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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意味着轻松、自由和进步。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解脱欲望，卸除社会责任是一种解脱，实现自己的功业欲望同样也是一种解脱，而古代中国人一般采用隐逸这一更为明显的解脱方式。
南朝宋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逸民传》中为隐逸分类时写道：“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可见，他是以剖析隐逸的动因为依据来对其进行分类的。《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其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苏东坡《大臣论》说道：“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这些论断道破隐士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超脱，而内心实则有无穷的痛苦。隐士无处展志，唯有托山水以寄情致，流连于山水之间，悠然自得。诸如此语，比比皆是，均可为证。如果根据隐逸的方式对其进行划分的话，那么可以将其大致分为朝隐和林泉之隐两类。朝隐的情形十分复杂，有东方朔式的倡优朝隐，有李东阳式的亢直朝隐，也有李泌的待时朝隐和王羲之的凉心朝隐，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政治策略，有助于存身成事。朝隐者不为权势富贵活着，不为庸俗的功名利禄出卖良心，即便他们不能“杀身成仁”，也会在隐逸中完成他们的人格。林泉之隐与朝隐相对，指的则是不入仕途而隐于山林泉石之间的人，正所谓“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也。
孔子的隐逸思想以无道则隐、存身术仁为内核，以审时而动、明哲保身为外在表现形式，构建了一套积极入世者的极其高明的处理策略，后世的隐士对这一处世策略进行了形态各异的发展变化。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时，中国的隐逸文化发展已趋于成熟，林泉之隐就是其典型的表现形态。《诗经》时代的文人与后世的文人区别较大，如孔子、墨子等一生都在诸国之间游历，积极推销自己的学术主张。这与后世文人推崇山林之乐和隐逸生活有极大差别。当然，《诗经》时代亦有隐士，但人数不多。魏晋这个时期的名士、隐士、狂人及朝野耿介之士的超卓的风采、潇洒的风度、宏远的深思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向往。齐一儒道、齐一仕隐，是魏晋隐逸文化突出的特点。此时的隐士并不是把廊庙殿堂看做修身养性的地方，不是把出仕当做实现独立人格、价值的途径，而是有意抹杀二者的区别，全身避祸又安慰心灵。
士大夫，古代指官僚阶层。《考工记·序》：“作而行之，谓之大丈夫。”郑玄注：“案受其职，居其官也。”隐士的身份地位，便与中国古代的士阶层有关。士是中国古代王权统治中，地位和身份十分独特的一个群体，它介于统治者和平民之间，自身拥有文化知识，通古明今，洞察事理，心气甚高，主观上把一切都看得很清、很透，人世间的权力、利益、富贵、功名等，在他们眼里并不是什么神秘、尊贵的东西，在精神上不愿屈从。历史赋予了中国士大夫实现王道的重任，以不羁的性格来标举自由，以放诞的行为来惊世骇俗，以特异的举止来彰显使命，但现实却又总是与他们的愿望相背离。于是，士大夫便以激越的言辞来标示独立。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和战争的年代，门阀世俗既富贵安乐又满怀忧虑，往往身不由己地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们虽然内心非常执著和痛苦，但外表却洒脱不凡，表现出旷达放诞、寄情山水、追求超脱等不同流俗的处世态度。在这样一个大动乱的时代，文人士大夫为明哲保身，或出仕朝隐，或酒隐山野林泉，隐身遁世。正所谓“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妒”，这的确是封建官场的铁定法则，高士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仕则仕，不能仕则隐，以能为国为民做点正经事为最高准则。魏晋时，党人遭遣，正直官吏被黜，他们怀着愤懑的情绪隐居，关怀现实，思考现实，批判现实，并准备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他们的隐不是无所为的隐，而是有所为的隐，即便是游心于皋壤之间，也是对政治的不合作和无声的抗战，这恰是林泉之隐的精义所在。
魏晋时期，很多文人不堪忍受政治的压迫，逃逸到文学、艺术与山水中，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艺术和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期。魏晋士人欲做直臣而不得，欲做隐士而不能，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境遇中难以得到解脱和超度，但在这种痛苦中，他们创造出了丰富的精神价值——魏晋风度。这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从何晏、王弼、“竹林七贤”、谢安等，莫不清俊通脱，表现出“风流自赏”的气度。魏晋士子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超脱，而内心实则有无穷的痛苦，崇尚魏晋风度的晋人说，“小隐隐于薮，大隐隐于市”，又说，“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可见，魏晋士人的人格充满矛盾，文心与人心往往被严重剥离，他们内心里充满了极度的痛苦。虽然这其中可见西晋时期士人们对朝隐的倾慕，但是他们并不想借朝市借机建功立业，更多的是一种消极避退，他们在官场失意之后往往以隐逸的方式构建起执著而超越的人格。由此，造就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极端崇尚隐逸的时期。
从汉末的“处士横议”，到阮籍从游的袁松山，这期间士人是经历了说不尽的无奈与辛酸，许多隐士有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冷漠转入了存在的冷漠。为了求生存，他们玄谈或隐游于林泉。魏晋时期便是中国历史上这么一个特定的时代，当时的世人对政治的逃避逐渐转移到了对人的生命状态上来。名士们的交往中也越来越多地注重人的精神自由，以及这种精神自由所带来的整个生命状态的旷达、潇洒、飘逸的意味，因此，魏晋士子对可以同游山林的朋友是有选择的。他们这种归隐谈玄的时尚，其思想和理论依据来源于老庄的自然无为。这些隐逸的士大夫以“道”为法，绝圣弃智，心志清净，归隐山林。他们悠闲于林泉之间，纵酒放歌，率真旷达，行为乖张，放诞不羁，以解脱内心忧国忧民的痛苦。而以“三玄”为本的玄学，它适应了魏晋时期政权更替迭起、社会动乱的不安时代以及士族阶层的心理需要，因而谈玄理，辨“有无、无为、性空”之风成为时尚所趋。魏晋玄学攻击司马氏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标榜老庄为背景的学说得以充分发展，并以《老子》、《庄子》、《周易》，即所谓“三玄”为研究对象。由此，当时的士大夫多秉玄学之性，以游乐、放浪自然山水而闻名。怪诞放达的行为方式和谈尚玄远的清谈风气最为魏晋士族文人所好，因为他们的生活达到了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所以，“魏晋风流”屡被后人推崇。
隐士一袭儒衫风流倜傥，渗透出与尘世不相往来的出雅旷达之情，正所谓“古人重心境而轻凡尘”。于是，魏晋时文人好以清逸静远自居，哀叹花鸟风月胜过关怀人居民生。古人认为，高士应有寄情山水之闲性，不为仕途所累。文人谈清高，多只以出仕与否为论，而无关性别操守，于是士大夫洒脱不羁，旷达放逸，便颇为常见了。隐士超凡脱俗之雅性、轻视事功的放达风气，于士大夫，竹节之形清香之志，便将它与清修高士相暗合。
（作者单位：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早胜镇南街小学745200）
南朝宋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逸民传》中为隐逸分类时写道：“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可见，他是以剖析隐逸的动因为依据来对其进行分类的。《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其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苏东坡《大臣论》说道：“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这些论断道破隐士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超脱，而内心实则有无穷的痛苦。隐士无处展志，唯有托山水以寄情致，流连于山水之间，悠然自得。诸如此语，比比皆是，均可为证。如果根据隐逸的方式对其进行划分的话，那么可以将其大致分为朝隐和林泉之隐两类。朝隐的情形十分复杂，有东方朔式的倡优朝隐，有李东阳式的亢直朝隐，也有李泌的待时朝隐和王羲之的凉心朝隐，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政治策略，有助于存身成事。朝隐者不为权势富贵活着，不为庸俗的功名利禄出卖良心，即便他们不能“杀身成仁”，也会在隐逸中完成他们的人格。林泉之隐与朝隐相对，指的则是不入仕途而隐于山林泉石之间的人，正所谓“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也。
孔子的隐逸思想以无道则隐、存身术仁为内核，以审时而动、明哲保身为外在表现形式，构建了一套积极入世者的极其高明的处理策略，后世的隐士对这一处世策略进行了形态各异的发展变化。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时，中国的隐逸文化发展已趋于成熟，林泉之隐就是其典型的表现形态。《诗经》时代的文人与后世的文人区别较大，如孔子、墨子等一生都在诸国之间游历，积极推销自己的学术主张。这与后世文人推崇山林之乐和隐逸生活有极大差别。当然，《诗经》时代亦有隐士，但人数不多。魏晋这个时期的名士、隐士、狂人及朝野耿介之士的超卓的风采、潇洒的风度、宏远的深思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向往。齐一儒道、齐一仕隐，是魏晋隐逸文化突出的特点。此时的隐士并不是把廊庙殿堂看做修身养性的地方，不是把出仕当做实现独立人格、价值的途径，而是有意抹杀二者的区别，全身避祸又安慰心灵。
士大夫，古代指官僚阶层。《考工记·序》：“作而行之，谓之大丈夫。”郑玄注：“案受其职，居其官也。”隐士的身份地位，便与中国古代的士阶层有关。士是中国古代王权统治中，地位和身份十分独特的一个群体，它介于统治者和平民之间，自身拥有文化知识，通古明今，洞察事理，心气甚高，主观上把一切都看得很清、很透，人世间的权力、利益、富贵、功名等，在他们眼里并不是什么神秘、尊贵的东西，在精神上不愿屈从。历史赋予了中国士大夫实现王道的重任，以不羁的性格来标举自由，以放诞的行为来惊世骇俗，以特异的举止来彰显使命，但现实却又总是与他们的愿望相背离。于是，士大夫便以激越的言辞来标示独立。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和战争的年代，门阀世俗既富贵安乐又满怀忧虑，往往身不由己地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们虽然内心非常执著和痛苦，但外表却洒脱不凡，表现出旷达放诞、寄情山水、追求超脱等不同流俗的处世态度。在这样一个大动乱的时代，文人士大夫为明哲保身，或出仕朝隐，或酒隐山野林泉，隐身遁世。正所谓“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妒”，这的确是封建官场的铁定法则，高士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仕则仕，不能仕则隐，以能为国为民做点正经事为最高准则。魏晋时，党人遭遣，正直官吏被黜，他们怀着愤懑的情绪隐居，关怀现实，思考现实，批判现实，并准备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他们的隐不是无所为的隐，而是有所为的隐，即便是游心于皋壤之间，也是对政治的不合作和无声的抗战，这恰是林泉之隐的精义所在。
魏晋时期，很多文人不堪忍受政治的压迫，逃逸到文学、艺术与山水中，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艺术和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期。魏晋士人欲做直臣而不得，欲做隐士而不能，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境遇中难以得到解脱和超度，但在这种痛苦中，他们创造出了丰富的精神价值——魏晋风度。这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从何晏、王弼、“竹林七贤”、谢安等，莫不清俊通脱，表现出“风流自赏”的气度。魏晋士子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超脱，而内心实则有无穷的痛苦，崇尚魏晋风度的晋人说，“小隐隐于薮，大隐隐于市”，又说，“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可见，魏晋士人的人格充满矛盾，文心与人心往往被严重剥离，他们内心里充满了极度的痛苦。虽然这其中可见西晋时期士人们对朝隐的倾慕，但是他们并不想借朝市借机建功立业，更多的是一种消极避退，他们在官场失意之后往往以隐逸的方式构建起执著而超越的人格。由此，造就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极端崇尚隐逸的时期。
从汉末的“处士横议”，到阮籍从游的袁松山，这期间士人是经历了说不尽的无奈与辛酸，许多隐士有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冷漠转入了存在的冷漠。为了求生存，他们玄谈或隐游于林泉。魏晋时期便是中国历史上这么一个特定的时代，当时的世人对政治的逃避逐渐转移到了对人的生命状态上来。名士们的交往中也越来越多地注重人的精神自由，以及这种精神自由所带来的整个生命状态的旷达、潇洒、飘逸的意味，因此，魏晋士子对可以同游山林的朋友是有选择的。他们这种归隐谈玄的时尚，其思想和理论依据来源于老庄的自然无为。这些隐逸的士大夫以“道”为法，绝圣弃智，心志清净，归隐山林。他们悠闲于林泉之间，纵酒放歌，率真旷达，行为乖张，放诞不羁，以解脱内心忧国忧民的痛苦。而以“三玄”为本的玄学，它适应了魏晋时期政权更替迭起、社会动乱的不安时代以及士族阶层的心理需要，因而谈玄理，辨“有无、无为、性空”之风成为时尚所趋。魏晋玄学攻击司马氏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标榜老庄为背景的学说得以充分发展，并以《老子》、《庄子》、《周易》，即所谓“三玄”为研究对象。由此，当时的士大夫多秉玄学之性，以游乐、放浪自然山水而闻名。怪诞放达的行为方式和谈尚玄远的清谈风气最为魏晋士族文人所好，因为他们的生活达到了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所以，“魏晋风流”屡被后人推崇。
隐士一袭儒衫风流倜傥，渗透出与尘世不相往来的出雅旷达之情，正所谓“古人重心境而轻凡尘”。于是，魏晋时文人好以清逸静远自居，哀叹花鸟风月胜过关怀人居民生。古人认为，高士应有寄情山水之闲性，不为仕途所累。文人谈清高，多只以出仕与否为论，而无关性别操守，于是士大夫洒脱不羁，旷达放逸，便颇为常见了。隐士超凡脱俗之雅性、轻视事功的放达风气，于士大夫，竹节之形清香之志，便将它与清修高士相暗合。
（作者单位：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早胜镇南街小学74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