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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笔者从媒体上遍览新闻，有两篇关于保护环境的报道着实让人既感动又震惊。感动的是，据新华网报道，江苏省仪征市环保局原党组书记侯宜中，为了关停辖区内两家污染严重企业，奔走呼吁四年多，报送调研材料合计数十万字，虽至今未果，但他仍锲而不舍地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表现出一个环保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震惊的是，据人民网报道，云南省环境检测部门检测出阳宗海全湖水体砷浓度超标。尽管相关责任企业数年间实现工业总产值6亿多元，纳税1000多万元，但治理阳宗海水污染需要花费几十亿元，不仅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太不划算，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两岸2.6万人的饮水安全。
俗话说，一滴水能见太阳。两篇报道从侧面折射出我们的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工作任重而道远。据审计署5月22日公告，他们在调查13个环渤海城市水污染防治情况中发现，当地一些污染在排放户仍然排放污染。“十一五”期间计划建设的146座污水处理厂目前仅完成投资的21％。更值得关注的是，受投资拉动影响，一些地区可能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高污染和高能耗项目抬头现象。事实警告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严重影响，从中央到地方在加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决不能放松节能减排工作。这不仅事关我国“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能否如期实现，也关系到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大局。如何在保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和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答案虽然很多，但其中三点，笔者认为应予以重视。
其一，对违法排污企业实施重罚，以增强企业的守法自觉性
现今在环保部门和企业有一种说法，叫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其意何谓?安徽省安庆市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违法排污行为可做注脚。据报道，该公司曾连续多日将未经处理的工业酸性废水排入长江。被发现后，当地环保部门勒令该企业停产整顿，并开出了10万元的行政处罚单。据说这家化工企业是有污水处理设施的，但为了节省运行成本便擅自停运，将生产废水直接排入江中。“不就是10万元吗，小意思，若起用污水处理设施，所花的费用要比这个多的多。”一位知情者感慨道。正是由于这种环境保护“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实，才使得一些企业见利忘义、胆大妄为，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以牺牲环境和群众的身体健康为代价，直接排放污水。
其实，该化工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只是环境污染中的一个缩影。据介绍，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法律法规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定处罚力度较弱，排污收费标准低，对超标排污行为罚款数额不足，对某些严重违法行为的处罚过轻，对恶意违法行为缺少有针对性的处罚手段，造成了企业保护环境“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例如陕西省，据介绍，目前陕西企业环境污染罚款数额，大约是全省维护环境费用的I／8000，对于污染企业的整体赢利数额来说实在太少，几乎是企业赢利的九牛一毛。如果罚款数额不能大幅提高，环境保护问题就很难解决。一位法学专家说得好，处罚额度应该突破上限，只有罚得企业倾家荡产，才能对企业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笔者对此颇有同感，因为只有对违法排污企业实施重罚，变“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为“守法成本低，违法成本高”，才能有效增强企业守法的自觉性。
其二，对地方官员政绩实施“绿色”考核制度，促使他们自觉支持环保
“环保责任沉重，环保部门工作越来越难做了”。这是当今一些基层环保工作者的感受。他们的工作难在哪里?据说，难就难在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不讲科学发展观，忽视环保，只顾经济增长，让环保部门很难作为。例如，在目前全国上下在保增长、扩内需的大背景下，各级环保部门对那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建设项目设置“防火墙”，把不能审批的及需要严格控制的项目，包括“两高一资”和产能过剩项目，看成一条“高压线”，不能碰更不能越线。而在现实中，一些地方的环保“高压线”却不起作用，国家明令淘汰、禁建设、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有的企业依然顶风上马；有的私设暗管偷排漏排的企业仍在我行我素，有的弄虚作假、污染环境的企业受不到应有的处罚。一位基层环保工作者抱怨说：我们虽是环保工作者，但却有三个不敢查，即对开发区不敢查，对重点保护企业不敢查，领导不点头不敢查。
这就不难看出，一些地方的环保工作所以不落实，关键是当地领导不作为，或者说对环保工作不重视。尽管国家已把环境保护上升至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但在他们看来，这重要那重要，抓住经济最重要。因为这与他们的官位升迁有关。据《中国环境报》报道，现在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标准条件，往往与其经济成就等政绩挂钩，而环境保护力度、环境质量改善的情况对他们的仕途则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在一些政府领导看来，一个污染企业的上马，虽然对周围民众的生活及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但却可以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因此他们权衡的结果往往是追求经济增长而放弃环境保护。这就导致一些地方官员把地方经济发展置于首位，作为为官—任的政绩体现。有的甚至把环境监管看作地方改善投资环境的阻碍，使环境部门行政职权的载体或平台出现动摇，乃至完全丧失，形成政绩性“盲区”。
事实充分说明，要使各级地方政府承担起对地方环境质量的重任，应全面推行把地方环境质量考核纳入官员的离职审计考核范围，与经济责任考核并重，并提升考核的透明度、准确性、公信力。一些地方政府的实践证明，建立对地方官员政绩的“绿色”考核制度，有利于打破地方官员短期行为的趋利性，促使他们放弃增加区域环境压力的建设项目，对环境执法予以支持和政策性倾斜。
其三，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实施正确处理，以实现两者发展“并重”，“同步”
“宁可现在做‘恶人’，也绝不能将来做‘历史的罪人”。这是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最近在谈到“两高一资”项目时，所表示的决心。是的，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我国环保部门在对符合环保准入条件的项目开辟“绿色通道”的同时，也设置了“防火墙”，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消耗大的项目建设，坚决杜绝已被淘汰的项目以技术改造、投资拉动等名义恢复生产。
然而，发展是第一要务，保经济增长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怎样做到在保经济增长的同时，让环境保护与其“并重”、“同步”发展?笔者认为环境保护部周生贤部长提出的要处理好“六个关系”，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一是处理好环境与经济的关系，继续推进两者关系实现“并重”、“同步”、“综合”的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二是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制定与基本国情相适应的环保宏观战略体系，三是处理好预防与控制的关系，建立全防全控的防范体系；四是处理好成本与效果的关系，健全高效的环境治理体系；五是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完善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环境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六是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关系，构建完备的环境管理体系。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扩散和蔓延。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丝毫不能放松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把环保产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俗话说，一滴水能见太阳。两篇报道从侧面折射出我们的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工作任重而道远。据审计署5月22日公告，他们在调查13个环渤海城市水污染防治情况中发现，当地一些污染在排放户仍然排放污染。“十一五”期间计划建设的146座污水处理厂目前仅完成投资的21％。更值得关注的是，受投资拉动影响，一些地区可能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高污染和高能耗项目抬头现象。事实警告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严重影响，从中央到地方在加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决不能放松节能减排工作。这不仅事关我国“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能否如期实现，也关系到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大局。如何在保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和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答案虽然很多，但其中三点，笔者认为应予以重视。
其一，对违法排污企业实施重罚，以增强企业的守法自觉性
现今在环保部门和企业有一种说法，叫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其意何谓?安徽省安庆市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违法排污行为可做注脚。据报道，该公司曾连续多日将未经处理的工业酸性废水排入长江。被发现后，当地环保部门勒令该企业停产整顿，并开出了10万元的行政处罚单。据说这家化工企业是有污水处理设施的，但为了节省运行成本便擅自停运，将生产废水直接排入江中。“不就是10万元吗，小意思，若起用污水处理设施，所花的费用要比这个多的多。”一位知情者感慨道。正是由于这种环境保护“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实，才使得一些企业见利忘义、胆大妄为，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以牺牲环境和群众的身体健康为代价，直接排放污水。
其实，该化工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只是环境污染中的一个缩影。据介绍，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法律法规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定处罚力度较弱，排污收费标准低，对超标排污行为罚款数额不足，对某些严重违法行为的处罚过轻，对恶意违法行为缺少有针对性的处罚手段，造成了企业保护环境“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例如陕西省，据介绍，目前陕西企业环境污染罚款数额，大约是全省维护环境费用的I／8000，对于污染企业的整体赢利数额来说实在太少，几乎是企业赢利的九牛一毛。如果罚款数额不能大幅提高，环境保护问题就很难解决。一位法学专家说得好，处罚额度应该突破上限，只有罚得企业倾家荡产，才能对企业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笔者对此颇有同感，因为只有对违法排污企业实施重罚，变“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为“守法成本低，违法成本高”，才能有效增强企业守法的自觉性。
其二，对地方官员政绩实施“绿色”考核制度，促使他们自觉支持环保
“环保责任沉重，环保部门工作越来越难做了”。这是当今一些基层环保工作者的感受。他们的工作难在哪里?据说，难就难在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不讲科学发展观，忽视环保，只顾经济增长，让环保部门很难作为。例如，在目前全国上下在保增长、扩内需的大背景下，各级环保部门对那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建设项目设置“防火墙”，把不能审批的及需要严格控制的项目，包括“两高一资”和产能过剩项目，看成一条“高压线”，不能碰更不能越线。而在现实中，一些地方的环保“高压线”却不起作用，国家明令淘汰、禁建设、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有的企业依然顶风上马；有的私设暗管偷排漏排的企业仍在我行我素，有的弄虚作假、污染环境的企业受不到应有的处罚。一位基层环保工作者抱怨说：我们虽是环保工作者，但却有三个不敢查，即对开发区不敢查，对重点保护企业不敢查，领导不点头不敢查。
这就不难看出，一些地方的环保工作所以不落实，关键是当地领导不作为，或者说对环保工作不重视。尽管国家已把环境保护上升至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但在他们看来，这重要那重要，抓住经济最重要。因为这与他们的官位升迁有关。据《中国环境报》报道，现在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标准条件，往往与其经济成就等政绩挂钩，而环境保护力度、环境质量改善的情况对他们的仕途则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在一些政府领导看来，一个污染企业的上马，虽然对周围民众的生活及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但却可以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因此他们权衡的结果往往是追求经济增长而放弃环境保护。这就导致一些地方官员把地方经济发展置于首位，作为为官—任的政绩体现。有的甚至把环境监管看作地方改善投资环境的阻碍，使环境部门行政职权的载体或平台出现动摇，乃至完全丧失，形成政绩性“盲区”。
事实充分说明，要使各级地方政府承担起对地方环境质量的重任，应全面推行把地方环境质量考核纳入官员的离职审计考核范围，与经济责任考核并重，并提升考核的透明度、准确性、公信力。一些地方政府的实践证明，建立对地方官员政绩的“绿色”考核制度，有利于打破地方官员短期行为的趋利性，促使他们放弃增加区域环境压力的建设项目，对环境执法予以支持和政策性倾斜。
其三，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实施正确处理，以实现两者发展“并重”，“同步”
“宁可现在做‘恶人’，也绝不能将来做‘历史的罪人”。这是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最近在谈到“两高一资”项目时，所表示的决心。是的，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我国环保部门在对符合环保准入条件的项目开辟“绿色通道”的同时，也设置了“防火墙”，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消耗大的项目建设，坚决杜绝已被淘汰的项目以技术改造、投资拉动等名义恢复生产。
然而，发展是第一要务，保经济增长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怎样做到在保经济增长的同时，让环境保护与其“并重”、“同步”发展?笔者认为环境保护部周生贤部长提出的要处理好“六个关系”，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一是处理好环境与经济的关系，继续推进两者关系实现“并重”、“同步”、“综合”的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二是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制定与基本国情相适应的环保宏观战略体系，三是处理好预防与控制的关系，建立全防全控的防范体系；四是处理好成本与效果的关系，健全高效的环境治理体系；五是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完善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环境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六是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关系，构建完备的环境管理体系。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扩散和蔓延。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丝毫不能放松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把环保产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