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个中型的图书馆。“文革”开始，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
　　1967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赫然在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最高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過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瞒过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体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世界。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扑通”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个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软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读，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有时尿急，懒人为了省下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解决，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限制、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的禁书，你从这些书的馆藏印章不难辨出，他们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练。窃书的目标渐渐明晰，窃书的范围正逐步扩展，已经祸及一墙之隔的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距此不算太远的省医学院图书馆等。多年以后，我的一位姓贺的同学积习不改，甚至带着一把铁钳和两个麻袋，闯入省城最大的图书馆的禁区，在那里窃取了据说价值上万美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在自修美术。他的行为败露，被以盗窃罪起诉，获刑一年监外执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位老法官竟对他笑眯眯的，私下里感叹：“我那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啊！”
　　老法官的私语其实是另一种宣判，隐秘的民意宣判。这就是说，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
　　这与后来的情况很不一样。贺某多年后肯定遇到过这种场景：书店里已经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了，各种有关理财、厚黑、权谋、时装、色欲、命相的烂书铺天盖地持续热销，而他当年渴求的经典反而门前冷落。如果他对这种情况大为奇怪，如果他还把经典太当回事（爷们儿当年就是为这个坐了牢），还很可能被当今的购书者们白眼：神经病吧？吃错了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