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惠志短篇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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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踢足球你介意吗
  一
  报到那天我故意迟到了两个多小时,我是慢悠悠地开着助力车,先是去教委办分配的宿舍放行李,再回学校去报到。有相熟的同事说,支教比在市区舒服多了,同事少,教学没压力,放学也早。你去到就懂了。我本来是打算按时报到的,可说好的戴红花专车接送,说没有就没有了,再说我对去支教就不情愿,如此一来,我倒要迟到一时半刻,再做打算了。
  于是我开着助力车,骑行了一个小时,到达镇政府大楼,把车停在篮球场边。三楼四楼是支教老师和特岗老师的宿舍,一个暑假过去了,楼道都积满了板结的灰尘。要穿过一个拉闸铁门,这有点奇怪,谁会好端端在楼道上安个铁门来着。这一路走,拐到尽头才是301,旁边的房间门口放着鞋架,三个字,脏乱差,开着电视的声音从纱窗里传出来。这地方是个合围的大院子,宿舍楼呈现7字形,我们就住在西边,两个架床小单间,配有煤气和灶台、热水器。下面就是临街的商铺,走到阳台就闻到一阵煮螺蛳粉的味道,又辣又香。后来才知道,另一面的隔壁是镇一中。稍微打扫了一番,从窗口看出去,晾着几件女孩子的衣物。便出去透透气,却见一个高大的身影,俯身在303外的栏杆上,踩着背靠背运动鞋的鞋跟,交叉着脚。穿荧光绿色的篮球运动衫,抽着烟,若有所思地看着楼下的篮球场。不过是几株大叶紫薇,没什么好看的。这时,那人准是把脚收回去,发出了声响,他朝我转过身来,吓了我一跳,那人的脸上从额头到鼻梁,一条笔直醒目的伤疤,是刀疤吧,谁懂,他颇不耐烦地转身,关起门。我愣在那里,心想怎么这里住着这样的人,赶紧下楼回学校报到去了。
  二
  校长正在帮学生注册,学生这边交了钱,那边潦潦草草地签字。校长抬头看见我,就说黄老师,来了啊,这里交给你啰。这学期你就教这个五年级。你们,快叫黄老师好。校长银灰的寸头,说话间还有酒气。我说这个钱是……他说,这是饭堂的伙食费。说着就回座位,抱着公文包,眯着眼睛吸烟去了。
  办公室里也就几个人,一大半的座位都还空着。我逐个帮学生注册,暑假作业呢?没有暑假作业……乱说,上学期的杨老师明明布置了……作业呢?没带……老师,他根本没写……写了,我不记得带来了……就在这时,进来一个人,一看,竟然是303栏杆上吸烟的男人。他径自向我走来,我觉得他简直是冲着我来,那些学生都让开了,这流氓好像要来杀死我一样。被他抓住不死也得脱层皮吧。校长说,这是数学老师,安老师。
  啊,我的搭档!——安老师?你好你好……
  他像是没看见我一样,越过两个座位,猛地拉出一把椅子,好像带着一股子开学气似的坐了下去,弄出的声响几乎要把人的骨头震断。
  校长睁开眼睛,说拆楼咩,这大动静。
  安老师也不接话,一阵乱翻。
  这是怎么着,教育局居然还让这样的人来上班。做个人民教师,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了吗?我一边收拾自己的桌面一边思考着。老实说,顺利完成支教任务就好,可别得罪些什么人。差不多十一点,办公室的老师都回来了,校长逐个介绍,一共十二人,刚好是两人带一个班,一个年级就是一个班。不用说,我和安老师一起带五年级。
  下班时间还没到,校长问我,黄,住宿落实了没?
  我说安排好了,行李都搬到镇政府大楼了。
  我带你到镇上走走。就这样,姓邵的校长开着小刀电动车,我开着助力车,一路开过绿油油的田野,往镇上开去。他的电动车开得贼快,乡间的公路七扭八拐的,我只能认真跟上,还不太适应村里的口音。只是嗯嗯、哦哦,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说是个镇子,其实就是一条主干道,斜坡开上去,镇政府就在坡顶上,往右是粉店、摩修店、邮局、网吧,过了停车场就是个菜市场,平时只卖鸡鸭鱼猪,到了圩日,路的两旁摆满了待售的农产品以及各种杂物。邵校长带我在一间米粉店坐下,他解释说,等下还要去什么学校接婆娘,我也听不清楚,接着又说,这是本镇最出名的谷山米粉,烧腩肉色香味俱全,你看看,他拿筷子夹起一块烧腩肉,啧啧……校长,开学啦?校长并不马上应答,回到座位,点上烟才说,下周上课!这烧腩油光可鉴,味道很好,米粉细薄,配上切碎的葱花和薄荷,的确让人胃口大开。
  黄老师,我们这的学生,不比城区的聪明,都是懒懒散散的。也可怜的,大都是留守儿童。不过很懂得尊敬老师,你放心好了。我们的校训就是涓涓细流,涌泉相报。学生要知足,要感恩……
  我吞吞吐吐地问他这个安老师,怎么像个流氓。
  邵校长说他没什么的,一准是输了钱了。没事的,烧一阵就没事了。不过你可别学他。
  …………
  別学他,跟人打架呀。
  额头上的伤疤吗?
  抢山头的地,发生纠纷,动手打起来的。不过也有说是替人收钱,被人砍的。这最好不要多问……校长嗍完最后一根米粉,说我要去接婆娘了,下次再替你接风,欢迎你到瓦特镇来支教。
  三
  此后是上课,课程设置和城区是一样的。两个老师,我教语文、书法、法制与道德。安老师任班主任,教数学、体育。英语是杨老师,负责三到六年级的英语教学。所以课时基本相当于两个老师包班了。这个安老师,迟到早退不在话下,大部分时候,开一辆白色轿车。只要看到车不在操场,就说明安老师不知道又跑哪里去了。我听说教委办上面的人也不敢拿他怎么办。虽然住得近,见面不多,我初时以为有电视声传出来那屋子是他的,后来才知道是副教导主任的。而他是自己一个人住,老婆孩子在广东。
  那头上的伤疤,每每看见,依旧觉得面目狰狞。想想,这一副尊容去收钱,想必也容易很多吧。说不定,也有过这样的场面:多次上门要钱无果之后,那债主特别难缠,数目又大,他半是讥笑半是无赖地说,你别来了,再来我也是没有钱的。你让我在脸上砍一刀,钱你拿走。安老师这个时候并不是在课堂上的老师,而是一个替人收钱的人,他拿起桌面上的菜刀,缓缓地在脸上一刀割下去,血跟着刀刃往下走,滴在了瓷白的瓷砖上。安老师满脸的血,他伸出干干净净的手,上面一滴血也没有,把钱拿到手。   这学校新建了教学楼和操场,坐落在山脚。那山是个小山坡,却有个好听的名字。从教学楼往山上去,有一条小路,依次是菜地、三四户村民、猪舍、枇杷树等,一直到竹林下,有一凉亭,亭子外是村村通公路,旁边一座破落小庙,供着的大概是土地爷之类的神仙吧。每周一放学前,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打扫卫生,一路烟尘滚滚,直升上高空,引来住户的叫骂,狗也跟着主人叫,那些学生更欢了。最后把扫出来的杂物、树枝落叶堆成一堆,安老师掏出打火机来点火。这时候,学生们闹过了,也累了,都安安静静地看着火苗从扭捏的浓烟里慢慢长出来,一个个都愣在那里,扫把垃圾铲胡乱丢在亭子中。仿佛连猪场里的猪也不叫嚷了。
  安老师说,拿工具,回去。他这样说话间,我感覺他额头的伤疤更明显了,在熠熠的火光中,像一条蜈蚣。一说话,蜈蚣就动起来。学生们回去,我正想走,安老师的声音拉住了我。黄老师,来我们这还习惯吗?我说习惯啊。抽烟吗?他点上一根,又问我。我本来是不抽烟的,这时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接过他的红塔山,一起抽完烟,看着火烧尽,才回去了。
  校长说得没错,这些学生懒懒散散,但要说尊敬老师,那保准是因为他是校长。课堂上,是乱糟糟一片,出位、打架、骂人都是家常便饭,办公室里时常有被罚站教育的对象。幸亏班级的人数不多,每个年级三十人上下。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大声责骂的多是女教师,心想要是安老师,不得一巴掌过去。谁知道他的课堂居然和风细雨,课后和学生说话,虽然语调并不抑扬顿挫,学生却肯听,反正讲什么听什么。这样过了半个月,我注意到课堂上,坐在第一组最后一位的男同学,基本上就是在睡觉,别人都是在吵闹,他却永远是事不关己。人长得瘦长瘦长,学生说,他家住得远,要走很远的路来上学,起得早,犯困。我开始不知情,就点他起来提问,瓦小迪,你来给我们背诵第三课《宿建德江》……不会吗……那你背诵一首你会的古诗……我的提问挥发在空气中,一问三不知,他歪着身子,嘴角还在流口水,伸出手擦一擦,半边脸有个红色的印痕,好像个流放的犯人一样。同学们大笑,如此这般,我脸上挂不住,叫他到办公室,罚他背书。
  他人是真的又瘦又黑。穿一件满是污渍的黄色圆领T恤,因为旧了的缘故吧,差不多要变成灰褐色了。我说,你就在这背书,不给下课了。他看了看窗外伸出的脑袋,慢悠悠地说了一句:我的妈妈不要我了……
  什么?
  他重复了一次,我的妈妈不要我了。
  我说你学习一点都不认真,妈妈肯定不要你啊,你好好学习,才是妈妈的好孩子。
  外面的脑袋又出现了,有人说,是真的,他的妈妈不要他了。
  去去去,我挥手把他们赶跑了。
  要真是妈妈不要你,你应该哭啊,你又不哭,你就知道睡觉。
  我的妈妈不要我了,他这次说得很委屈。简直拿他没办法,一挥手,他马上风也似的溜出去了。这时候新建的操场上是学生们快活的大课间时间。
  我也出去透透气,有时候,也跟他们在篮球场上打打篮球,踢两脚足球。现在时兴踢足球,足球小将俱乐部送了人工草皮给学校,就铺在篮球场边,城区正准备组织小学生五人制足球比赛。放学后,学生们就在球场上训练。我也被校长派上了任务。不知怎么的,他居然知道我会踢足球,因此,我和安老师两人就自动变成足球教练,我负责协助安老师,放学后组织学生训练。学生以五六年级为主,除去女生和对足球不感兴趣的学生,最后选出了五年级瓦小迪、梅小东、唐永、卢波等六个人,六年级也选出了六个人,这群人里面,技术最好的是梅小东。周末在市区参加足球训练。我去年参加了市足协的培训,拿到了二级裁判证书。上面又送来了各种体育器械,足球、小球门、乒乓球台、跳绳、球拍等,把体育室塞得满满当当。校长说,上级这么关怀我们,一定要在比赛里赛出精神,拿到名次。
  四
  因为有附属幼儿园,我的午餐晚餐都在饭堂解决。如果吃腻了,就回镇上去吃螺蛳粉。开学前得知自己被外派支教,就退掉了租住的房子,每天中午晚上在镇上休息,不用再往返跑。除了正常的教务外,周二的教研活动分布在不同的学校举行,正好饱览乡下的景色。周末,四处走走,也好写生采风,只有参加足球赛的时候我才会去市区。
  每次回宿舍,都要经过那扇铁栅栏门。有时碰见隔壁302刚好回来休息,是个年纪相仿的女老师,聊了片刻,姓周,叫周晴,长得还算漂亮,下巴尖尖的。她是另一所乡镇小学的特岗语文老师,已经是第三年了。星期二那天中午我差点绊倒了,接着听见身后的笑声,是周老师。我说你这人怎么还笑。你中午没吃饱,还想啃泥吗?说完她又哧哧地笑起来。她笑起来还蛮好看,我忍不住也笑了。
  她问我,下午你去教研活动吗?载我一起过去行不行?
  我等她走近来说,不行。
  怎么这样小气的。
  哈哈,除非你请我吃螺蛳粉,我闻到她身上的螺蛳粉味。
  看来你真没吃饱,就知道吃。
  后来,她跟我抱怨说,真讨厌,就坐了一回你的车就被你搞定了。
  我说便宜你了,才一餐螺蛳粉就被你收买了呢。
  安老师如果恰好回来,就会打趣我,黄,你厉害哦,这么快就搞上周老师了。晚上不要那么大动静喂,可怜可怜我这个孤家寡人啊。
  我说听说你老婆在广东。
  他说,是的,正想办法帮她调回来,儿子在那边读书太贵了。一个学期上万块,太吃力了。
  体育课上,安老师和我组装乒乓球台,学生也过来,帮拧螺丝。我问安老师,瓦小迪是怎么回事,在你的课堂也是整天睡觉。他妈妈不要他啦?我又看见他额头上的蜈蚣,没有初时那么狰狞了。学生说,他的妈妈跟来收沙糖橘的老板跑了,不要他了。
  小孩子乱说些什么,那学生嘴巴里还嘟嘟囔囔,朝我做个鬼脸。
  瓦小迪的妈妈,正如传闻的那样,在沙糖橘丰收的那些年,跟着一个湖南长沙的老板跑掉了。也是在那些年,安老师依靠承包的几十亩山头赚了不少钱。谁也说不清楚,他种的沙糖橘怎么就比别人的好,得价钱。后来,他赚的钱又在赌场上进了别人的口袋。后来,瓦小迪再也没见过他妈妈了,只要老师一批评他,他就说一句:我的妈妈不要我了。   安老师原本,是学体育出身,不过学的是篮球专业。那段时间,也跟着我一起,在学习怎么当个教练。每次都是他负责讲解内脚背拨球、外脚背拨球、绕桩过人射门等术语。讲完了,你们看着我,看见没有,你,卢波,你认真看行不行,触球的部位在这里,他指着自己的脚,我们都看着他的脚……你要是触球部位不对,你就控制不好球。你要是踢不好,球就会飞,飞到水沟去了。我就在一边拍抖音,把他们训练的视频放到网上去。
  他还穿着那双背靠背运动鞋,鞋跟都没拉上,这么一拨,球就离开了他的控制,他对自己的操作并不失望,反而哧哧地笑了,就大声说:下面,有请黄教练示范动作要领。你要是碰巧看到我拍的抖音一直在抖,说明我也跟着他们一起笑,我們在球场上每天都很快乐。
  小球员们的训练却不含糊,从热身到绕桩、传球、打门,梅小东和瓦小迪是踢得最好的两个。一个技术好,基本功过硬,瓦小迪,像条泥鳅一样钻来钻去,跑得贼快。要说我们球队的特点,那就是跑不死,小快灵。乡下的孩子,又黑又瘦,体力惊人。如果能够激发他们的毅力,那就更好了。如果碰上下雨天,全队就在电脑上看梅西过人,看C罗罚任意球那坚毅的眼神,看卡纳瓦诺的铁闸防守……
  不久之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外号。主力阵容里,号称“小梅西”的梅小东,“泥鳅”瓦小迪,“牛奶糖”唐永,像糖一样缠着对方的前锋,“冲天炮”卢波,经常打飞机,“章鱼哥”岑日章,负责守门。
  每天四点钟放学,训练到五点半,刚回到301,周晴就过来敲门了,叫我出去吃饭。我一开门,她就说,又踢球,一身臭汗。我说,臭男人不就这样嘛。一把拉她到怀里来,身体顺势把门关上,抱着她亲。她挣脱了,轻轻推开我,说臭男人,真讨厌,快去洗澡。
  晚上周晴过来叫我去镇上吃夜宵,这小地方,倒也开了几家啤酒烧烤摊。据说,过去还有卡拉OK,一部大电视摆在中间,谁想唱就去唱,不唱就播放港台歌。我说不去,晚上看球呢,曼联对切尔西。十一点半,马上开始了。球球球,看球能看饱你呀,真不懂你们男人怎么对足球这么痴迷的。周晴不喜欢我踢足球,我说,嗨,你可别说,这连我妈都搞不清楚。我记得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妈对我说,可能这个年纪就是这样的了,我今天看到一个男孩,和你差不多,就小巷里踢啊踢,不知道累。
  啧啧,你还男孩。你是老男人了吧,还男孩呢你。
  你是大美人行了吧,前面带路。
  我关上门,边说边打开极速体育,等待球赛的开始。在夜晚的微风下,周晴的灰黄色圆点长裙显得妩媚动人。小镇的天空,不像市区,半夜都是彩色的,它是那么安静,那么透明,让人感动。就是在这时候,我告诉了周晴瓦小迪的事情。作为一个女性,她对瓦小迪深表同情,但她指出,一个女人,只要下定决心做某件事情,那就不会后悔了。我说我现在肩负着一个神圣的使命,我要带领孩子们冲出瓦特镇,除此之外,还有陪你吃一顿美好的夜宵。
  五
  实际上,瓦小迪的妈妈走后第二年还寄过一箱螺蛳粉回来。瓦小迪最喜欢吃螺蛳粉了,又香又辣,一边吃一边流口水。
  这箱螺蛳粉被瓦小迪的爸爸扔到了院子里喂鸡,把鸡吓得飞了起来。想了想,他爸爸又走到小院子里,把螺蛳粉拿回家,上面并没有快递地址,事实上,这是淘宝店铺上邮寄过来的。谁会寄一箱螺蛳粉来,肯定是他妈妈。这贱人,以为一箱螺蛳粉就能够让我们原谅她了吗,他对邻居们说,十箱一百箱我们都不会原谅她。瓦小迪吃这一箱螺蛳粉,吃了整整一年多,一个月吃一包,每吃一包,就哭一次。到后来,他甚至不记得妈妈的气味了,他甚至也忘记妈妈的样子了,但是他记得螺蛳粉的味道,螺蛳粉的味道是那么霸道,是那么诱人,他不记得妈妈了,只记得妈妈给他寄来的螺蛳粉。只有螺蛳粉的味道能够让他忘记妈妈的味道,也只有螺蛳粉的味道,能让他记得起妈妈的味道,那么浓烈,那么忧伤。
  在球场上,他是快乐的。其他时间,他总是闷闷不乐。
  有一天放学训练结束后,我对瓦小迪说,你认真训练,说不定你妈妈看见了,会回来。
  他仰起头问我,眼睛恢复了神气:真的吗?
  我反过来问他,你妈妈知道你踢球吗?
  不知道,我妈妈不要我了,她不知道我踢足球。
  我说,那如果你踢好了比赛,上了电视,你妈妈看到了,说不定她一高兴,就坐上动车或者飞机,回来看你,你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真的,上天把你的门关上了,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你每天来回跑着上学,你跑得比别人都快你知道吗,你只要一直跑一直跑,说不定就能追上你妈妈了。
  他相信了我的话,训练的时候踢得更卖力了。
  我把孩子们踢球的视频拍成抖音,上传到网络,这是乡村少年足球的快乐时光。浏览量从几百到几千,点赞的人也不少。说不定,瓦小迪的妈妈真的会在某个茶余饭后,刷刷抖音,看到了我们瓦特镇的足球少年,哪怕她去到天涯海角,她也不可能忘记瓦特镇,忘记瓦特镇还有她的儿子。
  每到放学时间,操场上就是我们此起彼伏的呐喊声,连附近的村民也来给我们加油。不开玩笑地说,连大扫除时候狂吠我们的黑狗黄狗,这个时候都成了我们的粉丝,对我们摇着尾巴。校长说,我们足球队,好好踢,明天给你们加猪肉。第二天午餐,球队真的给队员们加了菜,因为没有饭堂,学生大多是坐在花圃、篮球架上,或者站在乒乓球台边吃饭。这一天,孩子们围着校长,听他发布通知,在下个月举行足球比赛,地点在市振兴小学,冠军队将会代表我们城区参加全市小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希望大家认真训练,获取好名次。
  梅小东的家长捐赠了全队的服装和球袜,我问他们,你们想不想去市区赢得比赛?梅小东第一个说,想,我想拿奖杯,我想赢球。
  每当有人训练拖拖拉拉,就会有人说,还想不想去市区参加比赛啦?
  每当有人一脚把球踢飞,就会有人说,还想不想去市区参加比赛啦?
  每当有人喊苦喊累喊疼,就会有人说,还想不想……不想踢比赛是吧,当然想,我每星期都求我爸带我去市区,他总说要做工,这么辛苦你只知道玩,还不好好读书。听说市区的螺蛳粉,特别好吃。   梅小东说,市区什么都好,不但螺蛳粉好吃,马路都比这里宽五倍,那些车最有礼貌了,远远看见人过马路都会先停下来让人。我初中就要去市区读了,和我训练的还有副市长的儿子,我们可要好了。
  一听到螺蛳粉,瓦小迪就想起了妈妈,想到那箱早就被他吃完了的螺蛳粉,在一旁呜呜地哭了。同学们都知道他是因为螺蛳粉,想妈妈了,纷纷过来安慰他,跟他说对不起,我们不该提螺蛳粉让你伤心的。梅小东说,小迪别难过,等去市区参加比赛,我请你吃螺蛳粉。瓦小迪默默擦干眼泪,捡起球,投入了训练。我默默地拍下了这些镜头,说不定哪天可以用得上。我觉得我不仅要教这些孩子踢足球,我还肩负着一个神圣的使命,希望可以让瓦小迪妈妈看到,让她回心转意。可是这样有用吗?谁会因为一个小男孩喜欢踢足球,就感受到生命的美好,而放弃他,又是一个多么傻的决定。
  六
  星期五训练完,我回去洗澡。刚刚涂上沐浴露,满身的泡泡,正打开花洒,喷出的水一下就断了,像电池突然没电了似的,再也没有水来了。我关掉又打开,左拍拍,右拍拍,还是没有水。我去你的,这洗澡呢,水就没了。这一身的泡沫该怎么办啊,我看看自己,就像一头从浴缸里站起来的恐龙,仰天长啸。同时听见楼里有人喊,怎么又没水啦。
  咚咚咚,有人来敲门。我正在浴室里不知所措。是周晴。
  我这有一桶水给你要不?
  我打开一条门缝,果然是周晴。你来搭救我啦,我说。
  她提着一桶水进来,说道,近来经常没水,我特意囤的。给了你我都没水洗澡了。
  我隔着门板说,要不一起洗。
  不要,你这臭男人。
  你要不来的话,我差点自己尿尿冲冲就算。
  你也囤点水,是政府那帮人断水的,他们还要把铁门锁了。以后我们要从一中的大门出入了。
  怪不得要交相片办出入证。都是公家单位,为什么政府这样对我们?
  这栋宿舍楼,本来是做公务员宿舍的。哎……
  我后来明白了周晴为什么叹气了,她进特岗以后,连续考了三年的公务员都没考上,两次入围面试都被干掉了。她说明年四月,我还要再考,我不想继续在这当老师了。
  在乡下做老师不好吗,又没有成绩压力。
  你看看我们现在被欺负成什么样了,还好?
  果然那扇不知道做什么用的铁栅栏门锁上了,一把永固锁把整层楼截成两个部分。这样我们只能从我宿舍这边的楼梯,从一中的侧门出入了。安老师狠狠地踹了两脚铁门,一边骂娘。我说我们把锁给它砸了吧。安老师连忙摆摆手,这不行啊。砸了再锁,有什么用?说什么他都不干,反倒好像是我劝他干坏事一样了。
  见我不吭声,他又补充说,砸了还不是再锁,干不过这帮人的。等我老婆调动回来再说了。砸锁,没用的。周晴也劝我别冲动。忍一时风平浪静。我不听她的,她有点生气了。我也是,我对这样明显的打压感到气愤,就像有一个不知所以的东西压在我的身上,想要反抗又不知道把拳头往哪里捶去,只好把气都撒在这个铁门和锁上了。趁着入黑时举起铁锤,哐当两下,把锁解决了。那锁擦出几星火花,在黑暗中,格外醒目。其实我也想不到,安老师会屈服于这些小人,居然不敢砸一把不知道是誰锁上的锁头。周晴叹了口气,抱着我说,我再也不想待在这里了。
  那段时间颇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每天佩戴出入证从一中进出。其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连续四天,班上有一个学生没来学校。安老师说,是他爸得了癌症,负担不起医药费,自杀了……这是个可悲的故事。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家访。我还从来没去家访过,想到和这个面目狰狞的搭档一起去家访,我犹豫了一下,想想还是去吧。那学生我记得,平时不太说话,总是望向窗口,说不清楚,他是看竹林还是看天。
  这一天没有安排训练,比赛在周末就要开始了。我坐在他的白色轿车上,心情忐忑。一时忘记要准备些什么,他开车开得很快,飞驰在乡间的路上,车里一股烟与皮质混合的味道令人难以忍受,幸亏车窗是打开的。
  我们到了,是一间普通的小平房。有着一股中药腐败的气味,仿佛已经渗透到了砖块里。也许打开大门和所有的窗,让大风吹上半个月,才会随风飘散吧。一台彩色电视打开着,屏幕上是一个动物世界的节目,雪花点跳动在屏幕上,那学生的妈妈感谢我们来看望他俩,没有眼泪地诉说着事情的经过。她的眼神望向一个角落,半天不动一下。那学生就躲在一张掉漆的木头沙发上,也许,那张沙发就是他父亲生前经常坐在上面的吧,我想。我们没坐多久就出来了,临走的时候,安说,那我们回去了,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他一手伸进裤袋,掏出几百块钱,迅疾地塞到这位母亲的手中,转身就走。
  哎呀,这怎么行呢,怎么行呢……
  安老师大步流星地往外走,一点心意——
  我意料不到,还愣在原地。黄,还愣着干啥,回去训练了。我也逃跑似的出来。外面搭建的竹棚里,一群老人在打扑克,没有人朝我们这边看,直到汽车发动,把那间悲惨的平房抛在了后视镜里。汽车仍旧开得飞快,安还接了个电话,好像是老婆调动工作的事有眉目了。这时候,车速甚至都没有慢下来,目光里有着愤怒,却不显得狰狞了。
  七
  球赛分A、B、C、D四个小组,先是小组单循环,前两名出线,再进行淘汰赛。第一次出外打比赛,孩子们都觉得很新鲜,瓦小迪紧张地搓着手,其他人叽叽喳喳吵个不停。我跟在车上,安老师开他的车出来,他说还要出去办点事。教委办租了一辆中巴车,把镇上参加比赛的小球员们统一带到振兴小学。几个球队穿着统一的服装,好像秋游一样。我打开手机,赶紧拍点素材。
  要说比赛吧,还真不清楚对方球队的实力,只能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了。校长下了军令状,起码小组出线。瓦小迪问,军令状是什么?梅小东说,军令状都不懂,军令状就是将军发布的命令,你到时记得多传球给我,我们一定能赢。
  比赛进行得蛮顺利,依靠梅小东和瓦小迪及全队的努力,居然小组第一出线了,对阵德安镇小、城西小学、民主小学,比分分别是2∶1、2∶0、3∶0。最佳射手梅小东进了三个球,瓦小迪进了一个球,助攻了两个,“冲天炮”进了一个。周末两天连续比赛,对体力的消耗非常大。对于我们这个小快灵的球队来说,体力是最大的优势。能够出线简直是意料之外,这些人回到学校,星期一校会校长站在舞台上表扬之后,个个都像骄傲的公鸡。我当然是很开心的,因为这些素材,日后剪辑成纪录片,基本上足够了,我不仅拍下了梅小东的进球,也拍下了瓦小迪在绿茵场上奔跑的身影。安老师跟我说,这次带队带好了,说不定对他老婆调动回来有帮助呢。所以,星期一训练的时候,他把这帮骄傲的小球员都臭骂了一顿,才赢了三场球就了不起了,下周还有比赛,你们到底想不想继续去振兴小学踢球了。想?……想就给我好好踢。   很快就到了周末,上午的淘汰赛对阵中山小学,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连扳三球。进入到下一轮。下午对阵北环小学,在2∶0的时候,我们就换下了梅小东和瓦小迪,希望他们保存体力。换上的替补球员再度建功,也以3∶0取胜。
  这一次,安老师和我都不淡定了,虽然嘴上没说,心里都想着,只要再赢一场就是冠军了。哪怕只是学区的比赛,毕竟是冠军头衔,还能参加市运会。最后一场面对东道主振兴小学。我们制定了上半场先防守,等对方体力消耗得差不多的时候再放手进攻的战术。果不其然,对方仗着技术出众,又是东道主,其中一个队员就是梅小东说的队友副市长的儿子,据说赛前扬言要对我们上演帽子戏法。他们想一口吃掉我们。奈何我们四个人全力回来防守,正像我们预计的一样,市区的孩子体力很快就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抓住机会,“牛奶糖”拦截下球,传给瓦小迪,瓦小迪高速带球,晃过守门员先进一球。对方久攻不下,反而先失一球,都叉腰泄气。相反我们则越打越有信心,上半场已经进了五个球了。本以为是势均力敌的比赛,没想到他们体能储备差,空有技术。这简直就是穆里尼奥的铁血防守,我和安老师对视了一眼。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简直已经想要上去拥抱我们的球员了,我知道,对方的精神已经被我们击垮了,被打蒙了。安老师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冠军就在眼前,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许掉链子。我们所有人围成一圈,把手伸出来大声鼓劲,加油加油。我问瓦小迪,你累不累,瓦小迪反问我,他妈妈会不会看到他的比赛。我说,你不要有杂念,我们要乘胜追击,全力以赴,才是尊重对手。瓦小迪和其他人都点点头。
  安老师说,你们赢得冠军你们就是名人了,你们会上电视,你们想不想举起奖杯,别告诉我你们不想。我做梦都想呢。还有你,瓦小迪,你赢得冠军你最想做什么?说不定你妈妈真的在电视上看见你的精彩进球,她一定会为你骄傲的。
  就在下半场再进一球,6∶0的时候,安老师的电话响了。他正得意扬扬地接电话,喂表哥……正踢球呢……什么?他仰起头,望向教學楼,表情变得茫然。他点了点头,似乎是在向那栋教学楼点头。他停顿了一下,望着阳光刺眼的天空,仿佛感到头昏目眩。
  安老师请求暂停,他挥手让孩子们回来,并做出了换人的决定。把瓦小迪、梅小东,还有“牛奶糖”都换了下来。我看见他面无表情,那条额头上的蜈蚣,也一动不动。他说,我们是一个球队的,其他替补队员都没机会上场踢球,你们休息一下,让他们去踢。
  我们替补的实力有限,换上的李大嘴、岑小发都是大漏勺,球队很快就开始 丢球了。场下的小队员们都急得直跺脚,眼看比分就要被追上了,当比分变成6∶4的时候,安老师把守门员岑日章都撤换了下来。他大声地呵斥着守门员,说你手受伤了你为什么不说,手痛不能继续比赛了,你下来,让别人上场踢球。他一把拉下守门员,换上了六年级的周桥。场外的观众仿佛又看到了希望,纷纷替东道主呐喊助威。
  梅小东和瓦小迪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小队员们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说为什么我们不防守了,让我们上去,我们不累啊。老师,让我们上去踢吧。场上的队员莫名其妙,就好像突然来到了侏罗纪公园似的无所适从。
  安老师看着场上的局势,铁青着脸说,这场球我们赢不了了。
  瓦小迪大声地问,为什么要输?为什么要输!明明可以——
  啪,我听到清脆的一巴掌,打在了瓦小迪的脸上,观众们的呐喊声是那么整齐响亮,好像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巴掌。因为人们似乎听到这一声响声之后,看到的却是安老师一把抱住了瓦小迪,任凭他在自己的怀里哭泣,一直到比赛结束,定格在6∶7。每个人都是那么垂头丧气,叉着腰。这下所有的力气都用完了。脸上是失望,是不服输的表情。是啊,瓦小迪问得对,为什么要输,明明可以赢的。
  安老师说,大家辛苦了,我请你们吃螺蛳粉。
  听到安老师要请客,队员们好像忘记了刚刚失利的悲痛心情。瓦小迪哭泣濡湿的安的运动衫,像一双古怪的眼睛,盯着每个注意到它的人,似乎在哭,又似乎在笑,印在他的肚皮上。
  八
  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治疗悲伤的良药,除了时间,恐怕就是食物了。正是将近午餐的时间,我们来到振兴小学和市三中之间的云记柳州螺蛳粉店。这是市里面最老牌的两家螺蛳粉之一,闻上去总有一股子臭臭的味道。闻着臭,吃着香。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柳州运过来的,却又结合了本地的口味,改良过了。每到放学时间,排着长龙的人群,只为了吃一碗能够让人汗流浃背的满是红通通的辣椒油的螺蛳粉。多少学生,高中毕业以后,去到天南海北上大学,还会怀念着母校旁边这家闻起来臭臭的螺蛳粉店。
  孩子们鱼贯而入,头发因为出过汗,好像上过发蜡似的。他们好奇地四处张望,似乎在寻找那股奇特的臭味的来源。
  安老师豪爽地说,你们想加什么菜就跟老板说,先每人都加一个鸡蛋。每个人都去加菜了,热气腾腾的操作间冒出的白雾,像一块橡皮涂抹过这些孩子们的身影。安老师问我吃不吃,我不想吃。看着每个人津津有味地嗍着螺蛳粉,大喊好吃,好辣,真的好好吃啊……在这群人当中,瓦小迪没有出声,他默默地吃着螺蛳粉,流下了眼泪。
  安老师站在门外,抽烟,他递了一支给我,我接过来也点上。一阵风吹来,已是深秋天气了,安老师眼睛红红的,说不上是辣的,还是风吹的。安老师别过脸去,骂了一句,他妈的,这烟太呛人了。
  最后一趟班车
  司机老张出了办公楼,目光便落在那车上。白底蓝条纹的黄海大客,停在昔日的灯光球场。周边,是连绵一片的芭蕉林,在风里簌簌作响,风一停,这一曲也就终了。明天,老张要开最后一趟厂车,因此,他看这车的目光,就像是在抚摸一同征战多年出生入死的战马。在这匹战马身上,不知是谁,拿手指写上各种粗俗的言语,有爱也有恨。其实也不是写,是抹掉车体上厚厚的灰尘,近前看,字如立体雕刻,不免使人感到爱恨都是确凿的,然而也是可以借助人力抹掉的。有人说,厂子周围都是芭蕉树,风水不好,怎么会不破产?我父亲可不这样认为,说这不科学,不马列主义,实事求是地说,国家是好的,但执行政策的人,哎,难说。这当儿,他正往厂里的大码头走去,码头风大,纳凉最合适。两株百年大榕树,风吹起来,千军万马猎猎作响,扯着无数绿色的旗帜,摆出一副还能经几番风雨的阵仗。父亲在贴着下岗公告名单的黑板处,碰见阿京叔,便像两条小溪汇合一样,两个人肩并肩往码头走去。   他们坐在码头上,居高临下,把烟点上。厂里的阿姨,从码头往上走,胸脯起伏。父亲说,奶真大。阿京叔说,你儿子还在呢,注意个人语言。他现在还不懂,我父亲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过几年才会懂的。我想说我懂,但我看见阿京叔像是要说什么,嘴巴张开又合上,我就不再说话。
  阿京叔是个音乐天才,一片树叶能吹奏出不同的曲子,好像树叶就是他的笛子,树叶就是他的口琴。各种乐器到了他手上,如鱼得水,全都有了灵性。但这都不算奇妙的,仔细观察吧,就是他的笑容,都荡漾着一种音乐的节拍,好像音阶一样跳动。阿京叔曾经送我一把自制的竹笛,上面刻着几个规整的宋体字:上海乐器厂。又教我贴笛膜,不能太松,松了音色不美,不能太紧,紧了声音没弹性。把笛膜孔边缘湿一湿,食指和拇指往两边轻轻一抹,留一点余地最好。可惜我嘴笨舌拙,只会哆来咪发唆。他又教我拉手风琴,我只觉得抱着个工具箱,浑身不自在。阿京叔只能对我摇摇头,脸上仍然荡漾出他音乐的韵律。有天用平南小刀刻了把木头勃朗宁手枪送我。我便整天举着枪,瞄准隐藏在角落,或者芭蕉林里的敌人。当然这还远远不够,还要到游戏机房里和敌人战斗至口袋弹尽粮绝。我就坐在他们的中间。此刻,他们目视着前方,江的对面就是浔城。
  大江水阔茫茫、激流涌荡,只见一叶小舟,出没风波里。有人半蹲着,把住舵,扁舟震天价响,像是要劈开这无边的波浪。柴油机喷着黑烟,颤抖着向前冲锋,黑烟瞬间被风吹散,拂过那人时,与波涛翻滚,融为一体,一时间形散而神聚。几袋烟的工夫,停舟靠岸,只能远远看见,那人在下游的车排码头上了岸。在阴沉的天空下,老城区一片灰蒙蒙,路上的行人又矮又小又不多,远远看去,好像不是太高兴。这时候,表伯父从杂乱的草丛中走出来,肩膀上挂着抛网,右手提暗红色的塑料桶。看那动作,该是有鱼。我大叫一声表伯父,等他眯起眼睛向上看时,我已飞奔至跟前,替他提了桶。看鱼在逼仄的空间里拥挤扑腾,一片青灰與银光闪动。我说好多鱼啊,走在他前面,替他邀功领赏一般。只听见,抛网的锡坠叮叮叮地响着,听得人心情舒朗。
  父亲喊,老表,明天坐厂车过街去吗?最后一班车。
  去啊,去买线织网。织一张十五米的网。
  我把桶一放,水震动着,荡起一层小小的波纹。两人相顾抽烟,表伯父的线褂露出一括圆弧的胸脯,红通通的,像烧红的铁。说着明天要买六磅的线、八磅的线、十磅的线,怎么怎么搞,我的父亲对这些并不感兴趣,而且他去钓鱼常常不带上我。接着就说到这最后一班车。表伯父说,没什么意思,厂都“破产”了。要不是今天挂了网,也懒得上街了,不如和坤仔去钓鱼啦。对吗,阿坤仔?表伯父望向我。我使劲地点头。明天父亲是要去姑妈家的,说好了,带上我一起。我喜欢的表伯父去,阿京叔也去,我能不去吗。何况这是最后一趟班车,以后就是想坐也坐不上了。
  这最后一趟班车,带我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
  那时父亲下了班,时常带我坐厂车过街去,在姑妈家的田螺粉摊嗍田螺、吃夜宵。白天大人上班,我要上学。到了那些美好的夏夜,昏黄的灯光扫过车窗,一缕缕光芒轻拂着我的脸。厂车开至百货大楼,此处人声鼎沸,正是全城最繁华的地方,灯火通明,喧闹不息。姑妈一家就忙活在这条栽满羊蹄甲的街上,要是四月里,羊蹄甲纷纷扬扬,落在铝制摊案上,落在这条街上,落在了人们的心田里。田螺又香又辣,蒜头香菇丁,陈年的酸笋,熬制好的紫苏假蒌,直扑入游人的肺腑。这期间,两个柳州妹,说着柳州话,啪啦啪啦如连珠炮,边流眼泪边嗍着,噘起嘴把田螺汤呷得咕噜噜响。每当父亲提起这件事,总会说起我,在那个夜晚,我把田螺放桌子上来那么一锤,抖一抖,抖掉打碎的壳和螺掩,直往嘴里送。今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心里只求父亲别再说了,再说就难为情了。
  这天一早,老张就上了车,嘀嘀嘀地鸣了喇叭,恍惚如当年厂车刚买回来那会。车头戴上大红花,十万头电光炮在办公楼前炸出喜庆与希望,一团一团灰蓝色的烟,往天空扩张,拉伸着散去,那爆炸的声响隐约从车间传回,呼应着工人们的欢笑。出奇的是,那天厂长发表讲话,无论他说什么,我竟然都觉得好听。平时看他是神憎鬼厌。八点半,搭车的人陆续过来,笑老张,换了身新衣服,折痕都没平整。那是纪念香港回归的文化衫。老张笑眯眯的,无论大家说什么,皆是客客气气。今天只需要把大家送到目的地,再送回来就行了。就算是姗姗来迟的工友,也带着笑,搁在平时,早开骂了。这最后一趟班车,咱们和和气气地开好它,站好最后一班岗。
  我和我的父亲也算是到得早,我坐在上车左边靠门的位置上。表伯父、阿京叔他们跟我们一排,左边看看,右边又看看,而司机老张从后视镜里把我们一一看在眼里。摸摸屁股底下的皮革坐垫,又摸摸跟前的皮革,仍然是滑不溜秋的,像是头一次坐车那样。我紧握着座椅,我的好朋友阿勇,坐在我后面,一身运动员装扮,眼睛羞涩地看着他的父亲。
  座位都坐满了。空气膨胀,一下子就热了起来,有人喊道,把窗开开,把窗开开,都是汗味。有人就回敬:不是汗味难道还能有酒味不成啊,要想闻酒味,回家自个儿闻去!引擎就在这样的空气中发动,烟尘滚滚。车窗颤动着,那是兴奋的尖叫。车开过厂里的鱼塘边的芭蕉林时,风把芭蕉叶带得偏向一边,绿色的波浪翻滚在我们的身后,工厂渐渐地远去了。
  一开车,就不觉得热了。
  我问阿勇,你怎么穿成这样?
  我爸带我去见体校的郭教练,有机会想让我跟他练。
  我说怪不得你爸的衬衣衣领也挺括括的。
  可不是,我爸说郭教练现在是市里男二号,要我醒目点。
  我眼睛看着他脚上那双洗得干干净净的回力乒乓球鞋。那线条儿是真好看,鞋头是不宽也不窄,看着斯斯文文。
  我说你爸拿着什么?
  我不知道啊,是给教练的。
  有人就问阿勇的父亲,带儿子打比赛去啊?
  他爸说,没,学校刚放假,哪来的比赛。说完看往窗外,不吭声了。手上攥着公文包,公文包也不说话。仿佛是受到阿勇父亲的感染,车里虽然人头攒动,却也不怎么说话。   我们的车开过了浔城水泥厂,水泥厂也停产了。两根灰色大烟囱,不再往天空发射毒气,因而天空显得平静而安详。车开过了东风铸造厂,铁闸大门里两个工人一瘸一拐推着斗车。东风铸造厂里的工人都是残障人士。我父亲说,残疾工人,不用纳税,政策上有优惠。再经过二淡,经过枢纽,经过了许多厂区。每个区域都有它们不同于别处的特点,只有熟悉它们的人,才会了解其中的奥妙之处。班车上了长长的斜坡,便看见两座大桥蛰伏在坡顶两侧,往左是过旱桥往梧州,去往广东方向;往右是过郁江桥,去街上的。旱桥是拱桥,船顺着人工开凿的运河,过了桥,进船闸,可直通珠江三角洲。车在斜坡顶上,显得工人新村的红砖房越发低矮,灰蒙蒙的一片,笼罩在暗淡的天空下面,连植物也是悄无声息,萧索而沉闷。我们的车开上郁江大桥头,面前是一片坦途,我站了起来,往两边张望。每回开到郁江大桥,总能看到许多垂钓的人,无论春夏秋冬。郁江大桥很长,洪水期间,浑浊的江水漂浮着垃圾,浮浮沉沉,江面更显辽阔。似乎桥走完了,江还没过完似的。
  在桥上,我转头去问阿勇,会不会去读体校。在这趟班车上,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可能要去不同的学校了,而我也没能定下来是去一中还是二中。不管怎么说,住校的生活仍然让我憧憬,听说读体校要住校的。
  谁知道呢……
  我听了他的话,像是埋怨地说,不能一起看录像了。
  “看录像”是我们的黑话,意思是偷厂里的白口生铁去卖,卖了打游戏、吃冰棍,再在录像室租一块钱一部的香港片。那生铁一节一节,截面如梯形,能卖六角钱一斤。我们俩互相放风,有时碰上厂里的人,也会挨骂。厂里也有人是这样脾气的,逮上什么都骂,厂长也被骂。
  我想了想说,有公审的话,记得告诉我。
  怎么告诉你?
  我想了想,说写信吧。
  那东西有什么好看的。
  我就喜欢看啊,刺激!
  以前学校组织我们去看人民公审。就在体校的球场,那地方,是个凹进去的篮球场,能容纳很多人。那地方开过各行各业的表彰大会,当然也开过各种犯罪分子的公审大会。公审场面肃穆凛然,看得人心惊肉跳,大气不敢出,偏偏又想往下看。那些人胸前都挂着罪名,白色的纸板上用黑墨写着,哪里人,犯了什么事,判几年。每人戴着手铐,由站成一列的警察押解。有一回,看见一个死刑犯,面无表情,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杀人犯。我很吃惊,以为宣判完直接吃子弹。别人说怎么会,枪毙的人都是拉去靶场打的。我的心怦怦直跳,长松了一口气,可又觉得有点儿遗憾。
  我们俩只管叽里呱啦,车已经把郁江大桥远远地抛在后头,快要到桂南路了。有人下车,说声老张,下午六点是吗?
  老张说对,六点哇。
  记得对面接。
  记得哇。
  车往前刹住,停稳了,有人下车,继续开。再去就是大转盘,大转盘边是客运站,进去是桂贵路。整个浔城,也就是两条主干道,多少年了没变过。我们的车拐进桂南路,过了二农贸市场,就是旧新华书店,过了二中,就是一农贸市场。尽管熟悉得不能更熟悉,坐在车上的感觉仍然是无可替代的。陆续有人到站下车,每个人下车都说一声,记得对面接啊。老张统统回一句,记得哇。
  表伯父在一农贸市场下了车,他要去买鱼线。我和父亲,还有阿京叔则在百货大楼下车。
  阿勇和他爸爸也在百货大楼下了车,他们快步往体校方向走去,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在人群中时隐时现,不知怎的,忽然间想起江心那一叶扁舟来。阿京叔说他要买一包笛膜,笛子在他手里弹了两下,握在手中跟我们告辞了。
  下午见啊。
  下午见……
  我和父亲过了旧市政府去姑妈家。县府街干净而清静,行至尽头,便是北江港务站。姑妈一家住在北江港务站五楼宿舍里,走到四楼,陈年的酸笋味间杂着田螺的泥腥味,蜂窝煤炉呛人的气味,这一切的气味混合在一块往外扩张,给人的嗅觉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楼道堆满杂物。姑妈正在厨房外的走道刷田螺。唰唰唰,唰唰唰。
  姑妈——大姐——,我们几乎同时叫出声来。
  来了啊。姑妈抬起头说,手也没停,继续唰唰唰。地上是点点的水渍,幽幽地泛着光。
  来了。厂里开最后一趟厂车,跟着就过来了。
  我搬张板凳坐下来,手握尖嘴钳,去螺尾巴,咔嚓,一只,咔嚓,又一只。姑媽问我,你爸还去打牌吗?我不吭声。把田螺夹得咔嚓咔嚓响。父亲站在原地,摸出烟,半天也没点上。
  阿坤马上要读初中了。学杂费、伙食费都要开支。想想办法,争取再就业。东家不打打西家,好过打牌啊。
  父亲仍旧不出声。
  过了一会儿,才开口,不打牌做什么。厂都破产了……他的声音在略显昏暗的楼道里,似是在埋怨,却不知是埋怨自己还是埋怨工厂,让他成了下岗工人。
  电焊氧割你样样在行,不怕没事做的。
  我爸不出声。
  还赌吗?
  哪有钱赌……
  十赌九输,别跟阿清老公一样,赌到要斩手指。
  这么严重……我爸也吃了一惊。
  阿清在一农贸外面卖水果。她老公,也就是我表姐夫,出了名声的凶,从来只有他大声说话,想不到那么凶的人要被砍手指。心里像被田螺的汁液抓紧了皮肤似的,绷得紧紧的。钳去了尾巴的田螺,仍旧顽强地在铝盆里伸出触须,前赴后继地爬。
  我姑丈出门买菜去了。午饭就简单对付一下,吃了点南瓜和空心菜我就下楼到空地上玩。水路的运输也不景气,北江港务站濒临倒闭,许多职工都搬离了。宿舍大多租给了外地人,说的都是口音怪异的普通话。江水拍打着岩石,也拍打着轮渡,在轮渡之间撞击出极大的声响。几个苦力奋力背起一麻袋一麻袋的山楂,往码头上输送。我骑在栏杆的铁链上晃荡,抬头看着各层楼道上那些花花绿绿晾晒的衣物。
  下午厂车回程的时间还没到。父亲带我去了趟新华书店。我要买《故事大王》,他在畜牧养殖类书架前流连了很久,把各种牲畜鱼类挨个儿看了个遍。最后从上面抽出一本《白玉蜗牛的养殖与技术利用问答》,如获至宝般攥在手里。书不厚,封面是几只蜗牛在吃着青菜。想必上面的蜗牛就是白玉蜗牛。不过看着是褐色的蜗牛,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叫白玉蜗牛。就问父亲买来干什么。他说你不懂,看过报纸报道,这种白玉蜗牛将来会成为人们的美味佳肴。父亲有点自鸣得意,把书页用手一刮,像阿京叔拉手风琴似的,哗啦哗啦地响。   大家走出百货大楼等着厂车开回来,阿京叔手拿笛子轻轻拍打着,与其说是拍打,不如说是抚摸。表伯父兜里装着鱼线,其他的工友也三三两两说着话。车来了,人们纷纷上车,仍旧坐来时的位置,一上车就热闹起来了。有人问老张去了哪,老张回说去看老伙计,找事做,总不能守着老婆过日子。
  有人说,听说大转盘大塞车,你们知道吗?
  没等人回答,他就自个儿揭开了锅,说是糖厂的职工静坐。副市长许静红都到场了哇。本来车上还挺热闹,七嘴八舌、流言蜚语的,听这么一说,大家的心都收紧了,没人吭声了。
  早上过来时怎么没看见?
  咳咳,可能当时那会儿还没结集呢。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表伯父从袋子里变戏法一样掏出铝制的车轱辘给我,坤仔,给你做钓竿。啊,我梦寐以求的鱼竿!我手指插进车轱辘,打着转转。
  车停了,上来一个。再停,又上来一个,把踏板上的尘埃蹬得跳了起来。车慢悠悠地开着。
  开那么慢,什么时候才能回到?
  老张还真是好脾气地说,最后一趟车,开完就没得开了。
  赶回去吃饭呢!
  得嘞。
  车又停了,上来一个。想知情人问阿勇爸,去体校怎么样了?
  他这会不紧不慢地开口了,似乎人家等着他解说球赛呢,就说还不赖。说我儿子前冲弧圈球不错,就是发球差点。身高不够,技术来凑。老郭说了,左手横拍,应该有前途。
  我小声问阿勇,你教练很老吗?
  他小声回我说,不是,很年轻呢。
  有人说,得哦,为国家培养人才了。
  有人说,说不定以后进国家队,跟孔令辉一样。
  有人说,也不知道是回上一个人的话,还是说给阿勇他爸听的,教练不拿好处,恐怕没那么容易哦……车里就是这样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
  你们不懂,郭教练现在学的是老瓦的打法,前三板技术顶呱呱。
  老瓦是谁?有孔令辉厉害不?
  瓦尔德内尔知道不,乒坛莫扎特!蔡振华时代的大人物,一个人打国乒十几年……今年在曼彻斯特世乒赛,决赛对阵白俄选手萨姆索诺夫,像玩儿一样……
  正说话间,车已经开出了桂南路口,天色暗下来了。车拐了个弯,停在公车站,有个工友要上车,这时出了点事。那工友刚上车,嘶嘶的气压声一响,车门正要关上,连滚带爬撞上来一个男人,大叫一声——张五快开车!一车的人愣了一下,说你谁啊,我们这是选炼厂的厂车……不是公……老张头也不回说,宁,是你吗?怎回事?这个叫宁的人,他喘着气,也不搭话,可能也没力气搭话。快开,狗追来了。众人哄笑,哪有狗。穿衣服的狗。又是一阵大笑。车一下弹出去十几米,往回程的方向开去。这个叫宁的人边喘着气边对众人表示歉意,说我认得你们厂的车……就……,有人认出来了,说我见过你,老张家的亲戚,上回来过我们厂,扛了一包糖厂的蔗糖来卖,我还买了两斤。是啊,幸好车停了,不然狗就要追上来了。大家凑近来问咋回事,才发现他手指流着血。就有人说,你手流血了。他往车尾看了一眼,眼神是游离的,说皮外伤。停顿了一下就一五一十地说起来,我们今天去大转盘静坐了。
  后来呢?有人问。
  他继续说,本来我们今天是在工会开会的,破产的补偿金太低了。做几十年了,说遣散就遣散。不知是谁说,补偿金那么低,肯定是市里的贪官造成的,大家都很气愤,都不开会了,要去市政府静坐。我们的队伍从厂里浩浩荡荡地走出来,过了电影院,过了学校,走到糖厂路中段的时候,不知是谁又说,去市政府威力不够,我们去拦公路。我們就去拦公路……
  怪不得,我今天听说了你们厂的事,一个工友说。在昏暗中,能听见他颤抖的声音。
  我们后来就在大转盘静坐。坐了一天,口干舌燥,副市长来喊话,叫我们回家。我们也想回,但什么交代都没有,怎么回呢,白白坐一天,又饿又累。
  不知是谁,在昏暗中递给他面包,他也不客气,接过来默默地吃着。才见他穿着猪肝色的橡胶凉鞋,脚指上都是泥。我也觉得我的脚指在出汗,黏糊糊的。
  他说着说着,面孔上影影绰绰,原来是街灯亮了。一个人说,一车人在听,不时地有人叹气,我才发现叹气也会传染。众人都唏嘘不已。
  我好像听见有歌声在车厢里小声地逡巡着,似乎是在请求人们的同意,加入到这最后的一趟班车中来。郊区的路灯昏昏沉沉,蒙着一层不可逃避的灰尘。地平线上的树比天空更黑了。
  快要到郁江大桥了。
  路灯点亮了这座横亘在郁江之上的大桥。郊外的田野沉寂无声,仿佛凝固了一般。宽阔的河床承载着黑沉沉的江水,如梯形的生铁,被灌注到自然的秩序里。在黑暗中,这无边的秩序延伸到远方,带去我们的消息,打着星星的灯火急速夜行,马不停蹄地穿州过府,却因为胸中的块垒沉重而凝滞在夜幕中,远远落后。郁江上汹涌的波涛,被照亮,被笼罩,瞬息间沉到水面之下,回归无边的黑暗。车厢里,谁也不说话,车砰的一下,在路和桥细小的落差里跳上了桥,凉爽的风穿过了我们。江水仿佛在上涨,万千条鱼出没在风波里,我的血管里也有鱼在跳,它惊惶不安地穿梭在我身体的河流里。我似乎感受到与年龄并不相符的重量,江水吸引着我,不知怎么地,笛声打破了这种凝重的感觉,试探似的拨开波浪,要往前走去,接着旋律成型,节奏如河流。夜晚的光线烘托着它,有一点轻柔,却始终让人心里发紧。但我们很快知道了这是什么歌,笛声照亮了人们紧绷着的脸,我们开始跟着小声地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歌声渐渐会合起来了,越过了郁江大桥,爬上了高冈上,在整个葛洲坝的上空回荡。我看见宁也在唱着,唱得那么专注,那么深沉。班车在奔驰,桥上的灯光掠过他们的脸庞,在阿京叔笛声的伴奏下,他们的歌声笼罩着一层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光辉。这光辉脆弱,却无疑曾经存在。大地沉默着,工地的灯光暖和了空气中的冷漠,有什么东西正在心里融化。我们唱着歌,飞奔回厂里,下了车,每个人彼此握手,互相拥抱。但是没人想开口说话,就用拥抱和握手来表达那种无言的感激吧。那个白天里在大转盘和工友们一起静坐的糖厂工人阿宁,他握着每个人的手,也紧紧地握过我手,脸上闪着晶莹的泪花。
  阿勇终于去了体校读书,我们甚至一个月都不会见上一面,更不要说一起看录像了。那个暑假里,我用表伯父买给我的车轱辘做了鱼竿,钓了一条两斤多重的鲶鱼,最后卖给了饭店。至于我的父亲,他按照报纸上的地址邮购了五只白玉蜗牛。每到夜晚,白玉蜗牛撕咬着青菜,在木箱里爬出了一条条闪闪发亮彼此交叉的道路。没过多久,五只白玉蜗牛变成四只,变成三只,变成两只……我的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在满是灰尘的道路上骑得飞快。
  【徐惠志,1984年生于广西桂平。中文系毕业,自行车诗群成员。有诗歌、小说发表于《诗歌月刊》《广西文学》《红豆》《中国诗歌》《广西现代诗选》《广西诗歌地理》。绘画作品入选第二届中国插图艺术展、IWS国际水彩画展等各级展览并有获奖,有作品见藏于机构及个人。】
  责任编辑   李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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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抵达子藏岛的时候,天还没有黑。秋末冬初的海滩上,海风像被冰镇过,倏忽间就吹透了半旧的红色毛衣,直吹到人身体的深处去。此刻,太阳正在下沉,橘红色的火焰毫无保留地泼洒在海面上。马超站在我身后的一块锈满贝壳的礁石上,满脸倦容。  子藏岛上的陆地还算开阔,环岛一圈生长着密匝匝的低矮松树,眼前是无边无际的海水,淡红色的海面此刻格外宁静,泛着太阳金光的波浪,浑浊地一次次喧腾而来,又一次次奔涌而去。我把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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