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　花莲　晴)
　　清晨，一辆通过电话预约的出租车，来到东华大学。我一个人离开了这个无人管理的小招待所(这也真是种很新奇的感受)，十分钟后就到了寿丰火车站。这是花莲县境内沿着铁路的一个小镇。在车站月台E候车时。见到一位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他是东华大学文学系学生，他说他喜欢文学，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我问起诗人余光中与洛夫，他对前者略有所知，对后者完全不知道，
　　其实，我对洛夫也知之甚少。但知道他是衡阳同乡，二哥萧牧(我的堂哥)半个世纪前最好的朋友，衡阳解放前，他们这两个文学青年结伴乘轮船来台湾求学，到了台湾，才知道自己是被当作国军的壮丁从大陆骗过来的。由于有一位在台湾的亲戚的资助，二哥乘上了当时国民党最后一架从台湾飞往大陆的飞机，抵达贵阳转回家乡，而把洛夫一个人留在了台湾。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好朋友，为此内疚了多年。
　　
　　然而，人的命运竟然那么不可捉摸。二哥回大陆后，厄运不断，由于去过台湾，从此就开始了30年的苦难的人生历程(他把这一切都写到了自传《风雨人生》之中)，而洛夫却在台湾成为著名诗人。1980年代，洛夫衣锦还乡，在衡阳火车站的月台上，他最想见到的自己的老朋友——饱经风霜、显得特别苍老的二哥，默默地站在大批迎宾人群的最后面。相见时，台湾著名诗人已经无法辨认出当年最好的朋友。他们双双无言，感叹久之。他说的令二哥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其实当年你比我更有文学才华呵。”
　　言归正传。我问月台上萍水相逢的青年大学生，你喜欢什么流派的诗歌?他说，他们有他们这一代人的想法与思考，还说不出什么流派来．在眼里粗看起来，他似乎与南部农村来读书的青年差不多，仔细观察，在他身上还能依稀感觉得到那么一点南国文学青年的气质。厚厚的眼镜下面，是一对有幻想力的单纯的眼睛。
　　我突然想到20多年前，当年我20来岁，正在中国大地上漫游，从风陵渡、敦煌、青海湖到桂林，到处留下我的足迹。那时的我，也许与他有些精神上的相近处，也许与他进一步深谈可以从他身上读到我当年的影子。然而，这一切只能是失之交臂火车很快就来了，我祝愿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表达了谢意。我们买的是不同车厢的票，分坐在不同的地方，直到下车我也没有机会见到他，正如天际偶然相遇的两颗流星，又匆匆消失在茫茫的天际。在大陆好像已经很少能遇到这样的文学青年，在台北这个现代化、世俗化的大都市，好像也没见到过这样的人。但在台湾的中南部，仍然可以邂逅这样的青年人，真有意思。
　　在台湾坐火车旅行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与日本新干线一样的舒适的全封闭空调车厢里，乘客并不多，车厢清洁而安静。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尽情抒写自己一天来的感受窗外一片绿野铺在起伏的山峦前，山上是浓密的森林，几乎看不到一块裸露的黄土。路边是棕榈树和芭蕉，农舍已经不再是传统式的，大多是白墙红瓦。这样一列火车上，四周没有任何相识的人。这是一种奇特的孤独感，一种无意中从旅行的漂泊生活中感受到的自由空间，你有充分的自由去观察四周的一切
　　上午火车上的三个小时，就这样在键盘的敲击声中度过我想起高尔基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中老牧人的那句话：“人生就是这样，到处走走，到处看看，看够了，就躺下来死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始终是一个人，对一切感到新奇，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你此生中第一次相遇，也是最后一次。然而却也在记忆中永远留下了这些淡淡的美好的回忆。我喜欢一个人的旅行，孤单中可以避免多人组团旅行形成的团体气氛的封闭性。这种漂泊感使你不得不融入到新环境中去，感受周围的一切。早在1970年代初期，我就作为一个青年漂泊者在中国大地上漫游了两万里，沿途记下了7万字日记，现在我又一次进入那种漂泊式的旅游的新鲜感受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