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一批批中国历史学者奔赴美国学习。时光荏苒，当初青涩的留学生大多已在学术上打开一片天地。功成名就的背后，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甘苦。
　　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31位当初在美国立身扎根的学者们或叙或议，讲述那一代在美国的中国历史人的种种经历。这部回忆录集的作者们虽然个人经历千差万别、研究方向迥异，但让笔者印象深刻共鸣阵阵的是感怀恩师的那些篇章。这些学者每每谈起当年导师对自己的扶助与关怀，感激、感动、感慨之情扑面而来。
　　最早赴美学习历史的中国学者之一巫鸿教授，谈到其初到美国时，仍保留着在国内的“串门”习惯，拜访其导师“往往敲敲门就走进张先生的办公室”。而老师也每次都是和颜悦色地接待他，并未告诉他，按照美国的“规矩”，找教授谈话是需要预约的。读到此处，笔者不禁感慨老师的宽容与对学生的爱护。若张先生一开始便“严守规矩”，维持“师道尊严”，难免给人以高高在上的威严并加重异国感，又何来之后的经常讨论、交流以及伴随于此的学生的成长？笔者大学时的中国法制史老师李柷环女士也曾给我如此感动的瞬间。当时临近考试，我就一个问题短信至李老师请教，却意外地接到老师打给我的电话，因为怕短信说不清楚而在电话中给我解答，在解答之前竟先问我接电话“要不要钱”，老师的细心与爱心由此略见一斑。这么一件小事，让我对李老师感怀至今。
　　北大历史系教授朱孝远先生在本书中说到，赴美留学期间，一天上午他去其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业师卡尔·塞申斯的办公室谈他的论文定稿，两个小时关于论文修改的谈话结束后他才知道，塞申斯先生的母亲在当日清晨离世，但他却依然为了学生的论文准时赴约。此情此景，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被深深地触动。在忍受着至亲辞世之哀的同时，不忘与学生之约，仍悉心辅导学生的论文，这是怎样的一种责任感和对学生的关怀之情啊。本书中还有个挺有趣的细节。朱孝远教授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硕士导师弗里德有一天高兴地告诉朱先生，说另一所大学录取了朱做博士，并且还给了奖学金。但弗里德替朱孝远教授拒绝了这个机会，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最出色的中世纪史专家，朱先生应该跟他好好读上几年”。读到这一幕我不禁哑然失笑。老师对自己学识的自信，连带着对学生前途命运的关心让人动容，而这位老师顽童般有趣的性格也跃然纸上。
　　这些留美学者们不仅在心理上得到了老师极大的关怀，在治学上更是受到了老师们的许多有益教导。俄克拉荷马州立中央大学历史与地理系教授李小兵先生文中提到，初到美国时英语不好，爱德·凡顿教授自愿辅导其英文，帮他修改文字。这一辅导就是七载，李小兵的水平日益见长，受益匪浅。北大长江学者王希教授在丹佛大学上古德弗兰德教授的“社会史研究”课程时，老师要求写一篇实证研究。王希在与老师充分讨论后完成文章，却被古教授原封不动地退回。问后才知他“少了一样东西”——对于统计方法思路受何人启发的说明。而这个问题其实是他们在讨论中早已清楚的东西，但古教授却仍依其严谨的学术研究作风，要求王希按照标准的学术规范来完成文章。这一要求深深地影响了王希。日后古教授谈及此，无不骄傲地宣称是她教会了王希“怎样做历史”。由此感到，学术诚实的态度是老师对学生最重要的影响之一。
　　治学严谨之风离不开老师的指导，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一生的。我在新加坡一家律师所实习时，记忆最为深刻的一幕，是一位年届70高龄的律师合伙人，讲述其在本科期间某位老师上课时说的某句让他至今受用的话，以及这位老师在人格上对他的影响时那种飞扬的神情，在给我们讲律师职业道德时仍不忘摆出50年前老师给他讲过的经典例子。把老师比作“灵魂工程师”，这一“土得掉渣”的比喻确实有其深刻的道理。学生时代迷惘的我们，世界观、人生观都在成长发育期，若不是老师们潜移默化言传身教细细雕琢，又哪来的“长大以后”人格健全的你我？
　　一步一步走来，曾经的青春年华渐白了头。但心底最深处的那片柔软的土地里播下的最深的感动尚未被遗忘，相反，这一粒粒恩情的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在漫漫岁月中的不经意间总是被回想起来。尊师重道，治学之始，师恩如山，没齿难忘。这是《在美国发现历史》让我们感动的重要原因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