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5日深夜，来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面知名人士，都收到了由周恩来、林伯渠两人联名的午宴请柬：“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请柬中所说的“商谈重要问题”是什么呢？
　　原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在筹备建国时，虽然将国号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又加上了“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在政协主席团常委会讨论这一方案时，对要不要后面的括号，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应该要，有人认为不应该要，双方争持不下。于是，主席团常委会责成周恩来向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征求意见。
　　26日上午11时半，会议在六国饭店准时召开。周恩来首先讲话说：“今天请来赴会的，大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就教长者’。各位看见‘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对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或许还有点旧感情。”
　　周恩来的话刚讲完，民建的黄炎培即发言说：“现在虽说解放了，但由于老百姓受的还是落后的教育，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这个简称，我看是非常必要的。况且，政协五年召开一次，五年之后我们觉得这个简称不必要了，再去掉它也并无不可。”
　　听完黄先生的发言后，何香凝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许多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要是大家都不赞成，我也不坚持己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辛亥革命后“归隐”38年、平生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用‘中华民国’之类的简称，因为二十多年来，这一名称已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成为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所以，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非常赞赏周致祥的意见，接着发言说：“我虽然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也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关，22年更给蒋介石及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应该是极其庄严的，既然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还要等到五年之后才改呢？古语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现在革命胜利了，还称‘中华民国’，连国号也不敢改，何以昭告天下百姓呢？所以，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
　　司徒先生的发言，赢得热烈的掌声。与会者纷纷发言。马寅初先生说：“我拥护司徒美堂的主张，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一个简称，实在不伦不类。”陈嘉庚、张澜、陈叔通、车向忱也发言表示赞成。车向忱还从教育群众方面作了阐述。他说：“新国号老百姓可能一时还不能接受，但这只是个宣传教育问题。经过宣传，让人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老百姓不见得反对用新国号。”
　　著名法律专家沈钧儒则从法律的观点解释新旧国号不能并容的原因。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该如此。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况且，将来在行文上，包括用国家名义与其他国家订约，都有诸多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可能有些群众还会写中华民国，但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要明令禁止，慢慢就会改过来的。”
　　沈钧儒的发言后，与会者再无不同意见，会议即宣告结束。周恩来作了小结。他说：“我会把老前辈的意见综合起来，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最后由主席团常委做出决定。”
　　后来，主席团常委接受了这些老前辈的意见，去掉了简称，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国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