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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语文》课的教学在思想内容方面应当慎加选择，使之在培养学生汉语方面的理解、表达能力的同时，充分展现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学科定位上工具性、人文性二者不可分割，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文选篇章的设置方面应当在目前常见的以文学史分期的基础上突出儒学的民族文化核心地位，有重点地传承民族文化，创新呈现丰富多彩的当代文化。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学；民族文化传承
作为普通高校面向非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大学语文》多年以来在民族文化传承、汉语能力提升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魅力，成为高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但是，当前在不少院校一线教师纷纷感叹《大学语文》已经陷入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窘境。推究个中缘由，则有社会风气浮躁、文化传承功利等外部环境因素以及学科定位混乱、教学方式单一等内部原因。总之，《大学语文》的教学面临着诸多困难，亟待改革。我们曾呼吁在语文教学中加强语法教学，以正本溯源、解决语文课客观存在的工具性缺失问题，近日重读张志公先生《漫谈语文教学》一文，有感于张先生提出的语文教学要“思想内容与语言文字统一”的思想，认为《大学语文》课的教学在思想内容方面应当慎加选择，使之在培养学生汉语语言文学方面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的同时，充分展现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真正肩负起“文以载道”的崇高使命。
一、语言学习与民族文化传承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张志公先生说：“不要一会儿丢下思想内容去讲语言文字，一会儿又丢下文章去讲思想内容。要统一起来，把语言文字讲清楚，从而理解思想内容，懂得了思想内容，又去领会语言文字的运用。”这句话的哲学基础是语言学习与民族文化传承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可见，语言本身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载体，文化鲜明的民族性必然呈现在语言的层面上。
举例说来，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现实价值，相对不够重视形式论证，反映在语言上，就是汉语的意合特点，它没有印欧语系复杂的位、数、格等形态变化。在用词造句时偏重心理意合，不大受形态成分、词类的约束，语序灵活，词类与句法成分不一一相对，我们在阅读古代典籍时往往会发现其多短句、合乎自然面貌的特点。又如汉文化重视外在的社会伦理秩序，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讲究节律性，往往以语词次序及停顿启示语法脉络。一些考据学者就常常利用汉语这种特性考求古籍中的词义，如王引之《经义述闻》即惯以“对文”、“相对为文”等表明上下两句句式相当：“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家大人曰：农力以事其上，与尚能而让其下对文，则农力非耕田之谓也。《广雅》：农，勉也。言勉力以事其上也，农力犹努力，语之转耳。”其中谈到，“农力以事其上”与“尚能而让其下”对文，则处于对当位置的“农力”与“尚能”也应结构相同、意义相类。语言学习与民族文化传承之间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说明《大学语文》在学科定位上工具性、人文性二者不可偏废，在传承、创新民族文化方面负有天然的责任。
二、抓住儒学核心有重点地传承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是国家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品格。它对人类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对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民族文化绚烂多姿，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并出，两汉“存三统”，魏晋以降，儒、释、道三家共荣共生，那么，中国文化的特质又在哪里呢？冯友兰先生认为华夏文化具有以儒学为主导因素的哲学特性，儒学提供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凝结成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塑造了中国传统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特殊性格。而历史地看，在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儒学也一直作为华夏文明的代表，稳居正统学派的地位，昭示出中国文化的核心与根本在于儒学。因此，《大学语文》课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文选篇章的设置方面应当在目前常见的以文学史分期的基础上突出儒学的民族文化核心地位，有重点地传承民族文化。
儒学本质上是提倡仁德、引人向善的教化之学，《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都说明儒家出自司徒，肩负教化之责。但儒学自身又那么博大渊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下有着不同的形态面貌，思想理论的体系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为后世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文字载体。《大学语文》课在教学过程中应重点选讲那些传世篇章呢？其一是以《论语》、《孟子》为代表的先秦经典。这些经典大多以社会大同为教化理想，以人格培养为教化内容。孔子用“仁”“义”的概念涵盖君子的一切美德，又指示给人“推己及人”的行为准则，孟子提出的仁政学说与贵民轻君、限制君权等主张则是孔子“仁”学的自然延伸。作为教化之学，儒学倡导的道德规范、传统美德、理想人格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极大，对于加强历代中国人的个人修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培养出了无数被历代奉为楷模的贤良之士、民族英雄，塑造了为广大人民所共同追求的理想人格：圣、贤。圣是最高统治者所追求的人格目标，贤则是一般士大夫和普通人所追求的人格目标。这些思想是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其二是汉魏宋明时期的诠释性儒学精华。汉代以后儒学能够超越百家与历代儒学大师不断吸取新思想以对儒学元典反复诠释密不可分，如西汉董仲舒以先秦儒学为核心，又杂糅阴阳五行及道、法诸家学说，使儒学定于一尊；宋代朱熹继承北宋诸儒，又糅合佛、老，建立起了完整的理学体系，使儒学获得了新的样态。其三是以黄宗羲、谭嗣同为代表的近世学者撰著的儒学著作。他们以民本、平等为教化理想，以开启民智为教化内容，体现了近世学者以民为本、实现自由平等的儒学新追求。以此为纲，我们就可以从历代儒学大师、文人骚客留下的众多脍炙人口的佳作中拣选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为《大学语文》课的重要教学内容，实现语文课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三、以民族文化为根，创新呈现多姿多彩的当代文化
中国文化一向具有包容、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和特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等诸子百家就在论辩中取长补短、相互融汇，汉代以后虽然独尊儒术，但并不禁止百家之学，并把它们作为养料不断加以吸收融和，东汉以后又逐步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至宋明时期，儒学不断摄取佛教及本土道教的思想，将二教的许多思想内在化，从而形成了儒学的新形态——理学。明代中叶至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更是大规模地吸纳了西方的文化、科技。在语言上不仅有大量来自西方的借词，还产生了不少欧化的句法，实实在在地施行了拿来主义。有鉴于此，我国当代在文化建设事业中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正确主张。如此，丰富多彩的当代文化在《大学语文》的教学中理应得到呈现，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传统文化是根，当代文化是茎，是叶，是果实。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文化的发展须一方面接纳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而该文化之正体以“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立足现实，沉潜以对。
综上所述，语言结构与文化结构之间具有一种同构关系，汉语言属于汉文化，汉语言承载着汉文化，《大学语文》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不可分割，只有较好地传承中国的民族文化，才能较好地认识汉语母语作为工具或符号系统的特质，从而更好地理解、欣赏和运用它。
参考文献：
[1]张志公.漫谈语文教学[A].张志公自选集[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邱洪瑞.语文教材呼唤“葛郎玛”[J].博览群书，2011（5）.
[3]张福平.报刊编校中常见语法错误例说（一）[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4][清]王引之.经义述闻[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作者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学；民族文化传承
作为普通高校面向非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大学语文》多年以来在民族文化传承、汉语能力提升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魅力，成为高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但是，当前在不少院校一线教师纷纷感叹《大学语文》已经陷入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窘境。推究个中缘由，则有社会风气浮躁、文化传承功利等外部环境因素以及学科定位混乱、教学方式单一等内部原因。总之，《大学语文》的教学面临着诸多困难，亟待改革。我们曾呼吁在语文教学中加强语法教学，以正本溯源、解决语文课客观存在的工具性缺失问题，近日重读张志公先生《漫谈语文教学》一文，有感于张先生提出的语文教学要“思想内容与语言文字统一”的思想，认为《大学语文》课的教学在思想内容方面应当慎加选择，使之在培养学生汉语语言文学方面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的同时，充分展现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真正肩负起“文以载道”的崇高使命。
一、语言学习与民族文化传承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张志公先生说：“不要一会儿丢下思想内容去讲语言文字，一会儿又丢下文章去讲思想内容。要统一起来，把语言文字讲清楚，从而理解思想内容，懂得了思想内容，又去领会语言文字的运用。”这句话的哲学基础是语言学习与民族文化传承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可见，语言本身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载体，文化鲜明的民族性必然呈现在语言的层面上。
举例说来，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现实价值，相对不够重视形式论证，反映在语言上，就是汉语的意合特点，它没有印欧语系复杂的位、数、格等形态变化。在用词造句时偏重心理意合，不大受形态成分、词类的约束，语序灵活，词类与句法成分不一一相对，我们在阅读古代典籍时往往会发现其多短句、合乎自然面貌的特点。又如汉文化重视外在的社会伦理秩序，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讲究节律性，往往以语词次序及停顿启示语法脉络。一些考据学者就常常利用汉语这种特性考求古籍中的词义，如王引之《经义述闻》即惯以“对文”、“相对为文”等表明上下两句句式相当：“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家大人曰：农力以事其上，与尚能而让其下对文，则农力非耕田之谓也。《广雅》：农，勉也。言勉力以事其上也，农力犹努力，语之转耳。”其中谈到，“农力以事其上”与“尚能而让其下”对文，则处于对当位置的“农力”与“尚能”也应结构相同、意义相类。语言学习与民族文化传承之间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说明《大学语文》在学科定位上工具性、人文性二者不可偏废，在传承、创新民族文化方面负有天然的责任。
二、抓住儒学核心有重点地传承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是国家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品格。它对人类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对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民族文化绚烂多姿，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并出，两汉“存三统”，魏晋以降，儒、释、道三家共荣共生，那么，中国文化的特质又在哪里呢？冯友兰先生认为华夏文化具有以儒学为主导因素的哲学特性，儒学提供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凝结成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塑造了中国传统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特殊性格。而历史地看，在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儒学也一直作为华夏文明的代表，稳居正统学派的地位，昭示出中国文化的核心与根本在于儒学。因此，《大学语文》课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文选篇章的设置方面应当在目前常见的以文学史分期的基础上突出儒学的民族文化核心地位，有重点地传承民族文化。
儒学本质上是提倡仁德、引人向善的教化之学，《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都说明儒家出自司徒，肩负教化之责。但儒学自身又那么博大渊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下有着不同的形态面貌，思想理论的体系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为后世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文字载体。《大学语文》课在教学过程中应重点选讲那些传世篇章呢？其一是以《论语》、《孟子》为代表的先秦经典。这些经典大多以社会大同为教化理想，以人格培养为教化内容。孔子用“仁”“义”的概念涵盖君子的一切美德，又指示给人“推己及人”的行为准则，孟子提出的仁政学说与贵民轻君、限制君权等主张则是孔子“仁”学的自然延伸。作为教化之学，儒学倡导的道德规范、传统美德、理想人格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极大，对于加强历代中国人的个人修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培养出了无数被历代奉为楷模的贤良之士、民族英雄，塑造了为广大人民所共同追求的理想人格：圣、贤。圣是最高统治者所追求的人格目标，贤则是一般士大夫和普通人所追求的人格目标。这些思想是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其二是汉魏宋明时期的诠释性儒学精华。汉代以后儒学能够超越百家与历代儒学大师不断吸取新思想以对儒学元典反复诠释密不可分，如西汉董仲舒以先秦儒学为核心，又杂糅阴阳五行及道、法诸家学说，使儒学定于一尊；宋代朱熹继承北宋诸儒，又糅合佛、老，建立起了完整的理学体系，使儒学获得了新的样态。其三是以黄宗羲、谭嗣同为代表的近世学者撰著的儒学著作。他们以民本、平等为教化理想，以开启民智为教化内容，体现了近世学者以民为本、实现自由平等的儒学新追求。以此为纲，我们就可以从历代儒学大师、文人骚客留下的众多脍炙人口的佳作中拣选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为《大学语文》课的重要教学内容，实现语文课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三、以民族文化为根，创新呈现多姿多彩的当代文化
中国文化一向具有包容、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和特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等诸子百家就在论辩中取长补短、相互融汇，汉代以后虽然独尊儒术，但并不禁止百家之学，并把它们作为养料不断加以吸收融和，东汉以后又逐步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至宋明时期，儒学不断摄取佛教及本土道教的思想，将二教的许多思想内在化，从而形成了儒学的新形态——理学。明代中叶至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更是大规模地吸纳了西方的文化、科技。在语言上不仅有大量来自西方的借词，还产生了不少欧化的句法，实实在在地施行了拿来主义。有鉴于此，我国当代在文化建设事业中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正确主张。如此，丰富多彩的当代文化在《大学语文》的教学中理应得到呈现，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传统文化是根，当代文化是茎，是叶，是果实。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文化的发展须一方面接纳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而该文化之正体以“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立足现实，沉潜以对。
综上所述，语言结构与文化结构之间具有一种同构关系，汉语言属于汉文化，汉语言承载着汉文化，《大学语文》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不可分割，只有较好地传承中国的民族文化，才能较好地认识汉语母语作为工具或符号系统的特质，从而更好地理解、欣赏和运用它。
参考文献：
[1]张志公.漫谈语文教学[A].张志公自选集[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邱洪瑞.语文教材呼唤“葛郎玛”[J].博览群书，2011（5）.
[3]张福平.报刊编校中常见语法错误例说（一）[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4][清]王引之.经义述闻[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作者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