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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震撼全国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湖南革命党人和新军首先响应。社会各界群情鼎沸，青年学生纷纷拥护、赞同和欢呼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统治。徐特立先生在长沙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意在唤醒民众，这给了毛泽东以“革命的第一个感性认识”。
正在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的青年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新闻报纸，顿感耳目一新，精神为之振奋。毛泽东最早看到的新闻报纸，就是中国同盟会会员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民立报》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激烈抨击清政府，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毛泽东从这份竖排版的新闻报纸上看到了革命党人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报道。据他回忆：“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内容。”由于受到鼓舞，毛泽东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贴在校门口墙壁上，“第一次发表政见”，主张新政府应由维新派和革命派组成，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锐利的新闻武器，使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革命文字对于宣传国事、鼓舞民心的重要作用。从此，他对学习和掌握新闻武器，滋长了内心的冲动。
毛泽东认为，对于武昌起义这场推翻帝制的革命，任何一个青年都不应该袖手旁观，而必须奋身参加，投笔从戎，加入革命军，拿起真枪实弹，向腐败的清朝统治开火。当长沙革命军举起义旗宣告反清之后，毛泽东毅然报名参军，成为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
进入新军后，毛泽东每月有七块银元的军饷，除去三元用于伙食之外，余款全部用来订阅报刊、购买书籍，从阅读新闻报纸当中去了解时事政治。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特里尔曾写道：“毛泽东看报纸时全神贯注，将其奉为至宝。他买的都是些左翼报纸；媒体是一种信息来源，因为报纸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种崭新的工具。在《湘汉新闻》上，毛泽东看到曾留学日本的一位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其他的文章也大谈社会主义是一种重新组织社会的新思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词。”1912年初湖南创办的一家鼓吹“社会主义”的报纸《湘汉新闻》,不久改名《天声报》《天民报》，仍旧不为军阀容许，被湖南省督军汤芗铭派兵查封。
毛泽东对新闻报纸情有独钟，阅读新闻报纸十分认真，以后成为他一生的习惯。《湘汉新闻》成为毛泽东最早接触社会主义之类学说的媒介。当时他算是一个文化兵，经常发挥所长，帮助不识字的士兵写家信，向大家讲解报纸上的新闻时事。这可以算作毛泽东对士兵传播知识、开展宣传工作的最初练习。从此，他与新闻媒体结下了不解之缘，青年毛泽东的新闻活动也由此开始。当然，这时他主要还是作为新闻媒体的受众、读者而存在。1955年7月，毛泽东同警卫战士谈话时说：“在辛亥革命时期，我当过半年兵，那时不像你们现在，严格得很，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但也学到了不少政治上的学问。”
青年毛泽东不仅重视课堂学习，还特别关注时事，尤其喜欢阅读报纸。这个习惯在长沙师范学校时养成，一直伴随他终生。尽管后来身处艰苦的战争年代，他都想方设法搜寻新闻报纸来读，通过报纸了解时事、分析形势、掌握敌情、帮助决断。24岁时，毛泽东为新报刊精心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就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他也曾感慨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花了160元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约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1938年上海激流社出版的《国际时人传》，这样反映毛泽东在长沙的新闻阅读特点：“毛泽东平日极爱读报，不论什么地方的报纸，一到他手，从评论、新闻到副刊广告一字不遗的完全阅读。他不但读报，且读杂志，不论何种刊物有无销路，他都像报纸一样阅读。故他自己说，他的学问不是在书本上得来，是在报章刊物上得来的。他这种阅读报章刊物的精神，在求学时代就如此了。”
毛泽东不但喜欢读报，亦喜欢评报，议论风生，纵横捭阖。他在1916年7月25日给萧子升的信中，“皆详述时事”，并对省城出版的《大公报》、《湖南公报》、《时报》的内容进行了直截了当的评述，“《大公报》殊有精神，以仄于篇幅，不能多载新闻”。
毛泽东深受新闻报刊的影响，还可以从他的文风上看出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国文老师曾说他写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自习室有一间阅览室，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几种重要报纸安置在报架上面。看报的学生很多，毛泽东是每天必到的一个，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并注意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同学周世钊回忆说:“他常用饭后、课余和空堂时间去看报。看得特别认真、仔细；有时一张报纸可以看上一点多钟；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载各国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的中文名称，译成英文。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就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第一师范的同学大都称他是‘时事通’。如果有不明了的时事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如果在自习室、运动场找他不见,常常在阅报室可以找到他。晚饭后，星期天，他喜欢和同学们谈时事，他分析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是那么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及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反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之时，同学们的情绪，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
“第一师范的同学大都称他是‘时事通’”，同学的这种评价，不是虚言。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亡华之心不死，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他凿凿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酣睡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毛泽东的这一预言，后来为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历史所证实。
接受新闻专业训练
人们现在已经知道，毛泽东是1918年25岁时才第一次走出偏僻的湖南，去经大风雨，去见大世面。他带领一伙志同道合的青年，长途跋涉到北京后，读到了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其中首先一个是1918年10月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邵飘萍等新闻前辈亲自讲授有关办报的新闻原理及业务知识。
同年10月，毛泽东报名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组织的首期新闻培训班，忙里偷闲地恶补新闻学知识，以求尽快掌握新闻武器，用于探索革命的人生道路。著名新闻人徐宝璜、邵飘萍都是讲课者，徐宝璜主讲新闻理论，邵飘萍主讲新闻应用。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新闻理论和专业知识，邵飘萍所讲的报纸“善用为福”、“滥用为祸”的舆论功能观点，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919年2月，毛泽东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聆听了新闻学研究会会长蔡元培的精彩演说和邵飘萍讲授的《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专业课程，以后他还多次拜访和请教邵飘萍，并得到邵飘萍在经济上的接济。
有幸经历了新闻学研究会的这一段生活，对毛泽东五四运动中创办《湘江评论》是有直接帮助的。他曾到黎锦熙家中商谈办报问题。在北京时，经恩师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北大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月薪八元大洋。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相当称心的，不但有了旅京生活的基本费用，还可以免费阅读到当时各种新出版的时事新闻报刊、书籍。他所负责管理的报纸就有15种之多，还有机会结识一些顶级的名流学者，同北京的有志青年广泛交流。他曾对同学有感而发地说：“革命起于图书馆！”
主编《湘江评论》
五四运动中，毛泽东从自己多年看报读刊获益甚多的新闻阅读经验和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得出一个结论：要扩大革命宣传，提高群众觉悟，动员青年斗争，必须创办一种时事性的刊物，来推动和指导运动的前进。他建议湖南省学联创办《湘江评论》来担负这一重大责任。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湖南学联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并聘毛泽东担任《湘江评论》周刊主编。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主编报刊，是他革命生涯中新闻工作的开端。毛泽东竭心尽力，紧张筹备，7月14日正式出版了《湘江评论》创刊号，他顺应时代潮流，确定本刊“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在这篇创刊词里，他激动地说：“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还大声呼唤：“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工作实践。《湘江评论》成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革命刊物之一。《湘江评论》的重要文章如《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陈独秀被捕及营救》、《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等，均出自毛泽东之手。他呼唤冲决一切网罗，解放思想；研究各种新思潮，强调“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主张“民众的大联合”；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歌颂俄国十月革命，提出“各国人民要得到解放，唯有步俄国的后尘，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湘江评论》的创刊，为五四青年运动的战斗和呐喊，增添了一种响亮有力的湘音。虽说《湘江评论》是湖南省学联主办的刊物，但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个人包打包唱。他不仅撰稿，还负责编辑、校对，甚至还当推销员，自己上街叫卖。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稿常不能收齐，毛泽东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常事情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去彼来，写稿编刊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和薰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只有旧的蚊帐、被套、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衣裤，也已穿得非常破旧。朋友想借钱给他添置点必要的衣物，都被他谢绝。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撰写发表了长篇战斗檄文《民众的大联合》和国内外大事述评、时事杂感等30多篇，阐述了他对马克思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初步研究的收获，宣传他对世界局势和中国社会革命的认识和主张。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提出，民众的大联合，人民群众的发动，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他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这种联合，在改革或反抗的时候尤为重要。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十月革命都是如此。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所以民众的大联合会有强大的力量。文章充分体现了觉醒的湖南青年对民族力量和精神的无比信赖和自豪。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因由他一人主编兼主笔，文风集中统一，体现了他精通古文又长于白话，擅长记述又擅写评论的风格，观点鲜明，语言生动，笔锋犀利，哲理隽永，洋溢着爱国反帝的深厚情感和无畏无惧的革命精神，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战斗风格，令人深受鼓舞和激励。40多年后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继承和发扬〈湘江评论〉的光荣传统》的文章中指出：“在它的各期本刊和临时增刊中，每一篇评论，每一条新闻，都充分地表现了发动群众打击敌人的战斗性，而《放言》和《杂评》则是一批刺中敌人要害的匕首。读了《湘江评论》，不但能够使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而且能够使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湘江评论》问世后，立即受到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的重视，销路畅通，反响热烈。第一期印2000份，很快售罄，再加印2000份，又一销而空。第二期开始印5000份，覆盖面达湖南各地和武汉、广东、北京、上海、成都。这在1919年的湖南，印刷发行量是相当大的。外界的反响也是很大的。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第1卷第1号即于7月20日评介道：“著论选材，皆极精粹，诚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欲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在北京收读《湘江评论》后，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评价。李大钊看后，认为长沙的《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为深刻的刊物。他于同年12月在《新青年》第19期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短论，采用了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的主张。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办的《每周评论》第36期，还专门在《新书评介》一栏中予以介绍。
文章是著名的胡适所写。胡适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撰文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样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胡适在这里高度评价道：“《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当年风云际会、名满天下的新派教授胡适对青年毛泽东在新闻报刊工作中初试锋芒的器重，确实显示了独到的眼光。北京《晨报》，《又新日报》，上海《时事新报》《新教育》，成都《星期日》，纷纷对《湘江评论》及《民众的大联合》作了评介或转载。《湘江评论》一时声名远播。
湖南的青年学生，中小学教师，社会各界人士，都踊跃地购阅《湘江评论》。许多青年就是从阅读《湘江评论》受到教育而选择革命人生道路的。比如萧劲光和任弼时，就是在《湘江评论》的“巨大的革命影响下”，“开始了革命的觉悟”。郭亮是从反动派查抄的“禁书”中偷看了《湘江评论》后，被它吸引而发生革命的兴趣，走上青年运动的。夏明翰在衡阳读到《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写的痛快淋漓的革命文章后，在何叔衡的指点下，同自己的封建家庭决裂，逃到长沙去，跟随毛泽东参加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工作。
《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查封后，毛泽东又接手办起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的《新湖南》周刊，任总编辑，主编了该刊第7号至12号。毛泽东写的“刷新宣言”确定该刊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言明“什么都可以牺牲，唯宗旨绝对不能牺牲！”第7号以后的《新湖南》成为《湘江评论》的“化身”和精神继承者。它宣传社会主义，抨击反动军阀张敬尧的祸湘虐政，后又被张敬尧查封。而战斗正未有穷期，不屈不挠的毛泽东利用《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继续发表文章，用锋利如刃的手中之笔同军阀的统治作斗争，唤起湖南人民的觉悟和勇气。
同时，毛泽东组建了学生周刊联合会，其中包括有《湘江评论》《新湖南》《女界钟》《甲工周刊》《岳云周刊》《体育周刊》《长郡周刊》《励进周刊》。毛泽东还被聘为湖南《大公报》的馆外撰述员。当时长沙被称为“周刊的世界”，进步的革命的新闻宣传，成为鼓舞大众的战鼓和号角。（待续）
（责编 任志）
1911年10月10日，震撼全国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湖南革命党人和新军首先响应。社会各界群情鼎沸，青年学生纷纷拥护、赞同和欢呼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统治。徐特立先生在长沙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意在唤醒民众，这给了毛泽东以“革命的第一个感性认识”。
正在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的青年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新闻报纸，顿感耳目一新，精神为之振奋。毛泽东最早看到的新闻报纸，就是中国同盟会会员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民立报》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激烈抨击清政府，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毛泽东从这份竖排版的新闻报纸上看到了革命党人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报道。据他回忆：“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内容。”由于受到鼓舞，毛泽东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贴在校门口墙壁上，“第一次发表政见”，主张新政府应由维新派和革命派组成，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锐利的新闻武器，使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革命文字对于宣传国事、鼓舞民心的重要作用。从此，他对学习和掌握新闻武器，滋长了内心的冲动。
毛泽东认为，对于武昌起义这场推翻帝制的革命，任何一个青年都不应该袖手旁观，而必须奋身参加，投笔从戎，加入革命军，拿起真枪实弹，向腐败的清朝统治开火。当长沙革命军举起义旗宣告反清之后，毛泽东毅然报名参军，成为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
进入新军后，毛泽东每月有七块银元的军饷，除去三元用于伙食之外，余款全部用来订阅报刊、购买书籍，从阅读新闻报纸当中去了解时事政治。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特里尔曾写道：“毛泽东看报纸时全神贯注，将其奉为至宝。他买的都是些左翼报纸；媒体是一种信息来源，因为报纸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种崭新的工具。在《湘汉新闻》上，毛泽东看到曾留学日本的一位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其他的文章也大谈社会主义是一种重新组织社会的新思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词。”1912年初湖南创办的一家鼓吹“社会主义”的报纸《湘汉新闻》,不久改名《天声报》《天民报》，仍旧不为军阀容许，被湖南省督军汤芗铭派兵查封。
毛泽东对新闻报纸情有独钟，阅读新闻报纸十分认真，以后成为他一生的习惯。《湘汉新闻》成为毛泽东最早接触社会主义之类学说的媒介。当时他算是一个文化兵，经常发挥所长，帮助不识字的士兵写家信，向大家讲解报纸上的新闻时事。这可以算作毛泽东对士兵传播知识、开展宣传工作的最初练习。从此，他与新闻媒体结下了不解之缘，青年毛泽东的新闻活动也由此开始。当然，这时他主要还是作为新闻媒体的受众、读者而存在。1955年7月，毛泽东同警卫战士谈话时说：“在辛亥革命时期，我当过半年兵，那时不像你们现在，严格得很，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但也学到了不少政治上的学问。”
青年毛泽东不仅重视课堂学习，还特别关注时事，尤其喜欢阅读报纸。这个习惯在长沙师范学校时养成，一直伴随他终生。尽管后来身处艰苦的战争年代，他都想方设法搜寻新闻报纸来读，通过报纸了解时事、分析形势、掌握敌情、帮助决断。24岁时，毛泽东为新报刊精心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就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他也曾感慨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花了160元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约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1938年上海激流社出版的《国际时人传》，这样反映毛泽东在长沙的新闻阅读特点：“毛泽东平日极爱读报，不论什么地方的报纸，一到他手，从评论、新闻到副刊广告一字不遗的完全阅读。他不但读报，且读杂志，不论何种刊物有无销路，他都像报纸一样阅读。故他自己说，他的学问不是在书本上得来，是在报章刊物上得来的。他这种阅读报章刊物的精神，在求学时代就如此了。”
毛泽东不但喜欢读报，亦喜欢评报，议论风生，纵横捭阖。他在1916年7月25日给萧子升的信中，“皆详述时事”，并对省城出版的《大公报》、《湖南公报》、《时报》的内容进行了直截了当的评述，“《大公报》殊有精神，以仄于篇幅，不能多载新闻”。
毛泽东深受新闻报刊的影响，还可以从他的文风上看出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国文老师曾说他写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自习室有一间阅览室，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几种重要报纸安置在报架上面。看报的学生很多，毛泽东是每天必到的一个，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并注意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同学周世钊回忆说:“他常用饭后、课余和空堂时间去看报。看得特别认真、仔细；有时一张报纸可以看上一点多钟；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载各国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的中文名称，译成英文。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就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第一师范的同学大都称他是‘时事通’。如果有不明了的时事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如果在自习室、运动场找他不见,常常在阅报室可以找到他。晚饭后，星期天，他喜欢和同学们谈时事，他分析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是那么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及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反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之时，同学们的情绪，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
“第一师范的同学大都称他是‘时事通’”，同学的这种评价，不是虚言。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亡华之心不死，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他凿凿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酣睡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毛泽东的这一预言，后来为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历史所证实。
接受新闻专业训练
人们现在已经知道，毛泽东是1918年25岁时才第一次走出偏僻的湖南，去经大风雨，去见大世面。他带领一伙志同道合的青年，长途跋涉到北京后，读到了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其中首先一个是1918年10月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邵飘萍等新闻前辈亲自讲授有关办报的新闻原理及业务知识。
同年10月，毛泽东报名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组织的首期新闻培训班，忙里偷闲地恶补新闻学知识，以求尽快掌握新闻武器，用于探索革命的人生道路。著名新闻人徐宝璜、邵飘萍都是讲课者，徐宝璜主讲新闻理论，邵飘萍主讲新闻应用。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新闻理论和专业知识，邵飘萍所讲的报纸“善用为福”、“滥用为祸”的舆论功能观点，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919年2月，毛泽东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聆听了新闻学研究会会长蔡元培的精彩演说和邵飘萍讲授的《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专业课程，以后他还多次拜访和请教邵飘萍，并得到邵飘萍在经济上的接济。
有幸经历了新闻学研究会的这一段生活，对毛泽东五四运动中创办《湘江评论》是有直接帮助的。他曾到黎锦熙家中商谈办报问题。在北京时，经恩师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北大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月薪八元大洋。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相当称心的，不但有了旅京生活的基本费用，还可以免费阅读到当时各种新出版的时事新闻报刊、书籍。他所负责管理的报纸就有15种之多，还有机会结识一些顶级的名流学者，同北京的有志青年广泛交流。他曾对同学有感而发地说：“革命起于图书馆！”
主编《湘江评论》
五四运动中，毛泽东从自己多年看报读刊获益甚多的新闻阅读经验和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得出一个结论：要扩大革命宣传，提高群众觉悟，动员青年斗争，必须创办一种时事性的刊物，来推动和指导运动的前进。他建议湖南省学联创办《湘江评论》来担负这一重大责任。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湖南学联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并聘毛泽东担任《湘江评论》周刊主编。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主编报刊，是他革命生涯中新闻工作的开端。毛泽东竭心尽力，紧张筹备，7月14日正式出版了《湘江评论》创刊号，他顺应时代潮流，确定本刊“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在这篇创刊词里，他激动地说：“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还大声呼唤：“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工作实践。《湘江评论》成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革命刊物之一。《湘江评论》的重要文章如《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陈独秀被捕及营救》、《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等，均出自毛泽东之手。他呼唤冲决一切网罗，解放思想；研究各种新思潮，强调“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主张“民众的大联合”；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歌颂俄国十月革命，提出“各国人民要得到解放，唯有步俄国的后尘，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湘江评论》的创刊，为五四青年运动的战斗和呐喊，增添了一种响亮有力的湘音。虽说《湘江评论》是湖南省学联主办的刊物，但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个人包打包唱。他不仅撰稿，还负责编辑、校对，甚至还当推销员，自己上街叫卖。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稿常不能收齐，毛泽东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常事情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去彼来，写稿编刊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和薰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只有旧的蚊帐、被套、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衣裤，也已穿得非常破旧。朋友想借钱给他添置点必要的衣物，都被他谢绝。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撰写发表了长篇战斗檄文《民众的大联合》和国内外大事述评、时事杂感等30多篇，阐述了他对马克思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初步研究的收获，宣传他对世界局势和中国社会革命的认识和主张。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提出，民众的大联合，人民群众的发动，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他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这种联合，在改革或反抗的时候尤为重要。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十月革命都是如此。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所以民众的大联合会有强大的力量。文章充分体现了觉醒的湖南青年对民族力量和精神的无比信赖和自豪。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因由他一人主编兼主笔，文风集中统一，体现了他精通古文又长于白话，擅长记述又擅写评论的风格，观点鲜明，语言生动，笔锋犀利，哲理隽永，洋溢着爱国反帝的深厚情感和无畏无惧的革命精神，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战斗风格，令人深受鼓舞和激励。40多年后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继承和发扬〈湘江评论〉的光荣传统》的文章中指出：“在它的各期本刊和临时增刊中，每一篇评论，每一条新闻，都充分地表现了发动群众打击敌人的战斗性，而《放言》和《杂评》则是一批刺中敌人要害的匕首。读了《湘江评论》，不但能够使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而且能够使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湘江评论》问世后，立即受到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的重视，销路畅通，反响热烈。第一期印2000份，很快售罄，再加印2000份，又一销而空。第二期开始印5000份，覆盖面达湖南各地和武汉、广东、北京、上海、成都。这在1919年的湖南，印刷发行量是相当大的。外界的反响也是很大的。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第1卷第1号即于7月20日评介道：“著论选材，皆极精粹，诚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欲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在北京收读《湘江评论》后，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评价。李大钊看后，认为长沙的《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为深刻的刊物。他于同年12月在《新青年》第19期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短论，采用了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的主张。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办的《每周评论》第36期，还专门在《新书评介》一栏中予以介绍。
文章是著名的胡适所写。胡适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撰文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样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胡适在这里高度评价道：“《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当年风云际会、名满天下的新派教授胡适对青年毛泽东在新闻报刊工作中初试锋芒的器重，确实显示了独到的眼光。北京《晨报》，《又新日报》，上海《时事新报》《新教育》，成都《星期日》，纷纷对《湘江评论》及《民众的大联合》作了评介或转载。《湘江评论》一时声名远播。
湖南的青年学生，中小学教师，社会各界人士，都踊跃地购阅《湘江评论》。许多青年就是从阅读《湘江评论》受到教育而选择革命人生道路的。比如萧劲光和任弼时，就是在《湘江评论》的“巨大的革命影响下”，“开始了革命的觉悟”。郭亮是从反动派查抄的“禁书”中偷看了《湘江评论》后，被它吸引而发生革命的兴趣，走上青年运动的。夏明翰在衡阳读到《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写的痛快淋漓的革命文章后，在何叔衡的指点下，同自己的封建家庭决裂，逃到长沙去，跟随毛泽东参加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工作。
《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查封后，毛泽东又接手办起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的《新湖南》周刊，任总编辑，主编了该刊第7号至12号。毛泽东写的“刷新宣言”确定该刊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言明“什么都可以牺牲，唯宗旨绝对不能牺牲！”第7号以后的《新湖南》成为《湘江评论》的“化身”和精神继承者。它宣传社会主义，抨击反动军阀张敬尧的祸湘虐政，后又被张敬尧查封。而战斗正未有穷期，不屈不挠的毛泽东利用《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继续发表文章，用锋利如刃的手中之笔同军阀的统治作斗争，唤起湖南人民的觉悟和勇气。
同时，毛泽东组建了学生周刊联合会，其中包括有《湘江评论》《新湖南》《女界钟》《甲工周刊》《岳云周刊》《体育周刊》《长郡周刊》《励进周刊》。毛泽东还被聘为湖南《大公报》的馆外撰述员。当时长沙被称为“周刊的世界”，进步的革命的新闻宣传，成为鼓舞大众的战鼓和号角。（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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