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佛道到基督，许地山自身经历了思想与灵魂的洗礼；而从《命命鸟》到《玉官》，许地山的创作也呈现出一个成长与转变的动态轨迹。作为基督徒，他对宗教虔诚却不狭隘，他的作品中为我们塑造了很多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本文将由此出发加以论述和分析。
　　关键词：宗教；思想转变；圣经呈现；缺陷
　　中图分类号：I207.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02-01
　　一、源于佛道，皈于基督
　　作为一个自幼深受中国传统佛道影响的基督徒，许地山“以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糅合在一起，毫不牵强地融成一片。”[1]许地山与宗教结缘始于幼年时期，其母信奉佛教，从小就受到佛教的耳濡目染；但1916年，许地山在福建漳州一所英国人办的教堂里加入基督教；1922年，许地山毕业于燕京大学神学院，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神学院专攻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1926年回国后于次年起在燕京大学文学院任教，致力于基督教、道教史研究，并担任基督教刊物《真理与生命》的执行编辑。1949年临终前留下“我要上天堂了”的遗言，足见信仰之虔诚。
　　对待基督他是虔诚的，却又并没因此而狭隘，作为一个比较宗教学学者，许地山始终在寻求不同宗教的融合共通，这也造就了许地山独特的“救世观”和鲜明的文学特色。
　　二、信仰的流变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
　　“我想宗教当使人对社会、个人，负归善精进的责任，纵使没有天堂地狱，信者也不是为避掉地狱的刑罚而行善，为贪天堂的福乐而不敢作恶才对。”[2]许地山崇仰基督教，旨在弘扬基督的博爱精神及其崇高的道德规范，以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他擅长或是说习惯塑造坚韧善良的主人公尤其是女性形象，编织一个个曲折离奇的故事来传达、宣扬自己的宗教观和思想。源于佛道、皈依基督，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里窥探他关于信仰的思考与流变。
　　作者最初以佛教为切入点，阐述其宗教救世观。他的第一部小说《命命鸟》便充溢深厚的佛教救世意识和早期“生本不乐”、“涅槃转世”的佛教思想。青梅竹马的恋人加陵和敏明，“彼此的心底里都承认他们求婚底机会已经成熟”，但作为忠实偏执的佛法信仰者，加陵的父亲婆多瓦底坚持让加陵出家修行，并反对加陵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西洋文化，笼统地认为西洋的学问是对佛法构成威胁、势不两立的毒药。而敏明的父亲宋志则认为，敏明正是帮他演出赚钱的时候，若是早早跟了加陵他必会吃亏，而且双方父亲都提出两人生肖相克加以阻挠。苦闷的敏明最终在迷离的梦境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良方，见识到此岸尘世的丑恶与彼岸极乐世界的至善至美，对尘世悲观绝望的加陵和敏明决心到另一个世界寻找幸福，当二人想新婚的恋人携手走入水中化作“对岸的命命鸟”时，那份安详与彻悟使他们散发着神性的光辉。与其说二人最后是殉情，不如说是殉道。
　　但从《缀网劳蛛》开始，到后来的《商人妇》《春桃》，再到《玉官》，基督教思想后来居上，作者也开始表现出对基督教、佛教和道教融合的深入思考，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超脱于具体的宗教，并试图以此作为“救世”的灵丹妙药。
　　发表于1922年的《缀网劳蛛》已充满了基督教救赎的情节，许地山把基督教的爱与宽容赋予在了主人公尚洁的身上。尚洁“无论什么事情上头都用一种宗教的精神去安排”：面对受伤流血的盗贼时，“前所有的恐怖情绪一时尽变为慈祥的心意”，用爱与宽容来感化盗贼；面对突然归来的丈夫长孙可望，无论是被刺伤还是离弃，尚洁都波澜不惊，泰然处之；即使被众人排斥、只身流落海岛也不能因此沉沦，依旧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审视一切；她“对于前途不但没有一点灰心，且要更加奋勤”；做珠宝商记室时受到采珠人的嘲笑和欺负，但她教他们英语和经文，最终以自己高尚的人格让他们信服。尚洁在面对采珠人时展现出的基督教“威仪”使她充满了神性，她不仅完成了渡己，还实现了救人。故事的最后，长孙可望在奉真牧师的感化之下迷途知返，痛改前非，可以说这些人物形象都受到基督教感召，最终实现了救赎。尚洁正是许地山的宗教理想的体现，她无欲无求，始终用基督教教义化解人事的烦扰，最终获得了人生的圆满。
　　《商人妇》也带有明显的基督倾向，惜官身上背负的使命就是替作者宣扬基督教教义。惜官在丈夫赌输掉全部资产时并未埋怨，而是典当所有助丈夫到南洋去闯荡；寻夫失败后被卖做妾、受尽折磨。终于逃走后结识了基督徒以利沙伯，至此找到了心灵的寄托与慰藉。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到妇女学校念书，从内而外都发生了质的改变。对待忘恩负义的丈夫，她不计前嫌用心宽恕，甚至重返故地寻夫；当有人说她苦时，她却坦言“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的分别……眼前所遇的都是困苦；过去、未来的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3]这种人生态度使她在宽容别人的同时也解脱了自己，信仰给了她光明与新生。
　　许地山的宗教理想在《玉官》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方面，玉官突破了作者以往作品中主人公完美人格的窠臼，更加世俗化、也更加真实和深刻。她有自己的私欲，但却在现实生活的历练中逐渐成长，在基督教的福音中慢慢完善，显得更加逼真，比圣洁高尚的完美人物更有说服力。另一方面，玉官本身就是一个综合体，既是一个基督文化的接受者，又是传统信神文化的捍卫者。在强大而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玉官，本土的宗教必然在她心里打下了深深地烙印。作者塑造的是矛盾的、成长的、转变的最后豁然的玉官，这与作者本身的思想转变、经历感受以及作者对社会的观察感知是紧密相连的。
　　玉官最初的入教可以说是功利性的：为了生计，为了儿子可以免费进入教会学校读书。虽然在行动上她每天到城乡各处派送福音书、讲道，但她并不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更是认为《圣经》中有很多“可笑”之处。修业一年后玉官虽然入了教，但她信基督更多的还是保障生活的权宜之计，这一定程度上表现在她对祭拜祖先的坚持。在玉官“封诰”的梦想破灭后她反而开始正视自己，母以子贵的潜意识使她意识到一切为了儿子这种行为本身的自私性，意识到从前守节的虚荣、传教的虚伪。痛苦的思想挣扎让她决心回乡做真正的传教，最后戏剧般的因为自己真心的“奉献”受到了教会的表彰，了却了她多年来的夙愿。基督文明、儒家伦理、道教文化与传统的祭祀文化相互碰撞、直接交流，“小说在天路与人路、敬神与祭祖、圣经与易经、传奇与行传等冲突与融合中，写出了中国基督徒的复杂心态。”[4]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论落华生》，《读书月刊》，1931年第1期。
　　[2]许地山：《宗教的生长与消亡》，《东方杂志》，1922年第10期。
　　[3]许地山：《商人妇》，《玉官》，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4]杨剑龙：《中国基督徒的复杂心态——论许地山的<玉官>》，《二十一世纪》，200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