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贤母多多。为让子孙正心诚意，志存高远，精忠报国，不虚此生，或剪发退鱼，或三迁其舍，或袒背刺字。甚至，尚在孕时，即“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行胎中之教，冀他年之果。其殷殷之心，切切之意，谱写出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壮丽凯歌。在这母爱的交响中，唐代郑氏的捶楚之教虽显别样，但却尤具严母光辉。
　　郑氏早寡，独抚三子，日谋衣食，夜忧子教，壓力山大，困窘非常。无奈之下，隐慈为严，化柔为刚，亲自教授，直面风霜。“郑氏，性严明，早寡，家贫，居于东都。诸子皆幼，母自教之。”为使三子生敬畏之心，从而心无旁骛，一心向学，遂忍向棍棒，行捶楚之教。
　　李景让为郑氏长子，领教最多，即便在飞黄腾达，贵显龙庭时，依然被照打不误。他在浙西做观察使时，一部下因触其逆鳞，让他冲天火起，失去理智，待他发泄过后，部下已死于他的杖下。官员升降黜罚，自有国家法令制度，仅凭个人好恶决定其生死，显然于情、于理、于法都难以服众。果然，“军中愤怒，将为变”。此时，后堂中的郑氏闻知此事，立即敏锐意识到顷刻之间即可发生不测之变，遂当机立断，走上前台。她命令大儿子老老实实站在众部下面前，面沉似水，厉声斥责说：“国家刑法，岂能成为你个人随意发泄喜怒的玩偶，一旦导致一方不宁，你岂只是有负朝廷重托，就是我这个白发老人也要含羞而死，还有何颜面见你九泉之下的先人！”说完就让左右家人剥下李景让衣服，取来“家法”，就要结结实实地鞭挞他的脊背。郑氏的慷慨陈词和大义凛然，瞬时熄灭了将佐们心中的激愤，他们遂纷纷为他求情。但郑氏不许，坚持要把平时的“家教”复习一遍。一众人等不住拜谢，最后都泣不成声了，郑氏才勉强答应。
　　郑氏之严厉，之一言九鼎可见一斑。其实，李景让当众受罚不过一个小小片段，其从少至长受鞭杖之挞实乃家常便饭，即便后来满头白发，仍不能幸免。
　　史载，在郑氏的严教之下，三子皆为进士及第，且“位至方镇”，特别是长子李景让最为突出，历进御史大夫，西川节度使，官至太子少保、分司东都，谥号“孝”。
　　他为人方正，刚毅不屈，“性方毅有守”。为了捍卫纲纪法度，他敢于犯颜直谏，无所避忌。唐宣宗的舅舅郑光死后，唐宣宗破例命令罢朝三日，隆重举哀。御史大夫李景让，将一切得失以至生死置之度外，引经据典，力陈如此越礼的种种后果。终于使宣宗幡然悔悟，收回成命。
　　他清廉如水，一尘不染。有好心人劝他说：“公平生廉洁没有一点积蓄，难道不为几个儿子考虑吗？”李景让淡然地笑了笑说：“儿子们难道能饿死吗？”
　　他忠于国家，孝敬父母。宰相蒋伸曾在一次宴席上，特意斟满一杯酒说：“请忠于国家、孝顺父母之人饮此杯。”此言一出，满坐宾客皆不语，因为这可不是一般的条件，要达到忠孝双全的完美标准才有资格端这个杯，没有“金刚钻”，怎敢自取其辱“揽这个瓷器活儿”？只有李景让从容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蒋伸充满敬意地说：“名副其实，没有比李公更适合饮这杯酒的了。”
　　时人不吝褒美之辞，纷纷誉之：“中含柔嘉，表以坚白。直比汲黯，孝如曾参。素怀澹然，清节可贵。峻风规于台阁，流恺悌于方州。居为国桢，出作藩柄。”“景让有大志，事亲以孝闻，正色立朝，言无避忌。”
　　郑氏三子皆以忠孝名于世，其捶楚之效自不待言。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前提，就是她“训厉诸子必以礼”，而绝非动辄棍棒相加，以压代教，更非暴力万能。只不过是用“礼”这个准绳来规范之，捶楚之厉使之不敢轻易逾“礼”，“虽贵达，稍怠于辞旨，犹杖之”。正是由于郑氏对“礼”的严肃和坚守，对原则的毫不妥协和退让，才使一个年纪轻轻的母亲凛然难犯，让整个宗族和周围人等不敢“非礼”，“贞干严肃，姻族敬惮”。才使诸子终生敬之畏之，不敢生一丝妄念和邪念。
　　郑氏的捶楚之教，俨然人生的守护神，看似冷冽无情，实则情深似海，慈爱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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