂熟于心。“好像是3000转，我用试管最底下的那一层，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全是表面抗原，没有病毒的大颗粒。这个纯的表面抗原应该就可用来制作疫苗了！当时所有人都高兴坏了。”陶其敏说。很快，1975年7月1 日，代号7571的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在陶其敏手中诞生了！
试打第一支疫苗
根据国际惯例，研制出的乙肝疫苗需要首先在大猩猩身上进行检验。大猩猩没确定有效，那就不能给人注射。就这样，第一支乙肝疫苗被冷藏了起来。
“大家当时着急呀，都想知道这支疫苗到底有没有用，而且患者增长又非常快。”陶其敏却一直联系不到试验用的猩猩，心急如焚。
不能再等了，自己先打！陶其敏一咬牙作出这个决定。这是件大事，得征得家人同意。“当时老头子在外地参加运动，一年都不回来，就不用给他说了。我就告诉了两个孩子， 他们还小，啥也不懂，我说什么就听什么。”陶其敏回忆说。
注射疫苗后，她每天都测量体温，一个星期就要查一次血，监控着自己血液中的变化。一个星期，没有发现抗原；一个月，仍然没有抗原；三个月过去了，抗体却出现了！这意味着她已经获得了对乙肝病毒的免疫力，而没有染上乙肝。
疫苗研制成功了！
根据卫生部的安排，陶其敏把自己制作血源疫苗的技术和整个工艺无偿提供给了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从此乙肝疫苗开始在国内逐渐推广。
转眼间35年过去了，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人数已由当年的10%下降到7%，5岁下儿童感染率更是从5%下降到了0.3%！
35年来，陶其敏风雨无阻地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出诊，直至现在已经80岁，她依然坚持每周两天门诊，周一全天在北大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在人民医院的老院区（白塔寺分院）。
对刚刚获得的“首都健康十大卫士”的称号，老人居然有点不好意思：“你说我一个老太太了，还能当什么卫士呀。有生之年要是能看到消除乙肝那该多好，相信不会遥远了。”
1975年7月1日，代号7571的中国第一支乙肝病毒疫苗在陶其敏手中诞生了！
一个决定
一边是待验证的疫苗在冰箱里遥遥无期地等下去，一边是中国乙肝患者的成倍数增长，陶其敏一咬牙作出决定：不能再等了！自己先打！
一次量变
35年前，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比例高达10%，35年后下降到7%，5岁下儿童感染率更是从5%下降到了0.3%。
不能再等了，自己先打！她回到家告诉两个年幼的孩子：“妈妈要打一种针，可能会得病，你们暂时离我远点。”
之后，她回到实验室，从冰箱中拿出一支冷藏已久的乙肝疫苗，让同事注射进了她的体内。
这位勇敢的母亲，就是被誉为“中国乙肝疫苗之母”的陶其敏，她不仅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还亲身试验，成为中国注射乙肝疫苗的第一人。
回忆起35年前的这一幕，现今已80岁的陶其敏仍记忆犹新。
德国朋友汉斯·米勒的帮助
时钟被拨回到35年前。
“那时候，肝炎不分甲乙丙丁，但我发现同样是肝炎却有不同，有些黄疸明显，但治起来容易，甚至可自愈，而有些很晚才出现黄疸，而一旦出现就难治了。”陶其敏说，当时就觉得肝炎看来不只一种。
直到1963年，美国科学家在一个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血清中首次发现乙肝病毒感染的识别指标——澳大利亚抗原（澳抗）。后来1972年，澳抗被命名为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乙肝这才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文革’的时候中国封闭啊，我们很难看到外国杂志，更别说出去开会了。我现在能做到这些，全靠米大夫。”陶其敏说。
这位“米大夫”其实不姓米，他叫汉斯·米勒，出生在德国，1939年因反感德国的法西斯，毅然来到中国。
还在延安的时候，汉斯·米勒就注意到一些老干部大肚子，治不好，直到去世也不明病因。解放后，身为北京医学院副院长的他在乙肝病毒浮出水面后意识到：“十有八九就是它！”
当时中国与外界交流很少，怎么入手呢？终于在1972年，汉斯·米勒借随同夫人中村京子回日本探亲的机会，考察了刚研制出的乙肝病毒检测和诊断技术，并带回几个乙肝病毒检测试剂盒。
“米大夫从日本回来后，就召集几家医院开会，问谁愿意接手研究乙肝，我就说：‘我来吧。’”陶其敏骄傲地说起这件事。
自制试剂盒让日本人瞠目
要想研究乙肝病毒，就先得把它找出来。1973年初，虽然中国当时十分艰难，但米勒等领导还是想尽办法，派陶其敏前往日本学习最新的血凝法检测技术。
回国之后，很快日本带回的检测板用完了，要依赖日本的技术对全国人口进行大范围的抽样调查，这在当时无异于天方夜谭。“日本的不能用了，我们就自己做。”陶其敏说，仅用四个月，她们就造出了一套自己的乙肝检测试剂盒。日本专家检验完试剂盒后，被惊得目瞪口呆。
检测试剂盒很快在全国推广，并进行抽样调查，发现中国澳抗阳性人数比例竟高达10%！
“我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也知道乙肝不好治啊。”说起乙肝治疗，从来不服软的陶其敏也不得不承认想从治疗入手，非常困难。如果能找到一种疫苗，像对付天花、小儿麻痹这样对付乙肝，似乎是最好的办法。
1975年，陶其敏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看到一篇报道，美国科研人员从病毒携带者的血液中，分离出病毒并灭活，然后打在大猩猩身上，发现大猩猩产生了乙肝抗体，却并未感染乙肝。
“当时我看到这篇论文立即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不就是离心吗？”陶其敏对离心技术早就烂熟于心。“好像是3000转，我用试管最底下的那一层，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全是表面抗原，没有病毒的大颗粒。这个纯的表面抗原应该就可用来制作疫苗了！当时所有人都高兴坏了。”陶其敏说。很快，1975年7月1 日，代号7571的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在陶其敏手中诞生了！
试打第一支疫苗
根据国际惯例，研制出的乙肝疫苗需要首先在大猩猩身上进行检验。大猩猩没确定有效，那就不能给人注射。就这样，第一支乙肝疫苗被冷藏了起来。
“大家当时着急呀，都想知道这支疫苗到底有没有用，而且患者增长又非常快。”陶其敏却一直联系不到试验用的猩猩，心急如焚。
不能再等了，自己先打！陶其敏一咬牙作出这个决定。这是件大事，得征得家人同意。“当时老头子在外地参加运动，一年都不回来，就不用给他说了。我就告诉了两个孩子， 他们还小，啥也不懂，我说什么就听什么。”陶其敏回忆说。
注射疫苗后，她每天都测量体温，一个星期就要查一次血，监控着自己血液中的变化。一个星期，没有发现抗原；一个月，仍然没有抗原；三个月过去了，抗体却出现了！这意味着她已经获得了对乙肝病毒的免疫力，而没有染上乙肝。
疫苗研制成功了！
根据卫生部的安排，陶其敏把自己制作血源疫苗的技术和整个工艺无偿提供给了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从此乙肝疫苗开始在国内逐渐推广。
转眼间35年过去了，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人数已由当年的10%下降到7%，5岁下儿童感染率更是从5%下降到了0.3%！
35年来，陶其敏风雨无阻地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出诊，直至现在已经80岁，她依然坚持每周两天门诊，周一全天在北大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在人民医院的老院区（白塔寺分院）。
对刚刚获得的“首都健康十大卫士”的称号，老人居然有点不好意思：“你说我一个老太太了，还能当什么卫士呀。有生之年要是能看到消除乙肝那该多好，相信不会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