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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五四。最近读了几篇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章，感慨良多，特作文以纪之。
年年说五四，年年新话题
五四运动已经注定成了中国文化与社会转型的永恒问题。90多年来，人们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再认识、反思、再反思已进行过多次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地发现，许多关于五四运动的论题并不像人们初次思考的那样，能够最终得出一个“定论”供后人们自信地放心地享用，而是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转型、社会形态的深入转变，以及外部世界的新变化（尤其是当今最先进的西方世界遇到危机的时候）得出一个又一个新的评价，发现五四运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流向也会有一个更新的作用，也总会发现一些曾经的盲点，这说明五四运动已经不是一些北京的青年学生当年在大街上的示威请愿、要求北洋政府如何如何的一个事件了，而是中国人开始自觉转型这个伟大进程的开端了。纪念五四运动，不是把陈年往事重新抖搂出来晒晒太阳，而是不断地梳理我们民族在基本的精神文化方面的进步，总结现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成绩和失误。
五四应改名为“改革开放节”
谁都知道，每年的五月四日是中国青年节。然而在我看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人们文化生活的更新，“五四”这个节日已经被中国青年冷落，它与中国年轻人的距离越来越远。现在的年轻人更多地追求时尚、新潮、乃至刺激，比起青年节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情人节、狂欢节、圣诞节……，这些外来的洋人的节日更具感官刺激和神秘气息，满足了现代中国年轻人浮躁的性格特色，而与五四运动紧密联系的五四青年节太严肃甚至太沉重了，如果不是组织上的安排，人们都快把它忘记了。我不敢说这是民族的悲哀，但是起码应当认定为一种文化动向，一种值得国人警惕的不良动向。不仅仅是因为现在的青年人不太看好这个节日，而是从根本上说，从它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和它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文化意义来讲，也应当把它定为全民族的节日，改名为“中国改革开放节”最合适。具体理由如下。
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国家极度贫困落后，民族文化、国家安全都让有社会责任感的国人揪心，整个民族都处于一个悲怆、悲观的氛围之中。中国人如何应对国家的危机，中国社会将向何处发展，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传统的民族化，……许多这样急迫的问题摆在面前，没有现成的答案，怎么办？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们先贤们挺身而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提供的答案对与不对，都可以商议批评，但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我以为就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这也是五四运动的核心内容。
以前的中国大众是没有资格思考和议论这些问题的，天塌下来有“大人”们顶着，小人们无须“多管闲事”也没有权利参与其中。而现在民众中的激进分子跑到大街上公然大谈国是，实在是一件亘古未有的事件，说些什么，怎样说的，现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成为一个标志——中国觉醒了，每一个中国青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权对“国是”说出自己的见解了，这个事实实在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把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变迁定为一个全民族的盛大节日，很有必要。
感恩五四先贤
没有五四先贤，就没有中国的现代社会，至少现在的社会形态会晚来一段时间，他们给中国人引进了先进的西方文化因素。他们试图用它来完全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意图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是否可行，先放在一边不说，但这是一条能把中国引向走出困境的道路是毋庸置疑的。原因是如果不大力度地冲击一下传统文化的顽固势力，当时的中国还会不死不活地挣扎，前途凶多吉少。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基石，古人所遵从的“五伦”——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妇关系、朋友关系似乎把人世间所有关系都囊括了，人们可以据此处理好所有社会上的关系，并让整个社会都能协调运转了。实际不然，如果让中国人走上现代社会，有一种关系所发挥的作用甚至会超过上述几种关系的总合，那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人没有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大法，于是，中国的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以己推断别人的感受而写下的官话”。
在公共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乱哄哄地争论，但是争论到最后，一旦达成了协议，尽管这个协议有相当多的人不同意，但是也能成为一段时间内的社会行为准则。而我们中国人就不同了，只要是我不同意的，你就是成了法律条文，也不能真正约束我的行动。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乏“人与社会”关系的结果，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补上这一课。
五四运动的先贤们把“民主”这个东西引进来，解决的就是在医治传统文化中的“五伦”之缺陷的。这个过程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也不看好中国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过程。
五四运动与“孔家店”
五四运动以后的九十多年以来，孔子在中国的命运几起几落，每次“起”都被捧到了天上，每次“落”，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一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人物，有此厄运或鸿运，历史罕见，在别的民族那里根本没有与此类似的事情。这其中的奥秘究竟在哪里，我说是因为中国人的“非理性”特质有关。
当局者褒扬和尚，谁也不许说个“秃”字，哪一天当局者要是不喜欢和尚了，全国各地寺庙里的菩萨都要彻底毁掉。这与一个民族的基本精神找不到准确定位有关。
我不认为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们那句“砸烂孔家店”是代表五四运动的标志性口号。在突破旧的传统文化精神枷锁的发轫点，总要找到一个能引起大众共鸣的要害，现在官员们常常说的“抓手”也是这个意思，孔孟之道在两千多年里被无耻的统治阶级抬着当作招牌欺压百姓，现在人们终于可以对它发泄愤懑了，这就是这个口号被提出来的原因，这其中没有时间和场合把对作为教育家和思想家的孔子的细致评价说清楚，我们今人不必在这个细节上花费工夫。
我对现在又一次把孔子捧上天感到困惑。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教育家，他的贡献已经被我们和我们周边国家文化圈的民族所承认，我们只要把他那些有教育意义的思想拿来领会学习就可以了，不必用早已经失传的祭祀仪式来表达我们的“孝敬”，那样做很傻，那些姿势很不雅观，我们的膝盖不是用来作跪拜礼的。顶多就像我们给大众和长辈致敬意时的欠身鞠躬即可。服装也不必今不今古不古的，普通妆饰衣洁领净即可。我再一次说这样的一个意思，孔子与孔孟之道不是一码事情，孔子的许多话是被曲解的，五四运动的先贤们的本意是还孔子以本来面目，把那些以孔子名义来宣扬的破烂货清除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肌体，这是这个问题中的关键。
五四运动的意义
历史上真实的五四运动，已经随着参与者的远逝，变得愈加模糊了。五四运动究竟对后世的中国人具怎样的意义呢？我以为，五四运动的最主要的意义是它成为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发端。这是一句很笼统的判断，但是却很概括，如果说得细致一些，大略有下面这样几点：
为中国大众公民意识的初步萌发方面的贡献。在以往，中国的“国家大事”都是民族中的高等级人士的专有的涉足领域，民众没有参与和发表意见的资格。辛亥革命把皇帝赶下了台，社会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按理说，人们都有了平等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利，但是，由于中国长期的政治制度造成的民性呈现出的惰性，只有少数有知识有见识的青年人意识到自己的这份社会责任，因此当他们听说作为世界大战的胜利国的中国没有享受到应当有的待遇时，愤然走上街头，企图以此唤起民众共同“外争国权”。
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方面的贡献。五四运动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传统文化落伍了，应当奋起直追，努力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但是学习又不能推倒重来，把中国传统文化一棍子打入十八层地狱。原因是，中国的事情是当时全体中国人的事情，不是少数“洋化”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事情，因此，要做转化中国大众的思想意识这个繁重的工作。这样，就要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做事情。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就是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并从中汲取营养的原因。
促发了以后的新文化运动。要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为改造中国文化的主人，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文字改革，包括文体的改革。中国历史上的文字一直是所谓的文言文，即书面语言。中国人在这个分水岭面前，被分成了两个部分：说官话（文言文）的有地位的人和说白话的下里巴人。民族内部被割裂开来，不利于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改革，而新文化运动就是弥补这个裂痕的关键，只有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全民族有了共同语言，才能谈到中国的现代社会的建设进程。在这个运动中，既有高深的传统文化修养、又有西方文化教育背景的胡适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以他为主所提倡的白话文，成为中国新的文化教育系统的基础，中国人的识字率才得以迅速提高，这尤其为解放后的新中国的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文化普及提供了好的条件。白话文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也是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成果。
年年说五四，年年新话题
五四运动已经注定成了中国文化与社会转型的永恒问题。90多年来，人们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再认识、反思、再反思已进行过多次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地发现，许多关于五四运动的论题并不像人们初次思考的那样，能够最终得出一个“定论”供后人们自信地放心地享用，而是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转型、社会形态的深入转变，以及外部世界的新变化（尤其是当今最先进的西方世界遇到危机的时候）得出一个又一个新的评价，发现五四运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流向也会有一个更新的作用，也总会发现一些曾经的盲点，这说明五四运动已经不是一些北京的青年学生当年在大街上的示威请愿、要求北洋政府如何如何的一个事件了，而是中国人开始自觉转型这个伟大进程的开端了。纪念五四运动，不是把陈年往事重新抖搂出来晒晒太阳，而是不断地梳理我们民族在基本的精神文化方面的进步，总结现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成绩和失误。
五四应改名为“改革开放节”
谁都知道，每年的五月四日是中国青年节。然而在我看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人们文化生活的更新，“五四”这个节日已经被中国青年冷落，它与中国年轻人的距离越来越远。现在的年轻人更多地追求时尚、新潮、乃至刺激，比起青年节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情人节、狂欢节、圣诞节……，这些外来的洋人的节日更具感官刺激和神秘气息，满足了现代中国年轻人浮躁的性格特色，而与五四运动紧密联系的五四青年节太严肃甚至太沉重了，如果不是组织上的安排，人们都快把它忘记了。我不敢说这是民族的悲哀，但是起码应当认定为一种文化动向，一种值得国人警惕的不良动向。不仅仅是因为现在的青年人不太看好这个节日，而是从根本上说，从它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和它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文化意义来讲，也应当把它定为全民族的节日，改名为“中国改革开放节”最合适。具体理由如下。
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国家极度贫困落后，民族文化、国家安全都让有社会责任感的国人揪心，整个民族都处于一个悲怆、悲观的氛围之中。中国人如何应对国家的危机，中国社会将向何处发展，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传统的民族化，……许多这样急迫的问题摆在面前，没有现成的答案，怎么办？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们先贤们挺身而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提供的答案对与不对，都可以商议批评，但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我以为就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这也是五四运动的核心内容。
以前的中国大众是没有资格思考和议论这些问题的，天塌下来有“大人”们顶着，小人们无须“多管闲事”也没有权利参与其中。而现在民众中的激进分子跑到大街上公然大谈国是，实在是一件亘古未有的事件，说些什么，怎样说的，现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成为一个标志——中国觉醒了，每一个中国青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权对“国是”说出自己的见解了，这个事实实在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把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变迁定为一个全民族的盛大节日，很有必要。
感恩五四先贤
没有五四先贤，就没有中国的现代社会，至少现在的社会形态会晚来一段时间，他们给中国人引进了先进的西方文化因素。他们试图用它来完全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意图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是否可行，先放在一边不说，但这是一条能把中国引向走出困境的道路是毋庸置疑的。原因是如果不大力度地冲击一下传统文化的顽固势力，当时的中国还会不死不活地挣扎，前途凶多吉少。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基石，古人所遵从的“五伦”——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妇关系、朋友关系似乎把人世间所有关系都囊括了，人们可以据此处理好所有社会上的关系，并让整个社会都能协调运转了。实际不然，如果让中国人走上现代社会，有一种关系所发挥的作用甚至会超过上述几种关系的总合，那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人没有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大法，于是，中国的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以己推断别人的感受而写下的官话”。
在公共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乱哄哄地争论，但是争论到最后，一旦达成了协议，尽管这个协议有相当多的人不同意，但是也能成为一段时间内的社会行为准则。而我们中国人就不同了，只要是我不同意的，你就是成了法律条文，也不能真正约束我的行动。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乏“人与社会”关系的结果，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补上这一课。
五四运动的先贤们把“民主”这个东西引进来，解决的就是在医治传统文化中的“五伦”之缺陷的。这个过程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也不看好中国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过程。
五四运动与“孔家店”
五四运动以后的九十多年以来，孔子在中国的命运几起几落，每次“起”都被捧到了天上，每次“落”，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一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人物，有此厄运或鸿运，历史罕见，在别的民族那里根本没有与此类似的事情。这其中的奥秘究竟在哪里，我说是因为中国人的“非理性”特质有关。
当局者褒扬和尚，谁也不许说个“秃”字，哪一天当局者要是不喜欢和尚了，全国各地寺庙里的菩萨都要彻底毁掉。这与一个民族的基本精神找不到准确定位有关。
我不认为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们那句“砸烂孔家店”是代表五四运动的标志性口号。在突破旧的传统文化精神枷锁的发轫点，总要找到一个能引起大众共鸣的要害，现在官员们常常说的“抓手”也是这个意思，孔孟之道在两千多年里被无耻的统治阶级抬着当作招牌欺压百姓，现在人们终于可以对它发泄愤懑了，这就是这个口号被提出来的原因，这其中没有时间和场合把对作为教育家和思想家的孔子的细致评价说清楚，我们今人不必在这个细节上花费工夫。
我对现在又一次把孔子捧上天感到困惑。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教育家，他的贡献已经被我们和我们周边国家文化圈的民族所承认，我们只要把他那些有教育意义的思想拿来领会学习就可以了，不必用早已经失传的祭祀仪式来表达我们的“孝敬”，那样做很傻，那些姿势很不雅观，我们的膝盖不是用来作跪拜礼的。顶多就像我们给大众和长辈致敬意时的欠身鞠躬即可。服装也不必今不今古不古的，普通妆饰衣洁领净即可。我再一次说这样的一个意思，孔子与孔孟之道不是一码事情，孔子的许多话是被曲解的，五四运动的先贤们的本意是还孔子以本来面目，把那些以孔子名义来宣扬的破烂货清除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肌体，这是这个问题中的关键。
五四运动的意义
历史上真实的五四运动，已经随着参与者的远逝，变得愈加模糊了。五四运动究竟对后世的中国人具怎样的意义呢？我以为，五四运动的最主要的意义是它成为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发端。这是一句很笼统的判断，但是却很概括，如果说得细致一些，大略有下面这样几点：
为中国大众公民意识的初步萌发方面的贡献。在以往，中国的“国家大事”都是民族中的高等级人士的专有的涉足领域，民众没有参与和发表意见的资格。辛亥革命把皇帝赶下了台，社会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按理说，人们都有了平等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利，但是，由于中国长期的政治制度造成的民性呈现出的惰性，只有少数有知识有见识的青年人意识到自己的这份社会责任，因此当他们听说作为世界大战的胜利国的中国没有享受到应当有的待遇时，愤然走上街头，企图以此唤起民众共同“外争国权”。
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方面的贡献。五四运动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传统文化落伍了，应当奋起直追，努力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但是学习又不能推倒重来，把中国传统文化一棍子打入十八层地狱。原因是，中国的事情是当时全体中国人的事情，不是少数“洋化”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事情，因此，要做转化中国大众的思想意识这个繁重的工作。这样，就要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做事情。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就是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并从中汲取营养的原因。
促发了以后的新文化运动。要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为改造中国文化的主人，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文字改革，包括文体的改革。中国历史上的文字一直是所谓的文言文，即书面语言。中国人在这个分水岭面前，被分成了两个部分：说官话（文言文）的有地位的人和说白话的下里巴人。民族内部被割裂开来，不利于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改革，而新文化运动就是弥补这个裂痕的关键，只有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全民族有了共同语言，才能谈到中国的现代社会的建设进程。在这个运动中，既有高深的传统文化修养、又有西方文化教育背景的胡适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以他为主所提倡的白话文，成为中国新的文化教育系统的基础，中国人的识字率才得以迅速提高，这尤其为解放后的新中国的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文化普及提供了好的条件。白话文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也是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