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6月的一天，巴勃罗·毕加索来到位于比利牛斯山深处的加泰罗尼亚古村落戈索尔。这处“壮丽的”山间避世所是一位朋友向他推荐的，虽然此地曾因走私犯藏身而臭名昭著。心怀好奇的毕加索说服情人费尔南德·奥利维耶（奥利维耶和毕加索相识于1904年，次年同居在一起。两人的关系轰轰烈烈地维持了7年。奥利维耶60多次出现在毕加索的画作中）和他一同前往。奥利维耶是个时髦的法国女艺术家，赤褐色头发，做过毕加索的模特，对法国香水情有独钟。他们先从巴黎坐火车来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在那里和毕加索的故友们度过了几周快乐时光，然后从巴塞罗那风尘仆仆地前往戈索尔。
　　通往戈索尔的最后一段山路崎岖不平，他们只得骑上骡子，紧贴着悬崖绝壁通过了危险的羊肠小道。一到达目的地，毕加索和奥利维耶就在山村唯一的客栈住了下来。他们的计划是通过作画消磨夏日时光，同时享受简单生活的快乐。

　　艺术史学家们认为，毕加索在戈索尔的短暂时日对他的艺术生涯极其重要，因为在那里，从流言蜚语的巴黎艺术界逃离出来的毕加索，显著而深刻地改变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到1906年时，毕加索已经在作为先锋派艺术的中心巴黎尝到了成功的喜悦。1901年，他的第一次巴黎画展在画商安布鲁瓦兹·伏勒尔的画廊举办，好评如潮。此外，美国收藏家利奥·斯坦和格特鲁德·斯坦兄妹也是他的鼎力支持者。但是，其忧郁感伤的“蓝色时期”和“粉红时期”的绘画，尽管堪称佳作，仍深受19世纪象征主义之类艺术运动的影响。
　　但是，一来到戈索尔，毕加索的艺术风格就迅速朝一种全新的、惊人的、更原始的方向转变。它开始变得更硬朗、更简单、更陌生，却更具永恒性。毕加索感觉到了这种改变，并陶醉于灵感袭来的狂喜中。在戈索尔逗留的约10周时间里，他进入排山倒海般的高产期：据其传记作者约翰·理查森统计，他创作了7幅巨型画、12幅中型画以及无数素描、水彩画、水粉画和雕刻。

头盖骨与走私犯

　　是什么催化了这种翻天覆地的转变和创作激情的迸发？原因可能有几种。例如，毕加索在戈索尔的许多画作中都有奥利维耶的身影，说明那时24岁的画家对这位情人的感情是异常炽烈的。
　　此外还有毕加索与戈索尔那家客栈老板刚刚建立的友谊。这位饱经风霜、老谋深算的九旬老人，何塞普·方德维拉，曾是个走私犯，留着光头，一口洁白牙齿，深受毕加索欣赏和敬佩。当然，方德维拉严峻冷漠、清心寡欲的外在形象开始渗透到毕加索的艺术中，成为检验他此后所有作品的一块试金石（画家作于1972年的骷髅般的自画像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在戈索尔，毕加索还遇到了另一样改变他画风的东西。在山村的教堂里，他看到一座12世纪的彩饰木制圣母雕像，硬朗的白色脸庞极富表现力，一双上色的大眼睛生动传神。
　　今天，这座77厘米高的木雕收藏于位于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MNAC），被视为加泰罗尼亚罗马式艺术的典范。在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罗马式的毕加索”特展上，展示了这位西班牙现代主义艺术家约40件作品，而这座木雕无疑在其中扮演了明星角色。展览暗示了毕加索的作品与那些中世纪罗马式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后者大多来自比利牛斯山建于11至13世纪的各种教堂，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也因这些藏品而蜚声世界。举例来说，任何人只要一看到戈索尔的圣母像，就会发现它正是毕加索的《女人与饼》（Woman with Loaves，1906）的創作源泉之一。

　　问题是，虽然艺术史学家们意识到毕加索多年来对罗马式艺术兴致浓厚，并最终导致了立体主义运动的诞生，但他们有意忽略罗马式艺术对他艺术进程的影响，反而更倾向于坚持那些众所周知的因素的影响力，如非洲部落艺术、古伊比利亚雕塑和现代艺术先驱保罗·塞尚。
　　“虽然毕加索的‘原始主义’一直为众人所知，”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馆长佩佩·塞拉说，“但显而易见，罗马式艺术也是他极其重要的源泉之一。展览清楚地表明了毕加索和罗马式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

创新血脉

　　可能在戈索尔之行的四年前，毕加索就首次严肃地看待罗马式艺术了。当时，配合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复兴，一场关于罗马式艺术和哥特式艺术的大型展览在巴塞罗那举办。30余年之后，即1934年，定居法国的毕加索已是国际名流，在这座崭新的国家博物馆（后称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馆前不久，他重回巴塞罗那前来参观。 　　当地报纸全面报道了此事，证明这是毕加索最后一次回到祖国——在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上台成为国家元首之后，他再没有重返西班牙。“从一间展厅到另一间，”记者写道，“毕加索，在那些无与伦比的早期加泰罗尼亚艺术品前流连忘返，对艺术品的力量、强度和技巧等惊叹不已。他不假思索地声称，我们的罗马式艺术博物馆将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是任何想了解西方艺术源头的人不可或缺的资源，是当代人的宝贵一课。”
　　正如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的展览所揭示的，毕加索一生收集了许多关于罗马式艺术的图书、明信片和照片，说明他对这个主题经久不衰的兴趣。在这方面，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比如，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胡安·米罗，另一位伟大的西班牙当代艺术家，也对罗马式艺术顶礼膜拜，在巴塞罗那成长的他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它。当被问及这对他意味着什么时，米罗总是拍拍前臂上的静脉：这是他的创新血脉。
　　那么，罗马式艺术教给毕加索和米罗的“宝贵一课”究竟是什么呢？据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馆长的说法，毕加索被加泰罗尼亚罗马式艺术的“素朴”所吸引。“这是一种天真的、非常‘原始’的艺术，”塞拉解释道，“例如，它不运用透视法，人物的脸部构造极其简略，这些都为毕加索所用。它还充满了象征——眼睛，火焰，鱼——象征其他东西。还有另一些主题与毕加索有重要联系：暴力，被肢解的躯体，头盖骨，十字架刑罚，死亡降临。所以，除风格方面，还有主题联系。”

　　爱丁堡大学艺术史名誉教授、伦敦国家肖像美术馆毕加索肖像展策展人伊丽莎白·考林认为，毕加索对罗马式艺术养料的汲取，主要体现在“风格、强度和力度上的效仿，并非由自然主义的审美趣味所驱动”。
　　和塞拉一样，她相信1906年毕加索在戈索尔的逗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给了他一个艺术突破的机会，让其更充分地吸收新發现的艺术来源，发展在大都市竞争环境之外的理念和主题。在那个极其闭塞、远离现代社会的地方，他对原始主义的偏好势必会得到强化”。
　　的确，毕加索对原始主义的广泛兴趣有助于解释他对罗马式艺术的着迷。“原始主义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伊丽莎白·考林说，“但是，很明显，原始主义者觉得‘原始’比成熟、僵化的西方文艺复兴和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更真实、更纯粹。它在本质上与自然主义和学院主义势不两立。所以那时任何被视为‘典范’的东西都很有可能被原始主义者否定。”
　　换句话说，在毕加索奋力解构和重构西方艺术深厚传统的过程中，罗马式艺术给他提供了一种启示性样式。正如考林所言：“当罗马式艺术成为他的灵感来源——他为新发现而兴奋，毕加索从不消极被动，但是我想，他被一种新的创作源泉所吸引，是因为它契合了某个已经引起他兴趣的东西，对他当时的艺术创作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