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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昆明还只是位于中国西南偏远地区的一个毫无生气的省会城市，它第一次遭受侵扰是20 世纪初法国人从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修到昆明的铁路。
1938 年，来自中国华北的三所流亡大学迁入本地。1941 年为美国飞虎队（空军十四航空队）专设的大型美国空军基地成为其越过“驼峰”从印度为中国提供空运物资的中转站。流入此地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美国飞行员使得昆明成为一座繁荣发展的城市，不断地向周围扩展，变得拥挤不堪。
为了等待往北到重庆的飞机，海登博士和我不得不在此地多呆几天。我们借机看望了一些大学中的朋友。
首先我们拜访了梅贻琦校长，他是一位物理学家，目前是由三所高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天津的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代理校长。他比我记忆中的要更加消瘦，衣着也很破旧，不过为人依然很热情。
教授们的贫困状况让我吃惊
作为生活需要，吃、住成为西南联大教师面临的首要问题。
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以及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人陈福田，都刚搬入临时搭建的住处- - -位于美国领事馆隔壁的旧剧院的露台。美国领事馆与中国剧院都是由在1911 年至1926 年间统治云南的军阀唐继尧修建的。当时连接昆明与外界的交通干线还主要是法国修建的从河内到昆明的铁路。剧院露台上的设施易于破损，但不收房租。
在我们坐着谈话时，一只硕大的老鼠穿过纸糊的天花板，差点掉下来。于是我们说应该买一只猫，但是那需要花费200 块钱。
教授们的贫困状况让我吃惊，我写道：“他们正在顽强地战斗，但是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况- - -这里充斥着绝望、悲惨、勇敢面对、互相支持以及思想与行动逐渐衰退。”
后来事实证明，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了三年时间，随后他们回到战后的北京继续凑合着生活。
我见到的另外一位北京的朋友是鲍伯·温德（Bob Winter），58 岁，他是I. A. 瑞恰的基础英语运动在美国的代表人物。
在空袭中，他的衣服已经被偷了两次。如今他在院子里养了两只猴子，其中一只猴子特别凶猛，由绳索拴着，如有入侵者闯入它就咬，除非先射杀它。鲍伯的院子里到处都是花，还有装满书的书架，他了解很多当地的民俗与小道传闻。
这里的人都是单身汉，除了陈福田，他的妻子在檀香山。对成家的人来说，生活更加艰难。
我到处寻找西南联大图书馆馆长严文郁，他曾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代理馆长。之前我见到他时，他刚刚接管北大图书馆，正在研究一流的图书馆方案，当时已经获得完整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并且准备大展宏图。如今我发现他在越过补鞋匠摊位的顶楼房中和衣而卧，身体不适的他还要考虑三个孩子的吃饭问题。（战后，严文郁成为联合国工作人员。）
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家张奚若一家住在秦氏宗祠中，“他们住在供满灵位的大厅当中，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而我们的朋友北京大学政治学家钱端升则住在5 英里之外的乡村。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夫妇也住在那里，随后与中央研究院一起迁往四川。
周日，海登博士借到了一辆军用吉普，而张奚若则充当我们的导游。
我们出发了，一行6 人，由我开吉普车沿着崎岖不平的石子路穿过镇子。穿过闹市之后，在通往乡村的木基路上驶向城市边缘，最终抵达龙头村，当地人也称其为龙泉。随后我们将吉普车停在了寺庙前的小树林中，沿着小路来到了钱端升家里。
钱端升和梁思成夫妇是邻居，他们的房屋也都是由林徽因设计的，开创了居住在乡村避开轰炸的“时尚”，另外他们建的房子也无须缴纳地租，5 年后房屋归土地主人所有，以此抵消租金。
一支派克钢笔的价格高达6000 元
随后我们带着老金和钱端升一行8 人返回。大家舒服地挤在一起……7点钟我们来到梅博士家参加宴会。梅博士的房子很大，尽主人之谊，邀请所有教职员工，他们大多数在顶楼住宿，也没有多余的地方接收其他访客。
据温德说，梅博士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600 元，而这次宴会的花销绝不少于1000 元。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梅博士一瓶一英寸高的治疗疟疾的阿的平药片，这应该可以换回1000 元了。
通货膨胀带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反常现象。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s）香烟每包售价10 元，一支派克钢笔的价格高达6000元。钢笔、手表和照相机成了投机买卖的抢手货，这种买卖正是为了得到更多财富的必然产物。对于中国教授来讲，送其一支钢笔，其价格都超过了他一年的工资。
在昆明，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表现为混乱的进口商品价格，因此许多有着官方背景的中国人与美国人趁机在市场上大捞一把。
昆明教职员工的生存状况让我极为震掠，于是我立即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我写信给阿尔格· 希斯，希望亨培克与柯里也了解情况，其中陈述的观点我曾多次重复……
今天的读者会注意到，这份要求美国干涉的呼吁并没有考虑通过什么方式来给予中国教授援助。尽管如此，最终会找到一些间接的方法。这次的呼吁以及随后一些诸如此类的猛烈抨击对美国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过程漫长，并非立竿见影。
抵达重庆
尽管昆明的生活极其困苦，然而这里晴朗的亚利桑那州式的气候对我们的生活算是巨大的补偿。我们继续向北，飞往战时陪都重庆，离干燥而阳光灿烂的昆明越来越远。
然而，前往重庆的路途困难重重，外国盟友只能乘坐飞机抵达，而重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被厚厚的云层笼罩。9 月25 日我们离开昆明向北飞行，越过一座又一座翠绿的山脊，绿色植被下是红色的土壤，半山腰布满稻田。我们上升到1. 2 万米高的云层中，随后又下降，河流和山岚一览无余。
飞机正常降落，我们幸运地见到了陈纳德将军和电影制片人约翰· 福特。战时要人都集中在机场。 重庆一下子给我留下了这样强烈的印象：此地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没有平坦的陆地。人们简直成了力图找到安身之地的山羊。在这个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岩石重叠的半岛上，只有少数几条沿半山腰新修的盘山路供运输使用。
我在中国战时的陪都度过了15 个月，主要的威胁仍来自德国人和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进行到一半。每逢晴朗天气，日本的轰炸机便迫使重庆衣衫褴褛的市民们不得不躲到防空洞里避难。重庆所处的山区常常处于阴云密布之下，所以较之轰炸我们日常遇到的问题更多的是潮湿。
因为美国也被动员起来了，所以1942年时重庆人民充满自信，认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够获胜。事实上，我的到来本身就是美国被动员起来的一个证明。一位35岁的哈佛大学教授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身份来到重庆，一边为国会图书馆收集中国出版物，一边为美国大使馆主管散发缩微胶卷。
事实上，以我对别人宣布的职位所赋予的令人尊重的学术身份为掩护，我还在执行一项较秘密的任务，即努力寻找和微缩拍摄日本出版物供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使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在战争中获胜。
高思大使和他的顾问
因为我曾被授予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的头衔（虽写在特别通行证上，但并没有写在外交护照上），于是我准备徒步前往美国大使馆。我花了两天时间向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和他的顾问范宣德解释我的身份。汇报我的工作花去了不少的时间。
我向高思先生充分谈了很多我的看法，对于目前美国的驻华军队以及战时机构支离破碎的情况表示遗憾，因为这种情况导致美国像一只多头怪物，没有能力执行统一的政策。劳克林· 柯里博士由于直接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因此不需要经过大使就可以直接与蒋介石联络。盖乐博士也有自己的密电码，像军事系统一样单独行动，大使无权干涉。所以我必须确保自己的三项学术任务没有威胁到大使已经十分微弱的权威。
高思大使如同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在一次招待会之后，他和麦克拉肯· 费希尔以及我三人一同回来，他和我们整整聊了一个小时，他讲到他在上海领事馆时候的故事。当时他查获多个毒品走私集团，并将其绳之以法。正如他所讲的，他坦白说他最希望做的工作是成为国内某个地区的地方检察官，严格贯彻法律制度。他多么希望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退休，能得偿所愿。
他声称自己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位典型的美国佬，不能忍受公务浪费和不讲效率。即便范宣德以温和的口吻劝阻他，他还是决定准时参加委员长特设的晚宴。
最有才能的美国外交官非范宣德莫属了，他是高思的顾问，一位有着在中国长期工作经验的乔治亚人。他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是能言善辩，反应机敏，对任何事物都有着高度兴趣，并且对此保持客观的态度，认为这不过是他个人的感受。
范宣德这样一个思维敏捷、充满活力、善于行动的人，和高思那样思维僵化、行动缓慢、不善于交际的人究竟如何相处，多么令人惊奇。
威尔基的到来
1942 年10 月，高思先生又一次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 威尔基的冷落，后者将美国总统竞选的马戏带到了这座城市。
在我们到达重庆几天后，他正在进行此次总统竞选活动。没有什么会比竞选总统更能体现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了。这位来访者大言不惭，兴致勃勃，他指望以美国式的表现来赢得人们的支持和选票，可事实上这些人并没有投票权，这就如同非洲酋长在爱斯基摩人面前表演部落舞蹈那样。
蒋夫人为威尔基举行了一场茶话会，其间，她发表了一篇演说，称赞威尔基的发言让每个人都大受震撼，掀起了人们内心的狂澜。宋美龄的讲话十分精彩，她似乎制约了威尔基的活动。然而，威尔基以针锋相对的回答予以还击，他说，遵从夫人安排的访问程序，他完全没有机会发表演讲反对他的伟大对手（罗斯福）。
茶话会成为一场玩弄辞令的游戏，而他面前的“新生活运动”人员可都是这种场合的专家。
10 月6 日，孔祥熙博士为威尔基举办了一场露天招待会。宴会地点位于他宅邸后面的一块小草坪上，这里风景十分秀美。我的座位紧挨着首桌，入座此桌的人员包括王宠惠、陈纳德、何应钦、孙夫人、威尔基、孔祥熙、蒋夫人、高思、史迪威、白崇禧和孙科。
中美双方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这方面正是两种相反倾向同时存在的典型例证。美国方面，作为权力的拥有者，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的权势压过了高思大使，但是史迪威所代表的是华盛顿的核心人物乔治· 马歇尔，而陈纳德则是一位军事冒险家，受到蒋夫人的支持，蒋夫人认为制空权代表一切。
到场的中国将军中，何应钦毕业于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而白崇禧是一位更有能力的军人，广西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他的出席象征着蒋介石领导下的团结。最后，王宠惠是一位革命家，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元老，国际公认的法学家，自然是留美归国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
这样一幅图景象征着军事统治占主导地位，文官处于陪衬地位，这在战时极为常见，同时也代表着蒋介石领导下各政治派别结盟的景象。不过蒋介石理应处在与罗斯福总统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不可能和在竞选中失利的威尔基一同出现。
拜访蒋廷黻
我还发现蒋廷黻也住在附近。
一年多前我们已经通过信，当时正值美国的孤立主义准备为战争作出让步。1941 年7 月他在回信中陈述了中国的目标以及希望战后重回校园的愿望。9 月我在华盛顿给他写信，简要介绍了作为学术研究者进入政府部门工作遇到的问题。信中强调我们缺乏中国的出版物，急需有关国民政府、社会经济计划的报告。10 月11 日他回信表示会提供“大量资料和一些统计数据”。
我在12 月12 日的回信中附上了巴克斯特的来信，他介绍饶大卫充当我们机构负责拍摄缩微资料的代理人，此外我还概述了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的新的工作计划。1941年12月6 日，蒋廷黻回信，信中热情洋溢地建议哪里应该建立大学阅览室以及如何开展学者交流项目。他还预见到需要大使馆，需要设立文化参赞，并建议用几辆大卡车通过滇缅公路运输书籍。
9 个月之后，我登门拜访蒋廷黻，以促进部分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的项目。但与此同时，我相信蒋廷黻对情报协调局印象极差。他只是招待我到附近吃晚餐，打打桥牌，但并没提资料的事情。可能这些资料并不在他的工作管辖范围内。
9 月的一个晚上，我与美国财政部稳定货币委员会代表索尔· 阿德勒来拜访蒋廷黻。
他向我们讲了很多为蒋介石制定预算的事情。翁文灏想要投资建立钢铁厂，生产钢材的成本为每吨4 万美元，这种产品只适合于战后，在战争期间派不上多大用场。于是蒋廷黻驳倒了他的主张。其他人要求蒋介石同意修建一条通往西伯利亚的铁路或公路，显然这需要花费巨资，于是蒋廷黻向蒋介石书面阐述具体细节，分析利害得失，最终提议被驳回。
总之，他认为在危机时刻应该削减一切不必要的投资以保证国家按预算运行，尽量避免通货膨胀失控。他和索尔· 阿德勒都认为保持军队和政府要害部门的开支是最重要的，然而我对此并不认同。
在我看来，军队如今起不到什么作用，而只要战争结束，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会体现出来，至少从美国利益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应该受到重视。
1938 年，来自中国华北的三所流亡大学迁入本地。1941 年为美国飞虎队（空军十四航空队）专设的大型美国空军基地成为其越过“驼峰”从印度为中国提供空运物资的中转站。流入此地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美国飞行员使得昆明成为一座繁荣发展的城市，不断地向周围扩展，变得拥挤不堪。
为了等待往北到重庆的飞机，海登博士和我不得不在此地多呆几天。我们借机看望了一些大学中的朋友。
首先我们拜访了梅贻琦校长，他是一位物理学家，目前是由三所高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天津的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代理校长。他比我记忆中的要更加消瘦，衣着也很破旧，不过为人依然很热情。
教授们的贫困状况让我吃惊
作为生活需要，吃、住成为西南联大教师面临的首要问题。
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以及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人陈福田，都刚搬入临时搭建的住处- - -位于美国领事馆隔壁的旧剧院的露台。美国领事馆与中国剧院都是由在1911 年至1926 年间统治云南的军阀唐继尧修建的。当时连接昆明与外界的交通干线还主要是法国修建的从河内到昆明的铁路。剧院露台上的设施易于破损，但不收房租。
在我们坐着谈话时，一只硕大的老鼠穿过纸糊的天花板，差点掉下来。于是我们说应该买一只猫，但是那需要花费200 块钱。
教授们的贫困状况让我吃惊，我写道：“他们正在顽强地战斗，但是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况- - -这里充斥着绝望、悲惨、勇敢面对、互相支持以及思想与行动逐渐衰退。”
后来事实证明，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了三年时间，随后他们回到战后的北京继续凑合着生活。
我见到的另外一位北京的朋友是鲍伯·温德（Bob Winter），58 岁，他是I. A. 瑞恰的基础英语运动在美国的代表人物。
在空袭中，他的衣服已经被偷了两次。如今他在院子里养了两只猴子，其中一只猴子特别凶猛，由绳索拴着，如有入侵者闯入它就咬，除非先射杀它。鲍伯的院子里到处都是花，还有装满书的书架，他了解很多当地的民俗与小道传闻。
这里的人都是单身汉，除了陈福田，他的妻子在檀香山。对成家的人来说，生活更加艰难。
我到处寻找西南联大图书馆馆长严文郁，他曾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代理馆长。之前我见到他时，他刚刚接管北大图书馆，正在研究一流的图书馆方案，当时已经获得完整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并且准备大展宏图。如今我发现他在越过补鞋匠摊位的顶楼房中和衣而卧，身体不适的他还要考虑三个孩子的吃饭问题。（战后，严文郁成为联合国工作人员。）
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家张奚若一家住在秦氏宗祠中，“他们住在供满灵位的大厅当中，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而我们的朋友北京大学政治学家钱端升则住在5 英里之外的乡村。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夫妇也住在那里，随后与中央研究院一起迁往四川。
周日，海登博士借到了一辆军用吉普，而张奚若则充当我们的导游。
我们出发了，一行6 人，由我开吉普车沿着崎岖不平的石子路穿过镇子。穿过闹市之后，在通往乡村的木基路上驶向城市边缘，最终抵达龙头村，当地人也称其为龙泉。随后我们将吉普车停在了寺庙前的小树林中，沿着小路来到了钱端升家里。
钱端升和梁思成夫妇是邻居，他们的房屋也都是由林徽因设计的，开创了居住在乡村避开轰炸的“时尚”，另外他们建的房子也无须缴纳地租，5 年后房屋归土地主人所有，以此抵消租金。
一支派克钢笔的价格高达6000 元
随后我们带着老金和钱端升一行8 人返回。大家舒服地挤在一起……7点钟我们来到梅博士家参加宴会。梅博士的房子很大，尽主人之谊，邀请所有教职员工，他们大多数在顶楼住宿，也没有多余的地方接收其他访客。
据温德说，梅博士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600 元，而这次宴会的花销绝不少于1000 元。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梅博士一瓶一英寸高的治疗疟疾的阿的平药片，这应该可以换回1000 元了。
通货膨胀带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反常现象。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s）香烟每包售价10 元，一支派克钢笔的价格高达6000元。钢笔、手表和照相机成了投机买卖的抢手货，这种买卖正是为了得到更多财富的必然产物。对于中国教授来讲，送其一支钢笔，其价格都超过了他一年的工资。
在昆明，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表现为混乱的进口商品价格，因此许多有着官方背景的中国人与美国人趁机在市场上大捞一把。
昆明教职员工的生存状况让我极为震掠，于是我立即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我写信给阿尔格· 希斯，希望亨培克与柯里也了解情况，其中陈述的观点我曾多次重复……
今天的读者会注意到，这份要求美国干涉的呼吁并没有考虑通过什么方式来给予中国教授援助。尽管如此，最终会找到一些间接的方法。这次的呼吁以及随后一些诸如此类的猛烈抨击对美国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过程漫长，并非立竿见影。
抵达重庆
尽管昆明的生活极其困苦，然而这里晴朗的亚利桑那州式的气候对我们的生活算是巨大的补偿。我们继续向北，飞往战时陪都重庆，离干燥而阳光灿烂的昆明越来越远。
然而，前往重庆的路途困难重重，外国盟友只能乘坐飞机抵达，而重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被厚厚的云层笼罩。9 月25 日我们离开昆明向北飞行，越过一座又一座翠绿的山脊，绿色植被下是红色的土壤，半山腰布满稻田。我们上升到1. 2 万米高的云层中，随后又下降，河流和山岚一览无余。
飞机正常降落，我们幸运地见到了陈纳德将军和电影制片人约翰· 福特。战时要人都集中在机场。 重庆一下子给我留下了这样强烈的印象：此地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没有平坦的陆地。人们简直成了力图找到安身之地的山羊。在这个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岩石重叠的半岛上，只有少数几条沿半山腰新修的盘山路供运输使用。
我在中国战时的陪都度过了15 个月，主要的威胁仍来自德国人和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进行到一半。每逢晴朗天气，日本的轰炸机便迫使重庆衣衫褴褛的市民们不得不躲到防空洞里避难。重庆所处的山区常常处于阴云密布之下，所以较之轰炸我们日常遇到的问题更多的是潮湿。
因为美国也被动员起来了，所以1942年时重庆人民充满自信，认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够获胜。事实上，我的到来本身就是美国被动员起来的一个证明。一位35岁的哈佛大学教授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身份来到重庆，一边为国会图书馆收集中国出版物，一边为美国大使馆主管散发缩微胶卷。
事实上，以我对别人宣布的职位所赋予的令人尊重的学术身份为掩护，我还在执行一项较秘密的任务，即努力寻找和微缩拍摄日本出版物供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使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在战争中获胜。
高思大使和他的顾问
因为我曾被授予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的头衔（虽写在特别通行证上，但并没有写在外交护照上），于是我准备徒步前往美国大使馆。我花了两天时间向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和他的顾问范宣德解释我的身份。汇报我的工作花去了不少的时间。
我向高思先生充分谈了很多我的看法，对于目前美国的驻华军队以及战时机构支离破碎的情况表示遗憾，因为这种情况导致美国像一只多头怪物，没有能力执行统一的政策。劳克林· 柯里博士由于直接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因此不需要经过大使就可以直接与蒋介石联络。盖乐博士也有自己的密电码，像军事系统一样单独行动，大使无权干涉。所以我必须确保自己的三项学术任务没有威胁到大使已经十分微弱的权威。
高思大使如同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在一次招待会之后，他和麦克拉肯· 费希尔以及我三人一同回来，他和我们整整聊了一个小时，他讲到他在上海领事馆时候的故事。当时他查获多个毒品走私集团，并将其绳之以法。正如他所讲的，他坦白说他最希望做的工作是成为国内某个地区的地方检察官，严格贯彻法律制度。他多么希望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退休，能得偿所愿。
他声称自己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位典型的美国佬，不能忍受公务浪费和不讲效率。即便范宣德以温和的口吻劝阻他，他还是决定准时参加委员长特设的晚宴。
最有才能的美国外交官非范宣德莫属了，他是高思的顾问，一位有着在中国长期工作经验的乔治亚人。他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是能言善辩，反应机敏，对任何事物都有着高度兴趣，并且对此保持客观的态度，认为这不过是他个人的感受。
范宣德这样一个思维敏捷、充满活力、善于行动的人，和高思那样思维僵化、行动缓慢、不善于交际的人究竟如何相处，多么令人惊奇。
威尔基的到来
1942 年10 月，高思先生又一次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 威尔基的冷落，后者将美国总统竞选的马戏带到了这座城市。
在我们到达重庆几天后，他正在进行此次总统竞选活动。没有什么会比竞选总统更能体现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了。这位来访者大言不惭，兴致勃勃，他指望以美国式的表现来赢得人们的支持和选票，可事实上这些人并没有投票权，这就如同非洲酋长在爱斯基摩人面前表演部落舞蹈那样。
蒋夫人为威尔基举行了一场茶话会，其间，她发表了一篇演说，称赞威尔基的发言让每个人都大受震撼，掀起了人们内心的狂澜。宋美龄的讲话十分精彩，她似乎制约了威尔基的活动。然而，威尔基以针锋相对的回答予以还击，他说，遵从夫人安排的访问程序，他完全没有机会发表演讲反对他的伟大对手（罗斯福）。
茶话会成为一场玩弄辞令的游戏，而他面前的“新生活运动”人员可都是这种场合的专家。
10 月6 日，孔祥熙博士为威尔基举办了一场露天招待会。宴会地点位于他宅邸后面的一块小草坪上，这里风景十分秀美。我的座位紧挨着首桌，入座此桌的人员包括王宠惠、陈纳德、何应钦、孙夫人、威尔基、孔祥熙、蒋夫人、高思、史迪威、白崇禧和孙科。
中美双方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这方面正是两种相反倾向同时存在的典型例证。美国方面，作为权力的拥有者，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的权势压过了高思大使，但是史迪威所代表的是华盛顿的核心人物乔治· 马歇尔，而陈纳德则是一位军事冒险家，受到蒋夫人的支持，蒋夫人认为制空权代表一切。
到场的中国将军中，何应钦毕业于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而白崇禧是一位更有能力的军人，广西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他的出席象征着蒋介石领导下的团结。最后，王宠惠是一位革命家，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元老，国际公认的法学家，自然是留美归国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
这样一幅图景象征着军事统治占主导地位，文官处于陪衬地位，这在战时极为常见，同时也代表着蒋介石领导下各政治派别结盟的景象。不过蒋介石理应处在与罗斯福总统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不可能和在竞选中失利的威尔基一同出现。
拜访蒋廷黻
我还发现蒋廷黻也住在附近。
一年多前我们已经通过信，当时正值美国的孤立主义准备为战争作出让步。1941 年7 月他在回信中陈述了中国的目标以及希望战后重回校园的愿望。9 月我在华盛顿给他写信，简要介绍了作为学术研究者进入政府部门工作遇到的问题。信中强调我们缺乏中国的出版物，急需有关国民政府、社会经济计划的报告。10 月11 日他回信表示会提供“大量资料和一些统计数据”。
我在12 月12 日的回信中附上了巴克斯特的来信，他介绍饶大卫充当我们机构负责拍摄缩微资料的代理人，此外我还概述了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的新的工作计划。1941年12月6 日，蒋廷黻回信，信中热情洋溢地建议哪里应该建立大学阅览室以及如何开展学者交流项目。他还预见到需要大使馆，需要设立文化参赞，并建议用几辆大卡车通过滇缅公路运输书籍。
9 个月之后，我登门拜访蒋廷黻，以促进部分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的项目。但与此同时，我相信蒋廷黻对情报协调局印象极差。他只是招待我到附近吃晚餐，打打桥牌，但并没提资料的事情。可能这些资料并不在他的工作管辖范围内。
9 月的一个晚上，我与美国财政部稳定货币委员会代表索尔· 阿德勒来拜访蒋廷黻。
他向我们讲了很多为蒋介石制定预算的事情。翁文灏想要投资建立钢铁厂，生产钢材的成本为每吨4 万美元，这种产品只适合于战后，在战争期间派不上多大用场。于是蒋廷黻驳倒了他的主张。其他人要求蒋介石同意修建一条通往西伯利亚的铁路或公路，显然这需要花费巨资，于是蒋廷黻向蒋介石书面阐述具体细节，分析利害得失，最终提议被驳回。
总之，他认为在危机时刻应该削减一切不必要的投资以保证国家按预算运行，尽量避免通货膨胀失控。他和索尔· 阿德勒都认为保持军队和政府要害部门的开支是最重要的，然而我对此并不认同。
在我看来，军队如今起不到什么作用，而只要战争结束，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会体现出来，至少从美国利益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应该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